鲁大东丨从西周青铜器铭文范铸中的“书范说”看金文的书写性——以《史墙盘》为例

从西周青铜器铭文范铸中的“书范说”看金文的书写性

——以《史墙盘》为例

青铜器铭文，是讨论和学习商周时期书法风格的主要资料，然而，由于中间经过了比较复杂的制范浇铸工艺，最终呈现的形态与最初书写原貌一定会产生距离。[1]

阮元（1764—1849）在《散氏敦铭拓本跋》中，推测了铭文铸刻的四种方法： 

余所见钟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盖有四焉：一则刻字于木，范为阴文，以泥抑之成阳文，然后以铜铸之成阴文矣。一则调极细泥以笔书于土范之上，一次书之不高，则俟其燥而再加书之以成阳文，以铜铸之，成阴文矣。三则刻土范为阴文，以铜铸之成阳文矣。四则铸铜成后，凿为篆铭，汉时铜印有凿刻者用此法，亦阴文也。[2]

后世学者讨论的西周时期较长篇幅铭文的制作方法，主要与前两种推想有关。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出土[3]，对铭文范（芯）铸造工序的复原也越来越详细，讨论的焦点，还是铭文芯的“模制法”与“范制法”之争[4]。

所谓“模制法”，即先在模上用工具刻画出阴文铭文，待干燥后翻到范上制成镜像阳文铭文范，再嵌入内芯，合范浇注形成阴文铭文。这种观点早期代表有石璋如[5]、巴纳（Noel Barnard）[6]、郭宝钧[7]、林巳奈夫[8]和松丸道雄等。然而西周长篇铭文如《史墙盘》，是随形铸造的，使用“嵌入法”会造成翻模困难，为此松丸道雄假设了使用柔软皮模作为翻制铭文的中间步骤的设想[9]，当代学者也提出了铭模活块翻制[10]，芯盒翻制[11]，甚至“假内范”“假外范”翻制的方法[12]。

青铜器铭文铸造的工序图

 “范制法”，就是在芯上用泥条直接制作凸起的反书阳文，这种“芯塑”[13]工艺也有多种意见，如“泥条制字贴范法”[14]“泥片减地法”[15]“挤泥条法”[16]“泥条堆塑法”[17]等。

石安瑞（Ondřej Škrabal）甚至假想复原了青铜器铭文铸造的工序[18]。阮元的第二种推測“细泥书范法”，或者可称之为“写塑法”，从一开始就被否定[19]，只有谭德睿认为其“类似于贴泥片法，也可能存在”[20]。

值得提出的是，周原博物馆青铜范铸工艺研究所在一直使用泥条铸铭工艺复原青铜器[21]的同时，听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者建议，试验了“细泥书范法”，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种方法在青铜器上会留下如下特征：铭文深度一致，但笔画之间会有上下交叠现象；笔画侧壁可能有倒斜度；铭文面与器物面在一个面上，弧度一致，相互间无接痕；铭文较深、较窄；由于书写时间有轻重先后，使笔画之间的粘结度不同，粘结较弱的笔画浇铸时受到铜液的冲击会脱离原位漂移到其他位置，造成部分笔画的失铸。这些特征通过近距离观察和铭文翻模，在《史墙盘》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铭文的深浅与位置也和范与芯之间支撑物有关。这种芯撑（chaplet）包括自带泥芯撑和金属芯撑两类，又称“垫片”（spacer）[22]，它放置在芯与范之间，可以控制范芯之间的距离，起到稳定、支撑和定位的作用，使器物厚度均匀，避免浇注时由于铜液的冲击和浮力使泥芯飘移而导致的铸造缺陷，更能减少凸起铭文的损坏[23]。

像《史墙盘》这样的浇注面较大、铭文较长的器物，一般需要较多垫片，通过透光或近距离摄影，能基本认定这些垫片的位置。

如果“书范法”的假说成立，西周时期铸造者在细泥书范时使用了什么样的“笔”，阮元又是如何获得这种经验[24]，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范法”也使关于青铜器铭文书写性的讨论变得更有意味。根据石安瑞的假说，制作铭文蓝本与铭文范上刻写草稿文字，都要进行镜像书写，这会削弱铭文底稿原本的右手书写特征，制作者由于反应不及时常会出现字形偏差和镜像失误，都会增加文字形态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后世的欣赏者和学习者来说，就是一种“高古”的趣味。字芯如果采用泥条堆塑，则会使书写性进一步丧失，学者推想的用竹刀之类的工具对文字的修正，则是对书写性的回归。如果使用“书范法”，文字的成型会遵循某种书写的原则，但同时重叠堆写又使这种书写的时间性变得更加复杂。宋代以来各时期的学者与书法家对青铜器铭文的每一次临摹，都可以看做对铭文书写性的一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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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丛文俊认为：不论是哪一种风格式样，都有制范浇铸工艺所留下的痕迹，它们使作品与书写原貌拉开距离，但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六八页。

[2]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三》，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第六四六至六四七页。

[3] 最典型的例证是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有字的泥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二〇〇六年第三期。

[4] 关于铭文铸造的研究综述，参见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文物》二〇一〇年第八期，第六一至七〇页。郭士嘉，种建荣，雷兴山：《孔头沟遗址铭文芯与西周铭文制作方法》，《江漢考古》二〇二〇年第三期，第一〇七至一一四页。

[5]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模铸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六本，一九五五年，第一二一页。

[6] Noel Barnard，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东京：华裔学志专著，一九六一年。Noel Barnard and Wan Chia—pao，The Casting of Inscription in Chinese Bronzes-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ose with Rilievo Guide- lines，《东吴大学艺术史集刊》第六卷，一九七六年。

[7]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8]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铭文铸造法に關する若の問题》，《東方学報》第五十一册，一九七九年。

[9] 松丸道雄:《殷周金文の制作技法について》，《甲骨文·金文：殷·周·列国》，东京二玄社，一九九〇年版。

[10] 苏荣誉、华觉明、卢本珊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五三至一五七页；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中原文物》二〇一二年第四期。

[11]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12] 李峰:《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释疑》，《考古》二〇一五年第九期。Li Feng, “Ancient Reproductions and Calligraphic Variations: Studies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with 'Identical’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二二 (一九九七):四至一五.（中译版见李峰着、陈鸿超译：《古代的复制与书体的变异——西周同铭青铜器研究》，李峰：《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六至二五页）。

[13] 张煜珧，张天恩认为芯塑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早期。张煜珧，张天恩：《石鼓山青铜器铭文铸作工艺初识》，《考古与文物》二〇一八年第六期，第六四至六九页。

[14] 陈初生:《殷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评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15] 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管树强:《由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谈古文字释读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学报(第八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七年，第六九至七六页。

[16]  Lucas Nickel(倪克鲁):《不完美的对称——重新思考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载于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二三至四八页。游国庆：《彝铭渊雅说钟鼎》，游国庆：《彝铭印篆：汉字书法》，台北故宫博物院，二〇一六年，第八二页。

[17] 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文物》二〇一〇年第八期，第六一至七〇页。

[18] Ondřej Škrabal,Writing before Inscribing:On the Use of Manuscripts in the Production of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四二 (二〇一九): 二七三至三三二. 石安瑞着，王翔宇译：《铸铭之前的书写：论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使用的写本》，《出土文献》二〇二一第三期，第一二五至一五八页。石安瑞：《也论大克鼎铭文的制作方法——兼议西周中晚期泥条法的普遍程度》，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19] 容庚以罗振玉所藏盖范为证据，认为阮元之说“亦未必然”。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大通书局，一九七三年，第一五九页。

[20] 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二四三页。

[21] 周原博物馆青铜范铸工艺研究所关于使用泥条铸铭工艺复原青铜器的研究成果，见董亚巍：《范铸青铜》第七章《青铜器的铭文及错嵌錾刻技术》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二〇〇六年。董子俊：《范铸工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22] 巴纳（N.Barnard）认为这种芯撑(chaplet)，不同于西方失蜡法技术（cire perdue）使用的芯撑，而应该称其为「垫片」（spacer）。参见 N. Barnard ：Origins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  p59. 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看法。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七六二至七六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苏荣誉：《二十世纪先秦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研究》，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编，黄荣光译，《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第四三〇至四三七页，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苏荣誉、胡东波：《商周铸吉金中垫片的使用和滥用》，《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第一〇至一三四页，二〇一四年四月。

[23] 松丸道雄认为，垫片的设置与铭文的制作密切相关。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樋口隆康编，蔡凤书译：《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第三〇五至三一一页，东方书店，一九九〇年。万家保通过对毛公鼎的分析，也指出其铭文部分避开了垫片。万家保：《毛公鼎的铸造及相关问题》，《大陆杂志》六〇卷，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24] 阮元获得这种经验或许与流行于清前期的紫砂泥绘有关，与陈鸿寿的交往，可能对阮元的判断也发生了影响。参见吴光荣《《七十三壶图》散考》，《新美术》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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