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咸炘 儒者之叹礼废久矣。谓世主不能兴礼，时人不能行礼，大共惜恨，以为化之无本也。夫礼本于人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有之则安，无之则危，是以为不易之道。若可以暂阙焉，尚安得为礼？然而谓礼废者，是特以仪文言耳。顾处之实迹，则历代罔不有定制之礼书，九州罔不有相传之礼仪。然而谓礼废者何邪？夫礼之兴与行，固有质焉，有本焉，非徒制作仪度，奉行故事而已。专以仪度故事言之，则其废而不行，盖有故矣。俗吏奉行之不力，非其大故也。大故乃在于制作之未当。何谓未当？汉以后则不周于人伦，唐以后更不通乎俗变。不周于人伦者，行于朝廷而亡于乡里；不通乎俗变者，王制为俗所不遵，俗传为儒者所不许。以是二者，故虽有礼如无礼焉。请详论之。  有礼如无礼，始于汉。班固《汉书·礼乐志》言之详矣，特世弗察耳。王鸣盛说《礼乐志》曰：汉实无所为礼乐，故首泛论义理入汉事。叙叔孙通制礼，未述礼仪若何，即述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四人论奏而止。末曰：叔孙所撰，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河间献王采古事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寝以不章。汉典不传，河间所辑又与汉无涉，故无可志也。子长《礼书》亦空论其理。鸣盛之说当矣，而犹未审也。汉之无礼，非止因叔孙之制不传，即其制传，亦不足为礼，《志》固已明之矣。《志》之首引《经解》之文，以明礼所由起，其所举者，昏姻、丧祭、朝觐、乡饮也。考古之言礼目者有数说焉，今列而表之如下。  如上所说，冠为修身，昏以下则周于人伦。昏，夫妇也；丧祭，父母也。乡射，朋友也；朝觐，君臣也；聘问，亦君臣朋友之交也。是固与七教相表里也。《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惟因伦而制，故曰礼者，即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无礼则无以祖洽于众。《燕居》。汉之礼则如何哉？《志》曰：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定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今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又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高祖叹语己见《叔孙通传》矣。班氏复著之于此，以其足见通所制礼之概也。通所定朝仪，今固具在传中，与古朝仪大殊，特以止诸将之狂，明君位之贵耳。故班云正君臣之位，扬雄亦云叔孙通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明乎其止此也。太史迁于《礼书》及通传深致刺讥。方苞说《礼书》曰：秦人以私意背天理，不合圣人制礼之意。其尊君抑臣，即不合圣制。叔孙通希世度务，虽有损益，大抵皆袭秦。故此论得其要矣。通本秦博士也，其所制礼，乃至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何怪窦后诋儒术为司空城旦书乎？通之他仪，迁明言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又载原庙、果献二事。方苞曰：著其凭臆无稽，示所定汉诸仪法皆此类耳。按：原庙乃曲徇惠帝之意，果献虽不为大非，亦止宗庙仪法而已。今诸书所引汉礼器制度，即通仪之佚文，皆言器制，盖亦宗庙所耳。即使传世，亦不能餍贾、董辈之求也。贾谊曰：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仲舒：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自古以来，未有以乱济乱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如以汤止沸，沸愈甚而无益。王吉曰：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通行，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刘向曰：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诸人之所求者，皆在成俗。而通之所作，则止以尊君明贵。夫礼而止为肃朝廷，饰宗庙，则何或乎今人之诋礼为帝王之御用哉？此所谓不周于人伦也。 汉之制礼，固不为成化，后之礼为成化矣。而朝庙之外，惟贵官相见则秩然而严，民之昏丧，则自放于王制之外。通礼不行，所行者，《宦乡要则》耳。俗间书名。然则礼仍为贵者之饰而已。《新唐书·礼乐志》曰：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此言岂诬也哉。夫民之自放于王制之外，非吏之督率不力也，王制固不通于俗，势不能遵也。礼之质本于情，而其文则因俗以成。古之于礼俗，未尝视为不相容也。《困学纪闻》曰：《周礼》八则，礼俗以驭其民。吕微仲谓庶民可参之以俗，士以上专用礼。此说非也。《大传》曰：百志成，故礼俗刑。吕成公谓礼俗不可分为两事， 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若礼自礼，俗自俗，不可谓之礼俗。按吕氏深于史学，故其言最通，不似经儒之拘考。魏董勋有《论礼俗》一书，体制与《风俗通义》、《古今注》相类，而多记俗习。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汉学堂从书》、王氏《汉魏遗书抄》皆有辑本。王、黄二本同马本多四条，余条以所据书较多，亦有异同。吴裴元《新言》亦记俗礼。马氏辑。唐杜佑《理道要诀》亦以俗礼证古，其遗文曰：周人尚以手抟食，故《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未尽。今夷狄及海南诸国五岭外人，皆以手抟食，岂若用匕箸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则废。后魏文成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俗父母亡，取状貌类者为尸，败化赎礼，请厘革。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犹未能绝。秦穆公、魏颗之父、陈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华久绝矣。见《困学纪闻》引阎若璩曰：立尸乃古法，外裔犹存耳。何焯曰：读《曾子问》，乃知君卿之论立尸诚谬。按：《曾子问》载孔子语，亦止就当是之制言之，未尝谓尸礼为圣人所创，百世不变之义，杜说不误。此论甚明。他礼亦多如此。朱子谓杜书为是今非古之书，殆指他论言耳。若指论礼，则识不及吕氏矣。 或曰：如子之言，则礼本俗仪，圣人无功焉，何以称制作者之明圣邪？曰：圣人之所制者，义也。礼之贵在其义。义本人情物理之自然，犹非圣人所造，况于仪物，自是因俗所有而用之耳。情有过不及，俗有中失，圣人之明圣，乃在节其情而酌其俗耳，非特有所创也。《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廖平撰《戴记例》曰：典章如今之会典，宜俗如今之风气。试以昏礼论所有礼节，不特南北不同，即一省一府之中，断难画一。因乎成例，圃乎习染，不尽拘也。礼书，圣人之程式，设此以示意，不能使天下皆出一途，大约不甚相远而已。《礼》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岂能尽合，不过虚存此言而已。此论是也。然则古之仪物，自大节目及数重器有取义，如祭天特牲，器用陶匏之类。外此大抵当时俗所常用，抑且因地而不同明矣。  古仪之繁，人所共患也。朱子尝曰：丧礼太繁。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义，必不可尽行。如始丧一段必欲尽行，则无哀戚哭泣之情矣。哀苦昏迷之际，何有心情一一如古礼之繁细委曲邪？古有相礼者，导孝子为之。况依今世俗之礼，亦未为失，但使哀戚之情得尽耳。孔子从先进，已厌周之文矣。圣贤者作，不必尽守古礼，必斟酌从今之宜而为之。此论是矣。然谓古之能行繁仪，乃因有相，则犹未确。仪之太繁，即相亦不易，况与礼者非一人，而古者行礼皆执书赞事，亦似非甚熟，乌能指挥如意邪？吾谓是正因于时俗之证耳。惟本俗习，故不待相而能。其执书者，亦不过检察制度，纠其不合，非如今之赞唱。今之俗礼，如世所谓婆经奶传者，其节目之碎，不让古仪，顾能行之，虽在忙乱，亦少遗漏，非俗成之明效邪？况今所传之古仪，又不皆为圣制。廖平撰《戴记例》曰：礼家有以意起之事，凡事莫不始初简略，后来周详，皆后人出新意， 弥缝缘饰，不必尽合于古。如《檀弓》记曾子、子游裼袭而吊一事。曾子初讥子游，此据旧例成事而断之者也。后子游改服，而曾子叹其合宜，此美其起意之详尽也。又曰：行礼如作字述文，各有局面，不能强同。《记》中异礼有为一人之行事，礼家之私议，不能与典章同也。由斯以言，然则《士礼》十七篇不过邹、鲁儒生所行之一种，非天下所通行。盖欲天下通行一繁碎之仪节，虽司徒之教无所不周，其势固有不能也。至于器物，则其当随俗而变尤显。唐崔沔曰：铏、俎、笾、豆、簠、簋、尊、罍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燕飨宾客。而周公制礼，咸与毛血、玄酒同荐于先。晋中郎卢谌，近古之知礼著家祭礼者也，观其所荐，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礼经旧文。《旧唐书》列传。此说是也。叔孙通所定制度，阮、谌、郑玄之图已与经记不尽合。郑司农之婚礼谒文，有长命缕、合欢铃、九子墨；范汪之祠制，有甘庶、乳饼，皆见马氏辑本。未尝拘于脯、脩、笾、豆也。今之礼家，乃视礼器为法器耳。《礼器》曰：礼也者，设于地财，合于人心。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昔刘向劝制礼，谓其为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备。夫俎豆、管弦本可改，何不备之足患，向之言犹有所拘耳。 善夫吕坤之言曰：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见识作为，大都不如古人，至于风会所宜，势极所变，礼义所起，亦自有精于古人处。夫礼意古今不变，至情今亦减于古，惟仪物则今固有胜于古者矣。论古礼之不可行者，莫详于郝敬。其言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非圣人立经之意也。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敛之类，古人用之，今觉未宜。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而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甚不伦。官师不得庙事其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谷与鱼腊置柩旁，此等似迂阔。国君享宾、夫人出交、爵命妇人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干嫌疑。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祫、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生鬼，此等近戏谑，人死含珠玉，似诲盗；扩中藏瓮、甒、筲、衡等物，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按：郝氏之所说，当分别言之。服制轻重，古今各有意，其近薄者，义稍偏重耳。所谓非人情者，亦止当是制度过严，杖视尊卑，乃贵贵说之过。制度太细，反不中情，此固可随时变易。至所谓干嫌疑者，则当时自不为嫌，郝氏拘于后世之见耳。熬谷足以感蚍蜉，朱子已言之，是亦无益而有害者也。大抵古礼之不可行于今者，大别为四类：一曰本是时俗，俗已变，不必沿，如尸是也。二曰所用之物已变，不必沿，如俎豆、席地、方策是也。三日今之事不同，不能沿，如三日殡是也。四曰本未尽善，不可沿，如熬谷是也。 由是以观，则儒者奉《四十九篇》为圣书之蔽显然矣。章炳麟作《黄以周传》曰：宁波知府宗源瀚严事先生，就辨志精舍属主焉。尝欲效邹、鲁习礼，性解营造，画宫室为图，命匠将栽之矣。源瀚行视良久，曰：至矣。顾皇代衣曰：惧不可以行周礼，先生乃罢。固哉源瀚！陋哉源瀚！必若所言，则宜乎自汉以来，礼无一日行矣。非独周礼之不可行于今，即后他之礼书，亦不通于俗。六朝礼学最盛，其仪文已与古殊。唐世郑余庆定书仪，刘岳、司马光因而修之。朱子又因以定家礼，其仪节多参时制。朱子可谓好古矣，而仪物之变古者，十居五六焉，盖知礼之当从今也。乃今之礼则又多守唐、宋以来之旧，遂以古之从今为今之反古，仪定而少随时之变通，物繁而非常人所备具，行之者惟朝廷，守之者惟士大夫，岂真所谓无财不可以为礼，礼不下庶人者与？  夫限于朝廷，则礼如锦衣玉食；背于时俗，则礼如夏鼎商彝。礼云礼云，官派云乎哉！礼云礼云，骨董云乎哉！而世之儒者方斤斤于谛祫、明堂之辨，谭献谓考据家集首，必有此种文一篇。如宋学家之《太极图》、《性命辨》。譬之有司出门阿殿声。欲备巡狩、封禅之仪，孙星衍诋宋学家不考制度，引刘歆言曰：一旦国家有巡守、封禅之仪，则幽冥而不知其原。依十七篇之文而作格焉，画图焉。焦循、陈澶。欲明礼而隆之，反推礼而远之。三百年来，礼学最盛，而礼终废，徒致恨于时君，致惜于世人，复何益乎。 壬申年四月，读许宗彦《鉴止水斋集》，有《礼论》三篇，其中篇与吾此篇说同。此篇结构已成，不可加引。上下篇言民情动静，富侈贫争，大略孔明，亦史识之要，合于是书之例。且有可申论者，故并节录而申之如下。 《礼论上》曰：礼也者，静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乱，由于人心之动静。静未有不治，动未有不乱。民情动久则思静，静久则思动。是故大乱之后易于为治，至治之极易于生乱。大乱之后，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荡涤而抚安之，天下翁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众，物力日耗，富贵者恃财力以纵其欲，贫贱者常不胜歆慕以生觊倖。在上者绳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与权者所为也。我一日得其位与权，则所以绳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绳之威之。于是政刑不足以静民而益以速其动。古之圣人逆知其必至于是也，故于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为一代之礼以治之。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万事，尊卑异等，莫不稽之天理，合之人情，为之一定之节制而不可越，则民无所生其觊觎。贵者富者行其礼之所得为，不为荣；贫者贱者亦行其礼之所得为，不为辱。上下相磨厮以礼，则无歆慕势力之心。巧者无所逞其诈，强者无所用其武，虽有兵凶之变，而民犹知顾恤于礼义，则不至于动而难静。盖三代所以久治安，其道实在于是。《礼论中》曰：自汉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礼。其异于三代者何哉？三代之礼，通于上下；后世之礼，行于上而不行于下。此其所以异也。天子，制礼者也，而礼非专为天子设也。《仪礼》十七篇，其行于下者十焉。使古礼皆在，则虽民间至纤悉事，当各有可依守。是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夫人可以习之，乡闾愚贱皆得观听而记识焉。古者所以能一道德，同风俗，合天下为一家，岂不由此。后世之礼，国家有大典，儒臣博议，依仿古礼而为之，以饰耳目而已。至于祭祀、婚嫁、居室、坟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尝一一为之制焉。而其编于礼书者，自公卿之家，犹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况于庶人乎？然则其所为礼者，具文而已。上之礼既不用于下，则士民各从其乡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趋于浮华诞慢而不可止。苟非，则古昔明道义者，莫知其中失之所在。蚩蚩之民，日相耀于势利，则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无所别而禄位轻，四民不相异而贤知绌。州党不读法，社蜡不会民，而上下不相亲也。其使民嚣然而不靖者，皆礼之流失为之也。《礼论下》曰：或曰：礼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扰及天下而终不可行耳。是不然。顺人情而制礼，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夫井田封建之不可复者，古今异势也。若吉凶军宾之事，岂有异哉？特世愈降，则礼愈难。必也于繁密之中，得通变之道。四民异尚，不乖其业；五方异俗，不违其性。凡民有所动作，一秉于上之节度，则民益知尊君而亲上。盖人情所甚不便者，莫过于无节。无节则贫贱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贵者亦终不能以自畅。即如一送终也，饰以彩绘，盛以鼓吹导从，甚且杂以徘优百戏，而又荡然无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从颓俗，此岂人情之所乐哉。以一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有圣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为之节，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见天下之人，从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适乡野者，与之相揖逊，乡人必肃然敬，且色然喜。吾观于乡，而知行礼之易也。夫天下之乱，尝起于细民。彼细民之力，固胜于士大夫。其争锱铢，较利害，或明于士大夫，独其威仪揖让不能及耳。古之为乡射礼，为乡饮酒，礼也。使细民习观士大夫之威仪揖让，若是者为君子，反是则为小人。目见而效焉，耳闻而慕焉，渐渍于其心，则不义之事自有所耻而不敢为，而凡邪说怪行亦不足以惑之。故百姓宁而祸乱不作，民志定而无卒然不可知之变。君子治国，为百世之计，其必由于礼乎？按：礼之制节止争，荀卿所专主也。许氏之论，不出荀子之旨。其所言贫贱觊觎倖争较之状，由今观之，岂不大彰明较著哉。邪说者方怂恩其争，而诋礼为上束下之具。夫礼岂束下而不束上者？世固不能无等差上下，因变易无常，彼争者亦愤不为上而欲代之耳，岂诚无上下乎？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记》曰：礼防民之淫，章民之别。夫防淫固不止安上，而安上正所以安民。昔之言礼用者，于此致详矣。虽然，此特礼之一义耳。礼之用，固不专在安上，且不专在制节。朱晦庵尝言，夏、商而上，大概止是亲亲长长之意，到周又添得许多贵贵礼数，其言确矣。盖国愈大，组织愈繁，统系愈密，则等差愈明，而章别之法乃愈多。自荀卿专以节言礼，又偏详贵贵，遂启法家。叔孙通制礼，仅为安上。汉以来儒者虽排斥法家，不偏主贵贵，而其于礼仍多止言节。夫礼之用如止防弊，则固与法无异矣。与法无异，则必日趋于烦密而使人厌，是亦礼废之一因也。道家固恶礼之烦而尚简易者，然其言治则亦流为法。盖以为无为不可空致，必法张设而后可以无为。太史公谓韩非主刑名，而归本黄老，即此故也。自萧何、曹参以来，凡以静简因循为治者，必承法定之后，且必力持旧法而不肯稍破。《记》曰：以旧坊为无用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用者，必有乱患。盖烦密之礼法，乃积久而成，其初必有所为。弊既止息，事势迁移，乃觉其迂而不切。当承平之际，皆知一切循例之害。及大乱，一切无序，则又反觉昔之密法为可羡。是即许氏民气动静之说也。然一切破坏固非，而烦密者亦本不能经久，其弊在虚。或本可变革，若其不可变革者，固不能破，虽破而还立也。礼之非防弊者，亦有烦密之败，则在节目文饰之过多。墨子尚用而毁礼，逍家尚质而宾礼，皆以过文之故。节饰愈多，则愈为富贵者所专，此又与不行于下之病相连者也。凡此所论，牵及道家、法家、法治、人治之义，非止论礼。以与《史论要抄》相参也，故附论于此。 编辑：许圣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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