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后：美国媒体愈发疯魔，成为反智主义的急先锋

引言：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时事刊物之一”的美国老牌杂志《外交政策》近日发文声称：“拜登政府，操纵了巴西大选，反对贾伊尔·博尔索纳罗，所以后者在选举中败给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这篇文章引发一片哗然——拜登团队果真有如此“神通”吗？还是这篇文章故意博眼球、吸引流量？

真相如何，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恐怕难有大白的机会。因为只要美国媒体一发声，谣言遍布，真相无迹可寻。

因为，在当下的美国没有任何机构、法规能够约束住媒体的发声。无论是对政府无端的批评，还是对普通人的造谣，美国媒体几乎都不用背负任何责任。

因此美国的民众耳边，到处散布着不着边际的阴谋论与不必负责的谎言。

而这让美国媒体这头野兽破笼而出的，却是一场“绝对正确”的判决。

那就是1964年轰动全美国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次诉讼成为美国新闻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1.缘起：沙利文诉《纽约时报》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上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则标题《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广告。而刊登这则广告的，是一群名人，包括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莉诺，以及演员马龙·白兰度。

广告的主要内容是为谴责美国南方部分地区，不仅压制黑人的平权运动。甚至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为了镇压黑人学生的和平示威，竟然将一所黑人学校“包围”起来。

在这则广告中还特别提到，“某些南方违法者”曾经用炸弹袭击马丁·路德·金的住宅，并对其实施殴打行为；而警察局则先后7次以“超速”、“闲逛”等莫须有的罪名把马丁·路德·金逮捕起来，进而指控马丁·路德·金“作伪证”。

《纽约时报》刊登的这则广告很是“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然而广告中的一些指控，并不具备充分的事实依据。

换句话说，《纽约时报》刊登的这则广告，存在编造与臆测，并非完全真实。

其中最明显的一处就是，说有几名黑人学生因为参与和平示威，被警察带离了校园。而事实则是，这几位黑人学生跑到一家仅供白人就餐的餐厅进行抗议活动，导致餐厅无法正常营业。黑人学生们的举动违反了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和社会治安法，因而才遭到警方的驱逐。

由此看来，警察的行为属于依法行事，不存在广告中所说的“歧视行为”和“包围”。

时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在看到这份整版篇幅刊登宣传广告的报纸后，提交了一纸诉状将《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

沙利文的诉讼理由则是：

“虽然这则广告并未指明提及的'南方违法者’就是自己。

然而，事件发生时自己正担任市专员，主要负责警察局的工作，因此他认为《《纽约时报》上刊登的这则广告，属于以含沙射影的方法对他施以污蔑之词。”

在法庭上，沙利文提出证词：

“首先，警察既没有包围大学校园，也没有拘捕黑人学生；其次，逮捕马丁·路德·金是事实，但也只是逮捕了4次，而不是宣传广告中所说的7次；另外，马丁·路德·金的住宅爆炸案也并非警方所为。”

沙利文认为：

“《纽约时报》刊登的这则严重失实的宣传广告，极有可能在公众的认知中形成一种关于自己的负面印象，而且这种负面印象非常难以消除；

因此，广告中对蒙哥马利市警察的指控，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自己有权向蒙哥马利县巡回法院提出诽谤诉讼，并要求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自己支付50万美元的赔偿金。”

2.反扑：《纽约时报》反诉沙利文

当诉讼提交到法院后，《纽约时报》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广告的真实性。根据阿拉巴马州当时的法律，若被诉讼方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言论的真实性，则沙利文就不必证明自己受到了心理伤害，就可以向被告方索取赔偿。

于是，在1960年11月3日，沙利文终于等到了好消息——他的这一诉讼请求得到了巡回法庭的支持。

初审法院的法官以及陪审团成员认为，《纽约市场》上刊登的宣传广告属于言词“自成诽谤”。

因此判决《纽约时报》以及广告中出现的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四位黑人牧师，支付沙利文50万美元的名誉损害赔偿。

可见，原告即便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遭受的实际损失或精神伤害，只要陪审团认定被告刊登了内容不实的广告，而这则广告又暗戳戳地指向原告，那么原告就可以获得高额赔偿。

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纽约时报》自然不肯接受，于是他们向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却维持了初审裁定。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遵循的普通法惯例，当媒体的言论对他人的声誉、职业、交易、商业活动等造成损失时，该言论便构成诽谤。

不服判决的《纽约时报》聘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赫伯特·维克斯勒为辩护律师，并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作为著名的宪法权威，赫伯特·维克斯勒在法庭上宣称：“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次新闻自由的灾难。”

1964年1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举行听审。这也是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在这场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特别偏向于《纽约时报》。

他的观点是：“阿拉巴马州的这两所法院，没有妥善保护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做出判决明显违反宪法。”

他强调：

“宪法中规定，公民对政府官员职务行为的批评权利不能被否定，这种权利同时也是义务，不能被制止。这是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必要的条件。”

因此，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认为：

“除非政府官员能够证明，诽谤人存在罔顾事实与主观恶意，即诽谤人在自己明知错误或不顾真相的情况下，对政府官员恶意诽谤。否则，政府官员从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诽谤诉讼中，是无法获得损害赔偿的。”

然而正是“罔顾事实”和“主观恶意”这两点，让媒体的权力渐渐地伸出了法律的牢笼。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前曾是位律师，他说过：“打诉讼媒体诽谤的官司根本赢不了。想证明其罔顾事实还有可能。但是要想证明媒体确有恶意，门儿都没有。”

由此，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如下判决：由于沙利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纽约时报》出于恶意，发布内容不实的广告诽谤沙利文。所以，尽管广告内容确实存在失实问题，但9位大法官依然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推翻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

大法官布伦南更是在判决书中写道：

“本案涉及的广告，就是对当今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表示不满和抗议，它显然要受到宪法的保护。

在辩论过程中，即使个别细节失实，有损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这样才能使言论自由有'足够的吞吐回旋的空间’。”

换言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纽约时报》胜诉，沙利文败诉。

而“《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则一举扭转了美国司法的局面，一时间称为“美国新闻自由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件”。

3.中局：表面的胜利

为什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当时能够获得如此盛名？

那时候，全美各州政府官员控告媒体犯有诽谤罪的案子，呈现出日益增多的态势。

当时的民众与大法官们认为：沙利文作为阿拉巴马州的一名政府官员，在看到《纽约时报》刊登出的宣传广告后，在并不具备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主观臆断新闻媒体“侵害”了自己的名誉。

而所谓的确凿证据，就是本次审判中明确的两点——原告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罔顾事实”与“主观恶意”这两点实事。

然而，正如尼克松讲过的那样，“主观恶意”这一原则的评判标准，存在极大的主观性，很难定夺其公正性。

如果审判不够公正，那么政府官员遭受恶意诽谤导致名誉扫地，便很难获得应有的补偿；

如果这一原则被无限滥用，法律的约束效力减小，新闻媒体就会因为疏于求证，忽视有助于新闻真实性的真凭实据。

若是审判只停留在这里，那么或许“《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能够名传千古，成为媒体对抗公权力，保护言论自由的典范。毕竟相对于政府，媒体与公民个人处于天然的弱势。

然而，就在案件判决后的4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又宣布了一项判决——将“罔顾事实”和“主观恶意”这两项标准，从政府官员扩大到了主动型名人身上。

所谓的主动型名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公知、网红、影视明星。也就是如果没有“罔顾事实”和“主观恶意”这两项证据，主动型名人不能对别人提出“侵犯其名誉权”的诉讼。

至于普通老百姓和“被动型名人”（因为新闻报道才出名的人），则按照法律规定，不必受到这两项标准的限制。

4.堕落：权力破笼而出，谣言铺天盖地

从1968年开始，美国媒体就像脱缰野马般，对官员的批判不再受到限制。

在2020年美国选举结束后，你若是在美国谷歌上搜索“拜登，刚刚赢得了总统大选。”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拜登如何赢得选举的新闻。然而你要是把“拜登”换成“川普”，那么同样的也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关于“特朗普如何赢得选举的新闻。”

关于政客的绯闻与谣言也接连不断地出现。

但是，在肆意攻击美国政客和主动型名人之余，美国的媒体并没有像联邦法院想的那样，保护普通老百姓和“被动型名人”。

美国的一本专门研究“沙利文案”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名叫希尔的人，拥有一家杂货铺。

一天，几个强盗闯入了他的杂货铺进行抢劫，并劫持了他们一家。

然而，美国的一个杂志，偏偏要胡乱编写。造谣说强盗犯性侵了希尔的女儿，还说希尔夫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爱上了其中一个强盗。

不知情况的邻居对他们一家议论纷纷，搞得希尔一家名声受损，女儿与夫人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

于是希尔一家开始打官司，从州法院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希尔居然次次败诉。

后来希尔夫人实在忍受不了这般折辱，愤怒地选择了自杀。

对于普通人况且如此，对于名人他们更是不会，很多杂志拿当时的名人挨个开涮。当时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一个杂志竟然说他天天酗酒，甚至在卫生间与他母亲乱伦。而这个牧师对杂志的起诉也以失败而告终。

当初在沙利文案中投下赞成票的怀特大法官，六年后坦承：“我们在保护言论自由和个人名誉之间，失去了平衡。”

5.结局：

也正是媒体权力的过于强大，导致美国谣言铺天盖地，媒体的报告既不需要什么专业性，同时也不需要尊重事实。从而掀起了美国反智主义的浪潮。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仍有1/3的青少年相信地球是平的；而在很多学校里，孩子们把“漂白剂”当做饮料，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让他们躲过药检。

而本来该是精英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现在却成了散布谣言的急先锋。

如今，当我们再次回顾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经典案件时，我们会发现“《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伟大。然而它却在发展的过程中，让美国媒体摆脱了所有制度的束缚，成为了凌驾于于美国三权之上的第四种权力。

正如当年支持“沙利文案”判决的另一位法官说的那样：“压制诽谤行为，并非只关乎私人利益，而是一项具有公共目的的举措。如果60年代教会了美国什么，那就是，在谎言泛滥的恶劣气氛下，整个社会都将走向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