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话有云“礼多人不怪”，送的礼越厚人家越喜欢。然而在清代官场上，送礼却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活，不送肯定不行，可要是送多了也会惹来麻烦。  据《郎潜纪闻二笔》记载，道光八年，陕西宝鸡有位知县名叫叶廷眷，他上任之时刚好是中秋佳节，于是便让师爷准备了800两银子，送到了陕西巡抚鄂山府上。 不料鄂巡抚非但没有收，还专门派人赶至宝鸡，当场训斥了一顿。更悲催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叶廷眷被他的上司凤翔府陈知府屡屡穿小鞋，三年任期还没到，便被借故革职了。 显然，叶廷眷是犯了“礼多人也怪”的忌讳，清代官场送礼，不是想送多少就送多少的，这里头很有讲究。御史在此与各位分享一下清代官场送礼的那些潜规则。  其一，给上司送礼要按规矩来。 清代官场中的交际应酬极为繁杂，名目多得数不过来，且都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任何级别的官员，都不允许破坏数代人建立起来的潜规则，一旦出了圈，就得卷铺盖走人。 下属给上司送礼，有直接上司和间接上司之分。知县与知府、知府与按察使属于直接上司；知县与按察使、巡抚则属于间接上司。 按规定，给间接上司送礼，只有三节两寿与红白喜事，所谓的“三节”是指端午、中秋、年节；所谓的“两寿”指官员本人以及夫人的生日。除了这些以外，下属就不能额外多送。当然，知县与巡抚有师生关系，或是同乡，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知县平日里无故给间接上司送礼，就属于不合群，会触犯同僚的利益。道理很简单，还以陕西为例，宝鸡知县送了，同级别的扶风、岐山两位知县要不要送？顶头上司凤翔知府送不送？今年送了明年又怎么办？  所以清代官场就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下属给间接上司送礼，必须按照章程来，不然就会被同僚们视为“非我族类”，结果必然是要受到排挤。 给直接上司送礼，不仅有三节两寿以及红白喜事，比如知县孝敬知府，自清中期以后，是每月一敬。同样知府每月也得孝敬上司，但原则都是下一级送给上一级，不能僭越。 其二，送礼的数字是固定的。 《官场现行记》中记载了州县衙门孝敬上司衙门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三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  那么，一任任相沿下来的固定数字又是多少呢？御史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并不见详细的记载，这也不难理解，送礼属于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不会在正史中出现。 但据一些野史记载，每个省情况是不同的，富庶的地方多送，贫穷的地方少送。以陕西省来说，中秋节知县孝敬巡抚为300两、知州400两、知府500两、道员800两、按察使1000两、布政使1200两。 开文提到的那位宝鸡知县，就是犯了“礼多人也怪”的忌讳，本来按照他的级别300两就够了，偏要送800两。难怪巡抚不敢要，还派人当面训斥，如此不懂人情世故的官员，到哪里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其三、送礼一定要记账。 送礼记账在后世看来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似有要挟收礼之人的嫌疑。然而在清代官场，孝敬上司的银两每一笔都要记在官账上，并且在交接的时候，还得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任。 这本账的叫法不同，但多为《规礼印簿》或是《陋规账簿》。按例，官员升迁或调动，都要嘱咐账房师爷做好这笔账交接给下一任，若是有意造假，必会受到同僚的谴责。 说起这个话题，就得聊一聊乾隆时期发生的一个故事。 乾隆三十九年，一个刚被点为知县的新科进士是个愣头青，在交接时得罪了账房师爷。账房师爷为了报复他，把《规礼印簿》上的数字略加改动，知县不明就里，按照账上的数字给上司送了礼，因为比上一任少送了二百两，结果不到一年，就被巡抚弹劾罢官了。  官场送礼丝毫不能马虎，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和不得罪上司，都必有孝敬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裤腰带，四处告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巡抚、总督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他们也少不了要孝敬京中大员。只不过叫法不同，地方官给京官送礼，夏天称为“冰敬”，冬天称为“炭敬”，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敬”。 封疆大吏送礼，数额基本也是固定的，军机大臣一般800两，各部尚书600两，侍郎400两，六部重要的司官（郎中、员外郎）等，也不少于200两。 所以京官听闻某省封疆要入京，就知道要发上一笔小财了，朝中重臣自然不用打招呼，督抚会主动上门求见。而那些中下级京官就会主动出击，告诉督抚不要忘了烧香拜佛。 要说送礼，晚清名臣李鸿章若排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据说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每次入京都会随身携带数万两银票，几乎是见者有份。要不然，他也不会在直督任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送礼属于清代官场陋规之一，说到底这些银子最终还得百姓买单，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陋规这种政治畸形儿游荡在神州四海之内，润滑于京内外各衙门和大官小吏之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