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龙兴之地”人为划定的界限

为保护“龙兴之地”人为划定的界限

——清代柳条边史话

（一）

李清军

柳条边是满清在入关进入北京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北老家“龙脉”免受侵扰，用柳条边墙这种独创封禁方式来控制汉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进入他们的龙兴之地。几百年以来关于柳条边墙的故事有很多，正是有柳条边的存在，才让东北的近代历史变得丰富多彩，也正是柳条边墙的存在，最终演化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大潮——闯关东。

柳条边概况

所谓柳条边，也叫柳条边墙、边墙或柳边等称呼。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认为东北是满族兴起的地方，是“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之地”。为“保护这一区域的人参、珍珠、貂皮等珍贵特产不被外人破坏，并防止“外藩蒙古入侵”，必须修建柳条边界加以阻隔，于是从皇太极开始，历经顺治、康熙三个朝代修建了影响整个清朝的柳条边。

它具体修建方法就是在高、宽各3尺的土台基础上，每隔5尺插柳条3株，各株之间再用绳联结，形成约高5尺的柳条篱笆，即“插柳结绳”。边墙外挖深、宽各8尺至1丈的沟沟作为护墙河，以禁止行人越过。

柳条边的建造分为两期，第一期的柳条边亦称“老边”，始建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至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筑成。范围从威远堡（今辽宁省开原市）为中心点，东南至辽宁凤城，西南到长城的山海关，长达1950公里，主要是保护以盛京（沈阳）、兴京（赫图阿拉）为主的满族发祥地；第二期亦称“新边”，自清康熙九年（1670年）由宁古塔将军开始主持修筑，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完成，从威远堡往东北走向，一直修建到松花江边的吉林市，全长690公里，主要防止外族（主要是蒙古族）到长白山一带放牧、采挖人参、珍珠、貂皮等珍贵特产而修建。

柳条边遗迹

柳条边在辽宁境内的走向与明朝辽东边墙的走向大体相同，但是它的作用与明朝长城却完全不同，它没有凭险而设的坚固工程，也没有军事意义，边门只是稽查收税的封建关卡，同时又是联系广大东北地区的交通孔道，柳条边实质只是一条标示禁区的界线。

女真各个部落与柳条边内外之间的关系

女真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先秦时期分布在黑龙江流域被称为肃慎，两汉时期被称为挹娄，隋唐时期改称靺鞨。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后南下灭北宋，后被蒙古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后，仍然留居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大体上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也称东海女真）三个大的部落，并相继向明朝称臣，明成祖时期开始到北京朝觐，随即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奴儿干都司，来对这一地区实行管理。

奴儿干都司

当时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的牡丹江、绥芬河流域；海西女真以扈伦四部（乌拉、辉发、哈达、叶赫）为主，分布在北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包括许多部落，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两岸、乌苏里江流域，当时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过着定居的农业兼渔猎的生活，而“野人”女真生产力低下，还处于原始社会。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个部落主要是对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乌拉、辉发、哈达、叶赫）大规模用兵，而对于生产力低下且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野人女真使用的是招降的手段，例如公元1609年招降野人女真窝集部落，1611年招降乌苏里江流域的乌尔古辰和木伦二个部落，1616年招降了黑龙江下游的赫哲人的使犬部等。

被招降的野人女真其中只有少部分被编入“八旗”，其中以索伦兵作战最为勇敢，被誉为八旗劲旅，而大部分野人女真则仍居原地，努尔哈赤、皇太极则把他们按照建州女真的组织形式进行编组登记户籍，据《吉林通志》记载：“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有警则声气相通，安则渔猎所得”，同时皇太极时期还派遣乌巴海在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古城村）驻防，统一管辖黑龙江、吉林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事务，作为满清政府的大后方。

八旗索伦兵

从皇太极、顺治时期修建的柳条边（老边）所封禁的区域是建州女真发展核心地域——盛京、兴京地区来看，说明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建立了满清的发展战略：保护自己的“龙兴”之地不受侵扰，防止后方居民过渡集中到物产丰富的长白山和发达的盛京地区而产生无序流动，稳定、建设自己的大后方。从清朝后来发展过程处理犯罪的方式都是发配到大后方（宁古塔）来参加建设来看，似乎也证明这一点。

柳条边的修建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之后，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曾经发布诏书：“尔镇江（今丹东）居民，虽系大明百姓，但今天辽东全境即以辽东全境畀（bi）我，则尔等即朕之民矣。”皇太极时期，野人女真和朝鲜国民人不时来宽甸采挖人参，经常引起争端，为保护“龙兴之地”不受侵扰，从皇太极崇德三年开始利用原来明朝开始修建凤凰城到碱厂一段柳条边（老边一段），顺治年间又又从碱厂边门向东北延伸至新宾县东三十里的旧门村，随后又折返向西北至威远堡，从而把兴京和埋葬努尔哈赤先祖的永陵岗（今新宾县永陵镇）一并保护起来。

努尔哈赤父祖陵寝（新宾永陵镇）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由于蒙古族（主要是科尔沁蒙古）牧民不断越界放牧，与农耕的满族、汉族争斗不断，于是开始修建威远堡至山海关段的柳条边。根据《清会典》记载：“凡牧民务须各守疆界，不许越境。”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规定更加详细：“凡蒙古每十五丁给牧地横一里、纵二十里土地，为其放牧范围”，这一段柳条边在清顺治末年（公元1661年）基本建成。这一段柳条边界（老边二段）的特点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明的界限，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辽西一带大体上还保留着“西边外”蒙古族居民非常多，而“边里”则是满族、汉族为主的格局。

为防止西部蒙古科尔沁部落越界向东放牧，完成努尔哈赤“我朝发祥之始，为满洲虞猎之地”，“旧俗有先民遗风”的遗言，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公元1670—1681年），又修筑了从威远堡至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的一段柳条边（新边），据《盛京通志》记载：“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六百九十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称新边”。

柳树林

到公元1681年工程浩大的柳条边全部完工，陆续开始扮演它作为分界线的职能，但是在整个清朝它又是分界线，时而又是民族融合的通道，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发挥的作用，请看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