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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图书出版意味着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本身就与文献经典的大众化息息相关。这里，我谈一些这几年从事的古籍项目——《今注本二十四史》编辑出版的感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献分社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包括《史记》《汉书》至《元史》《明史》等，清乾隆四年（1739），官方钦定为正史，并规定“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即没有经过朝廷以法典形式确认的，私家不得擅增。由此确立了清以前二十四个王朝的历史地位，跨度4000多年，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550年），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它们的历史统绪也就成了中华历史演进的时间轴。 二十四部史书形成之后，至今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整理。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由朝廷钦定诸本，形成了刊印精工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张元济耗费巨资，搜访宋元善本，并整合诸版本整理出版，最后定名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次即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动议，组织当时一流的文史名家参与校勘整理，其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第四次就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出版。  《今注本二十四史》遴选善本为底本，并召集当代史学名家予以校注，总结历代学人对二十四史的校勘、正误、考据与心得，全方面体现我国学界对二十四史书的治学成果。自1994年开笔以来，已近三十年之久，具有独到的学术考量和文化传承意义。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包括《史记》《汉史》《金史》《辽史》等在内的18部史书，全部二十四史将在2024年出齐。 文献经典的阅读大众化，让更多的人读懂，意味着文献经典的获取要容易，文献经典的理解要深入浅出，文献经典的阅读方式要多样化。“二十四史”的四次大规模，就是“二十四史”经典的四次大众化过程。总结来说，这四次大众化过程中，包括两个方面：技术性的大众化和内容的大众化。 “二十四史”的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应该说是都是技术性的大众化。清以前，二十四史版本众多，有抄本、宋元官修刻本、明代的坊刻本等以及各类汇编本、节选本、注释本等，清乾隆年间的整理便是整合诸版本，转化为活字印刷本的过程。20世纪初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集合当时所见的善本，加以修描补版，并用当时的影印技术加以印刷传播，很受人们欢迎，所以至今仍是人们很容易得到的出版物。这两次，除了对个别文字的处理，基本上没有涉及内容，是复制传播上的大众化，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文化经典，所以称之为技术性的大众化。同理，最近一二十年里大量出现的涉及“二十四史”可供阅读的文献数据库也可以归类于此。  除了标点，《今注本二十四史》还对文本做了校勘和注释。一般而言，我们读古代典籍如下困难：一是文字的障碍，即古今文字的差异与变化、刊刻中的舛误——通过版本校勘、文字判断解决，比如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问题，如果大众具备基本的版本学概念，这不会引起广泛讨论了。二是语言的问题，包括古汉语中的词汇演变、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等——通过学者的解读解决，比如《辽史》中的契丹语名称，通过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比较来判定，此外就是利用契丹文墓志的解读成果补释历史上的契丹语名称；三是知识性的困难，即古代的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天文知识等——通过历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比如，如我们读《史记》，常会见到“县官”一词，这里的县官，大多不是指一县之长，而是指朝廷、政府。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县官谓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为了让大众阅读更加立体、具象，《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部分篇章还配有考古图片以及天文星象示意图等，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比如今注本《金史》的《舆服志》即有金代墓葬考古发掘出来的服装和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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