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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逝世一百周年。 说到这位作家，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衣着精致、举止优雅、体弱多病的天才人物。可是不该忘记，他还曾是奋起反抗不义的热血青年。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普鲁斯特坚决选边左拉和饶勒斯的阵营，为德雷福斯平冤昭雪而积极奔走，并将这一事件作为重要的事实性线索，编织进他的长篇巨制《寻找丢失的时间》（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流行的中译名是《追忆似水年华》）中。 “德雷福斯事件”值得再提，因为它暴露出的现代建制理想遇到的危机至今仍未解除，同时，这场事件也是人性顽疾的一次爆发。 普鲁斯特笔下的德雷福斯事件 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寻找丢失的时间》（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以下简称《寻找》）第三卷开篇不久，主人公“我”去东锡埃尔探望在那里驻防的圣卢侯爵，圣卢是“我”的朋友，在陆军服役；“我”当时爱上了他的舅母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便想到去找他牵线搭桥。在东锡埃尔小住期间，“我”常和圣卢及他的同事们一起晚餐，这些军官大都是贵族，少数几个是中上层布尔乔亚。就是在这群军官的餐桌上，那场几乎全民卷入，既撕裂又改变着法兰西的“德雷福斯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法国陆军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定犹太炮兵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向德国出卖情报；十月十五日，陆军部长梅西耶签署逮捕令；十二月，由七名陆军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裁定德雷福斯叛国罪成立。一八九五年一月六日，德雷福斯被当众“拔阶”（折断佩剑，撕除肩章、领徽、绥带），后被押至大西洋上的魔鬼岛监禁——自此，德雷福斯和家人开始了争诉重审此案的艰难历程，法国社会也围绕此案逐渐分裂成了支持、反对重审两个阵营。至一八九七年，虽然陆军部不断阻挠相关调查，重审派还是经过不懈努力，令真正的叛国者浮出了水面：陆军参谋部的埃斯特拉齐（F. Walsin-Esterhazy）。迫于各种事实性证据，陆军部不得不将埃氏送审，但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一日，经过军事法庭两天潦草的审判，埃氏如英雄凯旋般走出法庭。一月十三日，《震旦报》（L’AURORE）头版刊发了左拉针对这次审判、针对德雷福斯案写就的雄文《我控诉》（J’Accuse...！）。紧接着，陆军部指控左拉犯了诽谤罪——自此，重审派和反重审派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  《寻找》虽未明言，但“我”探访圣卢肯定是在《我控诉》发表之际，因为餐桌上的谈话正涉及埃斯特拉齐被无罪释放。“我”得知这群军官中，只有圣卢和一位同事是重审派。这位同事来自一个“极端拥护君主制的家庭”（和圣卢一样是高阶贵族），“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在大多数同事眼中，他的出身和基本的政治主张，与他对德雷福斯案的态度是那么矛盾。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军官说：“他的家人看到他思想那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圣卢没有那么狂热，但他的一些长辈已经怒不可遏，赛马俱乐部——这个他父亲曾任主席十年之久的高级俱乐部——几乎要为此开除他！他的舅舅德·盖尔芒特公爵激动地说：“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其实，圣卢对德雷福斯案本无兴趣，他是为了讨好情人、犹太名伶拉谢尔才支持重审的，结果却出力不讨好：拉谢尔什么派也不是，她根本不关心那个她不认识的人！有一次，拉谢尔甚至因为圣卢拒绝给她买项链而愤怒地讥讽圣卢母亲的姓氏“马桑特”〔谐音“闪米特人（泛指犹太人）的母亲”，但这个文字游戏非常牵强〕散发着“犹太人的臭气”。  后来，圣卢对拉谢尔日渐灰心，并看到支持重审给他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便一改当初，成了反重审派。而曾经义正词严的公爵舅舅，则为了讨好某位支持重审的意大利公主，倏忽一变，成了更加义正词严的重审派。无论是在这些爵爷们选边站队的考量中，还是在拉谢尔的眼中，德雷福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的生命和名誉是否受到践踏，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含蓄的重审派；现实中的普鲁斯特则没那么含蓄，他从一开始便关注德雷福斯案，并四方奔走，邀集支持德雷福斯的签名。看似孱弱的马塞尔在此事上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不惜与反重审的父亲反目。陆军部在法国享有很高威望，案发之初，人们因为普遍不了解真相而相信陆军部的指控，倒也合乎情理；但当埃氏的犯罪铁证一一曝光，很多人却仍反对重审——反对的理由中最主要的两个是“反犹”和“爱国”。这场搅扰了普鲁斯特和法兰西十几年的“事件”值得再提，因为这场“事件”暴露出的现代建制理想所面临的危机至今仍未解除，甚至在一些地区愈趋严重。  反犹的精神传统在西方渊源有自，“仇恨犹太”（Judenhass）的情绪在欧洲一直存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直译为反闪族主义，该术语一八七九年出现在德语世界）则是伴随“启蒙”提出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的不断狭隘化而出现的。罗马帝国时期，具有地缘和血缘共性的一群“外国人”会被称为一个“民族”（nation）。十六世纪，英国人开始寻找一种超越宗教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以成员享有平等政治权利为纽结的新的共同体——他们将之称为“民族”；这种新观念被后世称为“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这一“意识”伴随十八世纪“公民”理念的成形，熟化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民族的构成不应是自然性个体，而应是政治性个体、具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公民，民族是政治意愿的共同体，而不是基于各种非主观性事实的自然集合体。 大革命期间，法国以“公民”将宗教信仰和语言等并不完全一致的各“族裔”（ethnic）整合成了一个民族，至今，“第五共和国”宪法仍规定，不论来源、种族、宗教，一个人成为法国公民，即成为“法兰西民族”（La Nation française）的一员。伴随“公民民族”的理念，“启蒙”展开了对国家合法性来源的“重塑”：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即为“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权所有者，人民就是国家，国家是人民权力的实现形式，所以，捍卫具有各种差异的所有主权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是以公民为主体元素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所在——这是国家的基本“现代”内涵，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原则。 但“第三共和国”（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的公民们显然并不都认可共和国的理念。犹太人在欧洲漫长的“寄居”历史上，一直不是完全合法的居民，各方面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受到严重限制，犹太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意识也较淡薄……直至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犹太族群才在《人权宣言》的指导下，屡历艰辛，为犹太人在欧洲第一次争得了公民权（一七九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一七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两项相关法令），法国的犹太人先于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成了有“祖国”的人。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从军已成了西欧、中欧犹太子弟在各自归属国争取身份认同、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教权主义者出于宗教洁癖，一直反对异教徒尤其是犹太人进入政府和军队；“启蒙”虽已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但直到德雷福斯受审时，法国的军事法庭上还挂着十字架。而与教权主义结盟的贵族们，虽然大势已去，却因抱持君主制的立场，仍以国家主人自居，同样不乐意看到犹太人过多渗入法国主流社会，尤其是渗入军官阶层——这一贵族的传统领地。事实上，在不少布尔乔亚和劳工阶层的“法国”平民眼中，进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也基本等同于“侵略者”。 陆军部长梅西耶平日对军队吸纳犹太人这一事实显得不那么在意，也正因如此，各种团结在“反犹”旗帜下的右派人士经常对他进行谩骂。虽然对德雷福斯本人没什么特别偏见，但为了赢得“民心”，梅西耶也乐意以雷霆之势处罚一个犹太军官，以证自身“清白”——陆军部还特意选定犹太人的安息日（一月六日）来执行对德雷福斯的拔阶。 商贸、金融是犹太人的传统从业板块（这与他们长期被禁止在所居地购买不动产直接相关），进入十九世纪，犹太人更在实业领域“插足”日甚；伴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法国的左右两派都更加憎恶犹太人。德雷福斯是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子，直至案发第三年，法国左派人士普遍认为，支持重审此案不过是给布尔乔亚争取权益，故不愿介入。 普鲁斯特从德雷福斯的遭遇中，看到了自身在法国社会中的困境。德雷福斯一家虽信奉犹太教，却积极融入法国社会，其本人还因亲历普法战争而对法国有一种依附感，保卫法国也是他从军的初衷。普鲁斯特母亲一家也是犹太人，同样颇为富有，他们不仅接受法国精英文化传统，还改宗了天主教，是更加典型的归化了的犹太人；然而，母系的犹太身份和普鲁斯特明显具有东方特征的样貌令他在巴黎的社交圈里，天然地是某种“另类”。  《寻找》中，圣卢的另一位舅舅德·夏吕斯男爵声称，德雷福斯即便真给德国卖过情报，也算不上叛国，但男爵的“逻辑”是：犹太人哪有祖国，故何谈叛国？显然，在男爵眼中，无论是否是法兰西公民，犹太人永不可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法国也永不可能是犹太人的祖国！男爵的“逻辑”就是在说：法兰西只属于某类“种族”（race）；这种观念在现今的法国仍然很有市场，否则，极右派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如何能拥有那么多的支持者…… “公民民族”的理念在现实中可能会成为沙文主义侵略的合理性论据，拿破仑战争就是例证；但是，反思这一理念内涵的侵略性，并不意味着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应被否定。十九至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倡导“净化”民族（其既可表现为清除某种族，也可表现为清除某阶层）以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实力的“现代”主义——反犹主义便是其中一种——不仅是在将民族-国家严重狭隘化，根本上是在反驳“平等-自由”这一基本的现代伦理准则。  反重审派一早就将自身定性为爱国者，将重审派定性为叛国者。爱国者中的一部分，由于坚定的反犹立场而拒绝正视各种铁证，故而对他们来说，支持德雷福斯就等于叛国；这些爱国者的真实诉求是将德雷福斯、将犹太人清除出法兰西民族，清除出法国。而更多的爱国者对德雷福斯的间谍行为其实是存疑的，甚至认为他是无辜的，但他们同时反对重审，因为他们认为，重审就意味着对军队权威的质疑；这些爱国者未必是军国主义者，但对他们来说，质疑军队，就等于削弱国家的权威，就是在叛国。 “启蒙”构想着民族、国家的世俗化形式，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民族和国家愈来愈承担起为局限性的历史提供超越性意义的功能，对本民族、本国怀抱宗教性的崇拜成了普遍的精神现象。这种崇拜的直接政治功能，就是在主动性的“公民”外衣下，延续、塑造被动性的“子民”身份。对第三共和国的很多人来说，一切不再属于“王”，而属于一个凌驾于他们的抽象存在“国家”，所以，维护陆军部某些人的颜面就等于维护国家的尊严；这种兑换“逻辑”渗透出多少人“公民”外表下的“子民”内里，他们并不视自身为共和国真实的主人，仍在以帝政的伦理——子民的合法性在于对高于自身的权力的维护——规范着自己。 “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普法战争结束后至“一战”前）的“爱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趋近种族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也是“朕即国家”这一“前现代”观念在现代的延续和意识形态化——《我控诉》不仅是在控诉军界、司法的不公，更是在控诉共和国民心中这种反现代的现实趋势——在法兰西共和国“腹背受敌”的初创时期，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等同于“自由-平等”“国家即民”这些现代原则的支持者、革命者的！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就是在反对共和国的立国原则；伴随案情变化，重审派和反重审派的斗争最终落实为保卫和颠覆共和的斗争。一八九九年六月，面对最高法院宣布重审德雷福斯案，反重审派甚至开始策划政变……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犹太人口不过八万左右，不到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反犹的报刊、书籍——比如当时的畅销书《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却公然将法国犹太人口总数篡改成五十万。罗斯柴尔德家固然显赫，但犹太人绝非个个是财阀，人人是寡头；当时法国的犹太人中，布尔乔亚的比例虽在上升，但绝大多数仍是挣扎在底层的贫民——在欧洲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法国各界几已被犹太人掌控，犹太人已成了法国事实上的主人，犹太商贾财阀在背后主导着政要，想方设法榨干法兰西——这当然是一种阴谋论。可人们为何热衷阴谋论？ 《寻找》中，与德雷福斯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是各种社交和爱情故事。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行止的核心美学原则就是：永远都要别具一格。她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仍是坚定的反重审派，可是，在某亲王府的一次晚会上，当女宾们都起立欢迎“民族英雄”梅西耶将军时，她却端坐一动不动。她从来都是民族主义者，可当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晚会上发表演讲时，她竟突然起立，公然召唤仆人，示意要离场！  从东锡埃尓回来后，经圣卢引荐，“我”成了公爵夫人家的座上客。在伴其左右的生活中，“我”看到了她永远别具一格的言行举止下掩藏的自卑和无法言明的愤怒。她在亲王府晚会上几乎不惜以“社死”为代价做出的奇异举动，简直是在向众人吹出宣战的号角，可事实上，她早就是圣-日耳曼区贵族世界的女王了。 “一战”爆发前，已届中年的“我”和曾经的情人吉尔贝特（此时已是圣卢的妻子）在乡间小聚，她告诉“我”，小时候她第一次遇见“我”时便喜欢上了“我”，还想方设法给“我”暗示，可“我”当时显得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恍然扪心，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她当时的那些眼神、动作意在拒我于千里之外，“我”也正是因此几乎对她一见钟情！ “我”的所有爱情与公爵夫人那无声的号角，诞生于同一种持续性的心理预设：我正被他人忽视、无视、贱视，正被世界以各种方式欺侮和凌辱！因为这种“想象”在先，“我”便总能从她（们）身上找到敌视“我”的证据，于是爱上她（们）——如此的爱，从一开始就是恨，没有具体对象的恨。仇恨也是《寻找》中的社交沙龙里最家常的人间气味。可“我”为何会不可抑制地展开对他人、对世界的敌化想象，亦即自虐性的虚构？《寻找》提供的答案并不晦涩：没有敌人，“我”便无法感到存在。我们当然会因为被侵犯、剥夺而产生仇恨；但《寻找》则提醒我们：仇恨本身几乎是人类无可豁免的一种存在性精神征候，抽象的恨存在于每个人心里，一直在寻找具体的猎物。“我”需要敌人，法兰西亦如是！  就像任何一个族裔，犹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对此，普鲁斯特从不避讳，尤其是讲到“我”的犹太同学布洛克时；这些缺点，加之诸种“异质特性”，令犹太人在欧洲“原住民”眼里，几乎成了随时可用的、永不失效的仇恨对象。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积郁在法国民众心中的仇恨一直没有消散，德雷福斯案简直给这一全民性仇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一个喷发口：永恒的敌人（犹太人）在向现在的敌人（德国人）出卖法国！ 一八九九年九月，德雷福斯被总统特赦，恢复人身自由，但要等到一九〇六年，他才得以恢复军衔——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近十二年。德雷福斯恢复自身名誉的历程还未走完，法兰西也还将经历深重的苦难，才会真正迈进“现代”的门槛。 “我”总觉得情人在欺骗“我”、抗拒“我”，故恨不能时刻盯着她们，而情人对“我”的盘问若表现出一丝不耐烦，“我”便会变本加厉地陷入想象，进而对之展开更加严厉的监视和审查，“我”把最后一个情人几乎软禁在家中……“我”和情人们，圣卢和拉谢尔，《寻找》中所有的爱情就是在自虐与施虐的恶性循环中艰难维系着，并均以失败告终。圣卢在与拉谢尔分手后，投入到生理性的自虐与施虐的游戏中，变得越来越像他的那位男爵舅舅。 就是在各式各样自虐-施虐的爱情和社交故事的铺陈、递进中，《寻找》的讲述演进到了“一战”。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在空袭间隙，伴着探照灯时隐时现，看着“巴黎的美毫无防御地等待着敌人的威胁临近”，那晚，我还意外发现了圣卢的“癖好”，并目睹了男爵的“游戏”。在一家旅馆里，男爵命人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床上，享受被带尖刺的掸衣鞭抽打的“快感”，他身上各处的瘀青说明他已多次享受这样的酷刑。 男爵一早就注意到布洛克长得颇具东方情韵，他曾试图说服“我”让后者在他面前表演个“滑稽戏”：让布洛克刺杀自己的父亲，就像大卫杀死怪物歌利亚那样，如能看到布洛克把自己“下贱的母亲”也狠狠揍一顿，那就更好了！ 普鲁斯特笔下的故事不断提醒读者，自虐必然引致施虐！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理由与之何其相似：世界正在抑制、剥夺德国的生存空间。人们制造、热衷阴谋论，因为自虐性虚构这一疾病无法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根除；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警惕那些主动恶化这一疾病的行为，那些通过塑造自身受虐形象，鼓动仇恨的政治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必然导致他人、世界被恶性攻击，且必然会令行为主体遍体鳞伤！《寻找》中的德雷福斯事件和“一战”，既是写实的再现，又是隐喻，关于自虐与施虐的隐喻。“我”看着夜幕下的巴黎，想到庞贝，庞贝被火山喷发出的熔浆吞噬了，而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正被各种人工的火焰吞噬。 今年是普鲁斯特逝世一百周年，谨此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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