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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书刊相亲相伴三十余年，说起它犹如念起一个心头故人。作为《读书》老书友，我的思绪不仅飘到五年来的《读书》，而且飘得很远很远……结缘《读书》是读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刘先生一头白发、略有口吃，学识丰富，风趣幽默，课讲得好，颇有学究气，同学们都很喜欢，甚至有点崇拜。那时候我们相邻而居，有一天放学路上，我们骑着自行车，一左一右并排而行，我看到他把着自行车把的手中拿着一册书，装帧大方，封面上大大的“读书”两个字。我很好奇，刘老师简单地向我介绍了这本杂志，但他没有表示要借给我看，我也没好意思张口。那本在伴随着自行车铃声颠簸的《读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我匆匆结识了它。高中毕业后，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订阅了《读书》杂志，并从此打开了一扇读书、爱书、藏书之门。直到今天我保存有《读书》从创刊以来的所有杂志。订阅之前的那几年期刊，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在哈尔滨的旧书市中淘来的，虽然有点残旧，但我仍如获至宝，倾囊而收。《读书》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厚文化素养的老前辈：陈翰伯、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他们组成了编委会，而且也分工负责具体的创作编务。据范用先生介绍，筹划这期刊物时，也得到了我国知识界老一代中坚力量的大力支持。当时杂志名称初拟为《读书生活》。征求意见时，夏衍先生说“读书”就好何必“生活”，刊名遂定为《读书》。《读书》的办刊方针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创刊后两年陈翰伯先生撰写了《两周年告读者》，进一步明确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先行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重文风，等等。虽历经多次坎坷，甚至停刊的危机，但《读书》一直坚持办刊方针，赢得了读者和作者的尊重和支持，得以坚持下来。 工作中的夏衍（来源：gov.eastday.com) 我对《读书》的兴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读书》以开风气之先，推介一些先锋思想，介绍一些书籍作品著称。作者主要以老学者、老文化人为主，也有一些思想活跃、游学海外的青年。我那时正是求知欲望最强烈的时期，《读书》中发表的文章篇篇都读，囫囵吞枣。对推介的图书，只要有条件就在三联书店邮购部邮寄。记得当时《读书》杂志上的图书推介广告及“新书录”，没有标明书价，我还给编辑部写信，提出建议。没想到隔了一期，图书广告上就有了标价。后来我读沈昌文《阁楼人语》，沈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带一包读者来信回家去看，不知道有没有我的那一封？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前后那十几年了。《读书》的风格有了转变，凸显“知识分子化”趋向，更加注重对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关注与评论。我读《读书》也就进入“挑着读”的时期。但这个阶段，杂志也发表了张中行、吴方等先生所写的一系列探讨近现代学人行迹、思想、境界的文章，仍能使我辈大快朵颐、受益匪浅。记得张中行《负暄琐话》及续集、三集，都是那时购得并津津乐道的。现在读《读书》应该算是第三阶段了。记得马未都有一篇文章说读书第三阶段叫“涉猎”。我现在是新旧杂志一起读，新到的杂志翻过，又将过去的杂志拾起来。那些曾经忽略的文章，现在读起来才解其中味。正如当年编辑吴彬回顾《读书》走过的道路所感慨的，“社会的进步是需要耐心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是那一批优秀的前辈和知识分子塑造《读书》也保护了《读书》，即使他们离去后，也依然引领它经风经雨走出困境，让它拥有了生存的空间和不衰的生命力”。《读书》的不平凡经历也成就了它的编辑。当年在编辑部既有像陈原那样的前辈，也有一批刚刚返城的知识青年。扬之水就是其中的一位。扬之水初中毕业后插队，返城后当过卡车司机，后来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从当“交通”，取稿送稿看校样干起，成为独当一面的编辑，直到一九九六年离开。这十年正是《读书》最热闹，也是经历嬗变的十年。十年的编辑生涯，使扬之水结交了许多知名的作者，组织了很多优秀的稿件，同时自己也写出了不少的作品。我手中就有一册《脂麻通鉴》，谈古论今，考据名物，甚是有趣。十年的编辑部生活的记录，后来成就三卷《〈读书〉十年》，留下了当年“师从众师”，购书借书，识人志物的心得体会，以及“编辑部的故事”。与范用、沈昌文的书参照着读，互相印证，《读书》走过的路，历历在目，我的《读书》情缘也仿佛再现。扬之水，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被称为“《读书》五朵金花”之一。1996年，扬之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主要致力于先秦文学与古代名物研究（来源：douban.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