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范用先生
□文先国
记得2010年8月的一天，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一篇文章，特别谈到范用先生的病情。这让我有了某种预感，像是一个范用先生即将离去的信号。不久，范用先生真的走了。我不曾谋面的范用先生的儿子范里、女儿范又，于2010年9月18日寄来一纸讣闻，告曰：“家父范用（鹤镛）于9月14日17时40分辞世。遵从他的嘱咐，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同装在讣闻信封里的，是一个折叠式的告别函：“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谢谢你们！拥抱你们！范用合十”。看得出，这前后用了两幅照片的告别函，都是范用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设计制作好了的。后来我才知道，告别函印制了一百份，分寄范用先生早已撰好了名单的海内外师友——临行时仍如此从容，才真是大家风范。 吾师范用，始自1985年3月。那时我感觉自己文化基础差，难于胜任刚刚入行的文物工作，因此抓紧一切空余时间钻图书馆，读书看报翻杂志。巧得很，我进书库拿起的第一本书是《傅雷家书》，翻阅的第一本杂志是《读书》杂志。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我利用自己的便利，在图书馆书库里读了一大排有趣的书。这时我渐渐发现，原来我喜欢的书，几乎书脊上都有一个很好看的三联图记标志。同时我也知道了北京有一个三联书店，真真了不起。 我读三联的书，感到非常受益。但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读过好书会念念不忘写书的作者，我却总寻思着这三联的总编真有眼光，而且与我趣味相投，我要拜这人为师。我在所有能见到的文化艺术类书刊报纸上好一番寻找，终于知道了这个三联的老总叫范用。我还知道了范用先生与我一样，小学生出身。只不过他是被日军侵华的炮火轰出了校门，我则因“文化大革命”被赶出校门。我想，小学生出身而有大成，更好当我的老师。后来证明，真也这样。赖1990年春节期间上海《文汇报》“笔会”版，刊登了华君武给范用的贺卡，我才摸到了范用先生的家门。很快我与范用先生通信，蒙他不弃，每每指教又寄书。1990年秋天，我首次进京，碰上知名艺术家俞致贞、刘力上夫妻的高足景朝智，请其篆刻“吾师范用”印一枚，作为我买的三联版图书上的藏书印。 1992年秋天，我又一次进京之前，请画家朋友为范用先生造像，表达我对范用先生的追慕之意。不久黄苗子先生在画像上诗书题赞，更让我欣喜。这一回，张中行先生还为我题写了“扬范书屋”的匾额。 1995年5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起一场“关于跨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读什么书”的讨论，我第一个发表文章推荐三联且说范用，引起不少国内读书人共鸣，也交了好几个读书的朋友。1996年11月20日，我又在上海《新民晚报》“读书乐”版写了一篇《书缘识范用》的文章，表达了我师从范用先生读书受益的情感。 在我与范用先生频繁联系的七八年间，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就会往先生府上拜望，从先前北牌坊胡同22号的那座幽雅的小院，到后来方庄高层俯瞰马路对过的夕阳，我都与先生一起对坐谈书或欣赏风景，回味起来，真是幸福。记得一次与先生谈到北京人提笼养鸟的话题，先生说把鸟养在笼子里，犹如让人囚在牢房里，不自由更不是滋味。那一刻，我仿佛能理解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提出“读书无禁区”的阅读理念；我想，先生尊崇自然与率先打破禁锢的意识，对提高中国人的精神是多么有意义啊！先生常常说自己与学术界、读书界有趣的事，让我在轻松中增知。有什么对我口味的书，要么相赠，要么与我欣赏。记得一次，我说起上海一位喜欢巴金的女性读者，用一万三千多元拍得一本巴金签名本《随想录》，先生很快到珍藏里找出他收藏的巴金这本签名书让我共赏，我至今记得是135号。每次进京，先生也经常问及我的生活与工作情况，我还多次带着家人到先生府上，感受读书文化气氛，先生夫人丁仙宝也十分和善客气，每次都安排吃饭和中午休息。 范用先生对我的师谊，令我终生难忘。他那第一本小书《我爱穆源》，不仅我自己觉得有趣，我还为亲朋的小孩子讨要，现如今人家都当艺术品珍藏。先生知我喜欢书话，为我寄赠此类图书无数次，现代书话丛书一套八册，是他从书店买来赠寄，又说我困难，坚决不收我寄的钱。先生分别为我求得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陈原、冯亦代、黄宗英、黄苗子、丁聪、郁风、邵燕祥等京华名家多本签赠书。尤为感念的是，他有一册重复的黄裳签送他的《金陵五记》，为让黄裳先生给我签名，他将书从北京寄到上海，黄先生没弄明白意思，退回北京，范用先生再写信再寄书给黄裳签后寄我。范用先生如此不厌其烦帮我，你说感人不感人! 范用先生谢世不久，我即有一愿望，盼读书界有人能建一座藏书楼，将范用先生的万册图书收入其中，让这一部分的中国文化灵魂，有一个上好的安顿。好在有心的上海人捷足先登，于2014年6月，与范用先生后人达成了这个协议。我期待着自己的愿望早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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