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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已经50周年了(写于1986年)。伟大的长征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壮举，意义深远。重温这一段光辉历史，将成为我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鼓舞力量。 红1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结果。1933年9月至1934年秋，由于党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同志等先是犯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来又犯了军事上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错误，红1方面军未能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它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行动，又以掩护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安全转移为主要任务。因此，敌我双方对之都高度注意，人民群众也极为关切，举国瞩目。红1方面军的长征在红军长征中起着先导和主体的作用。 一、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1934年9月中旬，1军团由福建回到了瑞金地区。周恩来同志找我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后来得知毛泽东同志在瑞金，我和林彪去找他，想问个究竟。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没有说什么，却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我们也没有再问。 10月上旬，1军团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10月12日以前，我们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域。 长征之前，张闻天同志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的总依据。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长征命令。10月16日以后，红军先后离开瑞金地区。跨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很激动，不断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10个月的地方，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的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政委杨尚昆同志）在右翼，其后有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同志）；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在左翼，后面有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同志，政委蔡树藩同志）；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同志，）和军委纵队（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政委李卓然同志）殿后；以甬道式的队形开进。 中央和军委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队伍庞大，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10多里或二三十里。 10月21、22日，1军团、3军团先后袭占赣南新田、古陂，迫使粤敌两个多师退守信丰、安西、安远三点，红军在王母渡到新田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军渡过信丰河（今桃江）。 11月2日，1军团6团智取了粤北城口。稍后，3军团围困了湖南汝城守敌1个师。11月8日，红军大部队于城口到汝城之间，顺利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6日至11日，1军团抢占九峰山，保障了左翼安全；3军团先后攻占良田、宜章，打开了红军前进的道路，至15日，全军由良田到宜章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和林彪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1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个人主义严重，有时极端不负责任。当时军委给1军团的任务，是要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的九峰山，防备敌人占领乐昌后堵截我军，以掩中央和军委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地区通过。 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我不同意林彪的做法。我说，我们担负的是掩护任务，如果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应坚决按军委命令行事。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建议派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以后侦察部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11月6日，得知敌人3个团到了乐昌，1个团已经开往九峰去了。我军先敌占领九峰山，击溃了进攻之敌。 11月中旬，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的突围企图，遂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以15个师分5路追击和堵截我们。第1路刘建绪率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地区。第2路薛岳率4个师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 这两路主要是堵截我军去湘西。第3路周浑元率4个师，第4路李云杰率两个师尾我追击。第5路李韫珩率1个师在我军南侧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广西军阀5个师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恭城等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集中重兵，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敌人的第一着恶毒计划是合击我军于天堂圩到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11月18日，红军兵分两路，由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西进。右路我军占领了冷水铺、天堂圩、柑子园等地。22日1军团2师长途奔袭道县成功。左路我军攻占江华、永明（今江永）。这使敌人的第一步计划未能得逞。 敌人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敌人麋集了20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刘建绪的4个师向全州急进。薛岳的4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周浑元的4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在红军背后，像拉网似的压过来，在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边，敌人抢修了140多座碉堡。 我军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时，11月22日，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5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意在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跟进广西腹地。这时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我军前进方向的灌江、湘江一线敌兵力空虚，如果中央和军委纵队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可以先敌抢渡湘江的。但到11月25日，博古等才发布命令，以1军团在右翼、3军团在左翼开路，抢渡湘江，其他军团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随后跟进。 27日，1军团2师渡过湘江，在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建立起阻击阵地。同一天，3军团4师也渡江成功。我军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4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和军委纵队27日已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多里，如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博古等仍然让人们抬着“坛坛罐罐”行军，每天只走40至50里，大约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指战员为了完成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1月29日，刘建绪以3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出动，在飞机配合下，向我2师脚山铺阵地猛攻。30日凌晨，我1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人阵地。30日阻击战进人高潮。敌人第1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2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5团政委易荡平同志负重伤后英勇牺牲，4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 30日晚上，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给军委发电，请求“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月1日，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名命令1、3军团：“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12月1口，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方圆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了悲壮惨烈的白刃战。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和军委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退入通资源的越城岭山区。 这一天，1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军团部指挥所门口。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告诉我说，敌人上来了。我说，你没有看错吧？ 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们赶紧撤收电台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就地抗击敌人。我还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去山坡下通知部队，让他们也紧急转移。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这次避免了损失。 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撒传单，很多同志被吸去了注意力，不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 在1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3军团在灌阳附近的新圩，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5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部等追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由于几个军团共同奋勇作战，才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受损失最大的一仗。 像5军团的34师，3军团的1个团，8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切断在湘江以东，大部烈牺牲。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4万人了。 我们到了广西资源县的油榨坪，才摆脱了敌人。到油榨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站在山顶上朝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 在油榨坪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了休息。几天几夜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觉，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二、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 过了湘江，离中央苏区越远，就越感到没有根据地的难处。新区群众对红军不十分了解。伤员无法后送，也难以就地安置。兵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也成了一大难题。干部战士不断提问，部队向哪里去？开始我们回答是战略转移，后来不得不说明是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 但由于指导思想错误，干部战士看到的前程仍然是千难万险。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博古等仍决定去湘西。针对红军企图，蒋介石调集薛岳等的16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截。为此，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人，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人敌人罗网，并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 1军团12月11日占领通道，14日攻占黎平。 鉴于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面临着前述种种困难，在多数同志有所觉悟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我在由黎平去剑河的路上，得知了政治局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了“能取得与4方面军及2、6军团密切的协同动作”，“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第2天我们又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会议精神的决议。决议要求2、6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向永顺西进，以牵制铜仁地区的薛岳部队；要求4方面军在川北重新进攻，牵制四川全部敌军，以配合中央红军西进贵州。随后，总政治部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指战员提高了信心。在此之前，为充实战斗部队，军委还命令中央和军委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委，叶剑英同志任副司令；将8军团并入5军团。黎平会议使红军的长征开始转入主动。 黎平会议后，我军分两路向乌江进发。1军团受命在右路先渡乌江。2师由军委直接指挥，1师由林彪和我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军委纵队则在2师后跟进。1935年1月2日，2师和1师击溃对岸守敌3个团，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路。左路3军团在茶山关渡过乌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2师方向。乌江宽250米左右，而流速达每秒1.8米，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强渡乌江成功，充分显示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行军就得坐担架，有时跟着军委纵队行军。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地位，王明路线在党内越来越占上风。我从白区到中央苏区，越是深人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 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的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后来知道，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即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地作过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时，王稼祥同志因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1935年1月7日，由刘伯承同志指挥，1军团6团智取遵义成功。打开遵义后，我随军团部紧跟2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最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最繁华的城市，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相当繁荣。 军委纵队1月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14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2、6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我军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他们显然另有所图。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此时，刘建绪已任第1兵团总指挥，率部在铜仁、秀山、酉阳一线构筑堡垒封锁线。薛岳任第2兵团总指挥，他的部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其本意在尽快抢占贵阳。这就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层中做思想工作。王稼祥等同志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同志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同志都讲了话。 我给1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附近一家地主场院里进行的。传达时正下小雨，谭政同志帮我撑着伞，大家精神很集中，几个小时无人走动。 人们称颂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恰如其分的。遵义会议确实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由于军情紧迫和当时的条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很讲策略，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贯穿了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所必须遵循的高度运动战思想，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证明，这也是当时红军摆脱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撤换了党的领导人，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大家深切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第5次反“围剿”正是由于排斥了他的领导，违背了他的作战指挥原则，导致了失败。经过正反对比，更加提高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崇高威信，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他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绝大多数与会者，包括博古同志在内，识大体，顾大局，忠于党的事业，显示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这是党的领导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 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和遵义会议的余波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3路向土城、赤水城方向前进，拟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军团为右路，从桐梓、松坎地区向西；3军团为左路，经仁怀向北；5、9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路西进。当时我脚伤没有好，仍随军委纵队行军。1军团攻占温水、土城等地，于1月25日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赤水城比较坚固，又有川敌增援，1军团在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与敌人1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1月26日前后，中路与左路到达土城地区。1月28日，我3军团、5军团、干部团与川敌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旅共6个团，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 由于地形不利和对敌情掌握不确，激战了1整天，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损失也不小。态势于我不利，军委下令退出战斗，在元厚场到土城之间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土城战斗后，我的脚伤好了，又回到了1军团。我军一渡赤水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在宜宾附近渡江，但部队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川敌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调集了10多个旅向长宁一线堵截。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2月中旬，军委发现川敌10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孙渡纵队3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决定我军向东，去打击在遵义一带的王家烈部。2月19日，20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 这时黔军6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凭险据守。经过激烈交战，1军团2月24日再占桐梓，2月26日，3军团重占娄山关。敌人溃败后纷纷夺路南逃。1军团在黑神庙窃听电话，得知遵义守敌空虚，只有约1个营，城外有娄山关溃退下去的少量部队。2月27日，1、3军团乘胜奋进，再取遵义。3军团比1军团先进遵义。 为了配合3军团作战，我骑马赶到城里3军团指挥部，还没坐下，就听说3军团前卫部队在向城南追击溃敌时，碰到吴奇伟率两个师上来增援，并且已经在丘陵地接火，战斗很激烈。彭德怀同志闻讯，马不停蹄，立即赶赴前线。我赶紧通知1军团进城后不得停留，立即去城南配合3军团作战。经奋勇战斗，我军在烂板凳、刀靶水地区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由于敌人逃过乌江，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这一战，红军歼敌93师大部，59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3000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3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鲁班场一线，有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乘吴奇伟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这次本来想用运动战歼敌，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1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吴奇伟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3月10日主动放弃遵义，于16日攻占茅台。为摆脱被动，我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摆出再次向古蔺方向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急令周浑元、吴奇伟、郭勋祺部分头向北、向西追击。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 3月21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河，并迅速向南，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3月31日，我军架浮桥渡过了乌江。9军团奉命留乌江北迟滞敌人南下。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竞长驱直人，前锋直逼贵阳。他当时正坐镇贵阳，吓得急令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4月9日在贵阳与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 我军四渡赤水，都是在十多万敌人包围的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机动作战，不断调动敌人，由被动变主动。这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作战的“得意之笔”。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4月中旬，我车先后渡过北盘江，连下贞丰、兴仁、安龙等地。这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几乎是日下一城，到了云南曲靖，部队休息了两天。这时，追敌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尾我进人云南，估计各路敌军约70个团。于是，军委4月29日发布命令：红军速渡金沙江，甩掉敌人，去川西与4方面军会合。 接命令后，1军团走左翼，3军团为右翼，刘伯承同志率军委纵队、5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路，北插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3军团在洪门渡江。这两路都因为水流太急，找不到船，渡江未成。5月3日，中路干部团在皎平渡夺到了一条船，偷菠成功，占领了渡口南北两岸。军委急令3军团、1车团务必不顾疲芳，兼程老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军情急迫，电报还没有译完，但大概意思已经知道，到那边去渡江。 我们立即决定，沿着山谷间的江边小道，向皎平渡急进。这1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急流边上，上面尽是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很滑。我们1夜过了40多次急流，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居然赶了120里路，疲劳极了。由于5军团在团街附近抗住了敌人1个师的进攻，3军团、1军团终于及时赶到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5军团于5月9日也渡过了金沙江。 过了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1个崖洞里等着我们。一见面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才算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1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与此同时，9军团(3月下旬起，政委为何长工同志)在乌江北岸广泛机动、英勇作战，进占水城，以后也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等地，并在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他们的行动，迷惑和牵制了敌人兵力，对红军大部队起了积极的战略配合作用。 1935年5月上旬，3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红军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四渡赤水以后，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风潮，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是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应该走号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林彪有次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绝了。 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对这些听不进去。他写了一封信给“3人小组”，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我在信上签名，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不讲别的，仅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他仍然不听，这封信他单独签名上送了。 19355月12日，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会理城郊铁厂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上述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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