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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1934~1936年红军长征(2)

 博金 2010-02-03
 
[图文]1934~1936年红军长征(2)  
 
2010年02月03日03:59来源:照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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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 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 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长征,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坚定无畏的丰碑,它永远是铭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长征时期红军各部队及中央军委的演变
             
             
            目录索引
             
            一、红一方面军备部队在长征中的变更
              (一)五次反“围剿”前各部队的基本情况
              (二)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的变更
              (三)突围转移至遵义会议期间各部队的变更
              (四)毛儿盖会议前后红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的变更
              (五)红一方面军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师前后部队的变更
            二、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各部队的演变
              (一)红二军团长征前的组建及其演变
              (二)红六军团助组成与西征
              (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部队团组织变化
              (四)长征路上组成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师
            三、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各部队的变更
              (一)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的情况
              (二)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时其所属各部队的变动
              (三)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共同北上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二十五军西征时各部队的变更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成及其活动
              (二)红二十五军西征和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五、长征时期中央军委的变更
             
        
            一、红一方面军备部队在长征中的变更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成立于一九三○年八月,最早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到一九三三年春,先后增编了红五、七、八、九军团。红一方面军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在反“围剿”斗争中和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五次反“围剿”前各部队的基本情况
            一九三二年三月,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失利,随既撤回,三月十二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对部队的编制作了调整:第四、第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五、第七、第十四军,编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第三、第十三军编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政治委员肖劲光。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这次会议决定组织东西两路军;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始称中路军),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以江西军区的部队,配合主力行动。六月五日,党中央发布军事训令规定:“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第一、第五军团应令于六月初返回赣南。这时,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及机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月八日,中央军委奉苏维埃临时政府命令,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于同日下达了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在此前后,红三军、红十五军分别回归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建制江西军区独立第三、第六师和独立第四、第五师分别编成红二十一军和红二十二军。之后又新组建了四个独立师。九月二十六日,红一方面军总怀念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十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反对这一训令,指责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决定毛泽东回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为了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一月,红一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的红十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赣南的红二十一军,分别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十军渡过信江,与红三十师合编为红十一军。此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和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总兵力为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并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对红一方面军总部进行了调整,朱德仍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
            (二)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的变更
            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搬到江西苏区,六月上旬,中央军委按照红军新的编制,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军的编制,由军团直辖师。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十二月为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一九三四年秋为朱瑞),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供给部长赵尔陆。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一师: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后为王开湘、黄苏);第二师:师长徐彦刚(后为陈光),政治委员胡阿林(后为刘亚搂);第三师:师长周昆(后为黄德善),政治委员伍修权(后为旷朱权)。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九月为杨尚昆),参谋长邓萍,供给部长周玉成。下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四师:师长张锡龙,(后为洪超),政治委员彭雪枫,(后为黄克诚);第五师:师长寻淮洲(后为李天佑),政治委员乐少华(后为陈阿金、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洪超(后为彭雪枫),政治委员陈阿金(后为江华、徐策),政治部主任欧阳钦。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后为李卓然),参谋长郑如岳(后为李屏仁),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供给部长胡南生。下辖第十三师、第十四师、第三十四师。和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正当委员谢良;第十四师:师长程子华(后为张宗逊),政治委员朱良才,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即达五十万人。六月中旬,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中央军,一部组成东方军,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继续推行其军事冒险主义。
            七月一日,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为配合作战,第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指挥。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东方军远征闽西,其战斗力严重削弱。中旬,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又决定以红三军团、第十九师、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为东方军;以第十三师、第二十师为抚东支队;以红一军团和第十四师及四个独立团为中央军;以第十五师为总预备队,红一方面军的分离作战,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时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至十月上旬,部队遭到重大伤亡。中央军委于十月二日决定组建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肖劲光,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的独立团;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湘怜(后为黄火青)。辖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团、第四团。两个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排除异已的政策,公开同蒋介石决裂。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下令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第十四师,调往西线的永丰地区,会合陈毅率领的西方军,去同敌人拚消耗,进一步丧失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它独立师团作战。八月,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接连失利。九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仓猝决定组建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参谋长诏浚(后为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即中央警卫师)。
            (三)突围转移至遵义会议期间各部队的变更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军委命令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十月十日晚,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部队分布是: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第一纵队(军委纵队)和第二纵队(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前进,五军团扔任后卫。二十一日晚,部队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河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各部队的序列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仍为朱德(兼),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兼),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赖传珠(后为黄苏),参谋长聂鹤亭(后为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肖华。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三个师。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后为彭雪枫、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徐策。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代表陈云,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两个师。第十二师:师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谢良;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浚,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第二十一师、二十三师。第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第九军闭: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央代表何克全,参议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涛。下辖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因子昆,政治委员王开湘。
            十月十一日,奉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第二纵队为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大、军委二局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宗逊(后为张经武),政治部主任邵式平。军委第一、二纵队系一九三四年突围时的编制。从十月二十日突围至十二月三十日,红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分别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一、二、三、四道封锁线,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之众锐减至三万余人。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主力占领通道城,十四日,前锋攻克黎平,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为了充实部队战斗力,紧缩机关,中革军委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达命令,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第一梯队司令员刘伯承兼;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命令,撤销红八军团,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党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月五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强渡乌江的作战准备给各军团的指示》,决定中央红军分三路前进:右路纵队由红一军团(缺红二师)和红九军团组成;中路纵队由红二师、干部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左路纵队由红三军团组成。七日凌晨,刘伯承亲自率领红二军第六团取得了智夺遵义的胜利,当晚,中革军委便通告全军。八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协和首长:“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刘伯承兼警备司令”。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二月九日,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十日,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布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规定了具体办法。根据这一指示,中央红军各军团先后进行了整编。缩编后,全军共十六个团,即:干部团;红一军团辖两个师,即第一师、第二师,共六个团;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番号,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战役牺牲,由叶剑英接任参谋长,伍修权任副参谋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取消了师的番号,缩编为三个团。
            (四)毛儿盖会议前后红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的变更
            (1)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的变动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计划规定:“岷江两岸为我进攻松潘之主力,分三路北进,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左路以林彪为司令员,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杨尚昆为副政治委员,由一、三、五、九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组成;中路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第二十五师、第八十八师、第十三师,共十个团组成;右路以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红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红三十军第九十师,共八个团组成,岷江支队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八个团织成;懋功支队以何畏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第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组成;后方警备部队以周纯全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计划要求各路、各支队于七月七日至十六日,分别集中各指定位置。随后,部队北进。左路:七月二日,先头部队第一军团抵芦花后改入中路。六日,八十八师抵芦花。三军团在康猫寺、梭磨一线,五军团留懋功、达维阻击敌人。八日,三军团抵芦花,九军团抵马尔康、党坝、卓克基一线;五军团仍留懋功地区。中路:七月九日抵芦花,一军团攻占毛儿盖。右路:七月十五日尚不能北进到毛儿盖,致使三路红军部队集中的第一步计划,未能实现。
            为便于部队统一指挥和一、四方面会师后兄弟团结的大局,七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七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命令,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指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番号,统改为军,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的番号不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治委员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红四方面军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重新确定了松潘战役的部署,决定组成五个纵队一个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由一军之十二师和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组成,共十二个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由三十一军、四军之四个团和第十一师、第二十五师各两个团组成,共八个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由三军之四个团、第九十师两个团、四军之三个团组成,共九个团:第四纵队司令员董振堂,政治委员周纯全,由九军之五个团、五军、三十二军及二六二团组成,共九个团: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詹才芳,由第九十一师之三个团和三十三军之三个团组成,共六个团:右支队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由四军之四个团组成,由于地理条件和敌情的变化,如上张国焘拖延部队的行动时间等种种原因,松潘战役未能实现。中央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重新制定了新的《夏洮战役计划》。
            (2)《夏洮战役计划》与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三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迁就了张国焘以主力攻阿坝、北进夏河洮河及另一部攻包座、班佑的主张。战略方针仍然是向北——甘南。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按照各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部队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和调整,将红军主力划分为三个纵队,一个右路军和一个钳制队、一个后备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辖二十五师、九十三师和五军二七一团,共九个团。
            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周纯全,副司令员詹才芳。辖第二十七师、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九十师及二六二团,共十一个团。
            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副司令员王宏坤。辖三军及二六九团、二十九团,共六个团。
            右路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三十军之六个团。
            钳制队: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辖四军之十师及三十五团,共七个团。
            预备队: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辖一军之六个团。
            以上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就是后来的左路军,第三纵队和右路军、钳制队、预备队就是后来的右路军。
            关于部队的划分及领导,中央军委在计划里明确指出:“以上右跹
            国统归前敌总指挥,总政委指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则视当时情况规定,或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指挥之。”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五日,曾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坚持北上甘南的正确方针。决定仍用一、四方面军番号,并将一、四方面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同时,任命周恩来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任命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红军总部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怀念兼政治委员周恩来。
            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王宏坤。
            辖第一军(一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三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四军(四方面军之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第三十军(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成)。
            左路军(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指挥):
            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辖第五军(五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曾日三;第九军(四方面军之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第三十一军(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二军(九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以及军委纵队的红军司令部。
            八月中旬,中央军委就左、右两路军的行动部署作了明确规定: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八月十五日,左路军开始经拿克基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在八月二十一日党中央于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包座、班佑前进。
            (五)红一方面军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师前后部队的变更
            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南下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党中央为避免一、四力面军两支红军部队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不得不单独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继续北上。
            (1)俄界会议,“北上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的组成
            九月十一日,党中央鉴于张国焘南下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实,并一再电令其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北上方针决不能改变。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对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为此,中央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命令一、三军团迅速到罗达俄界集中。中央政治局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举行会议,讨论了目前行动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并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由一军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
            第二纵队(由三军团组成):司令员彭德怀(兼,后为彭雪枫),副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李富春,参谋长肖劲光。
            第三纵队(由军委纵队一部分组成):司令员叶剑英(兼),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陕甘支队分别于九月十三、十四日,从巴西、俄界出发,十七日,占领腊子口、大草滩,边疆突破会宁至静宁之间与平凉至固原之间的两道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进到甘肃的环县,于十月十九日,进入陕甘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吴起镇。
            (2)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的变更
            九月十八日,由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到达延川永坪镇的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在永坪镇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辖第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稍经休整,于十月底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同十五军团会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十一月三日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同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的番号并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此时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为杨尚昆)。原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第十五军团:军协和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共一万一千余人。十二月三十日,又组建了地方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又组建了红三十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第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后为谢蒿),政治委员朱理治(后为甘谓汉);第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后为杜平);另又组建了关中独立师和神府独立师。
            (3)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组建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根据敌人的部署情况,为了胜利进行东征,各参战部队分别从甘泉、宜川、洛川之间及其以南地区和横山附近地区,逐步移至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休整。二月二十日,红军在前委领导下开始渡黄河东征,三月十日,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第一军团(兼“中路总指挥部”):军团长林彪(后为左权代理),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后为孙毅),政治部主任朱瑞(后为邓小平),辖第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成武;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治委员肖华;第四师:师长陈光(后为李天佑),政治委员彭雪枫,第十五军团(兼“南路总指挥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后为王首道),副主任冯文彬,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峻波;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崔田民: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明先。第二十八军(兼“北路总指挥部”):军长刘志丹兼(牺牲后一九三六年四月为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五月二日回师河西,至五月五日,全部返回陕北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当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拒绝停战议和,继续坚持其反动内战政策。为保卫西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向北打通同苏、蒙的联系,向南打通同二、四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军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于五月十八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一万五午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亦称西征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左权任代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西方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创造西方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北上;打通同苏联的联络。部队分三路向宁、甘进军。左路军为第一军团,由左权、聂荣臻指挥;右路军为红十五军团(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行动),由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中路军为红二十八军和第八十一师及骑兵团;由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西方野战军至八月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开辟了广大的新区域,迎接了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二、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各部队的演变
 
            红二方面军,是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由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等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在四川甘孜组成的。它的长征,应起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六军团迟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红六军团担任的是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部队也随之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和变动。
            (一)红二军团长征前的组建及其演变
            红二军团成立于一九三○年七月,最初是由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而成的。
            一九三○年,七月四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七日,两军前委在江陵的普济观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构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决定。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孙德治任参谋长,柳克明(即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军。原红四军改称第二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朱勉之。部队编为第四师和军部警卫团。第四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第六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段德昌。部队编为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第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剑如。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一九三○年九月十二日,邓中夏受党中央的派遣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到达洪湖,周逸群被选为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代理特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巡视洞庭特区返回途中牺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及两个军的领导人也有所变动和调整: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专任总指挥,第二军军长由孙德清继任,朱勉之仍任政治委员。第六军原军长邝继勋调回中央安排工作,由段德昌继任军长,柳克明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汤慕禹任第二军团总指挥部参谋长,刘鸣先为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并将汉川中央独立师一部编入红二军团。
            一九三一年六月,党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地区,决定“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共编为两个师,仍以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在湖南长阳县正式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邓中夏(兼),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下辖第七师、第八师和教导团。此外,由第六军改称的第九师,亦属红三军建制,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陈培荫,全师共一千多人。四月,将湘鄂边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师长一来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同时,将活动于巴东、兴山、秭归、远安一带的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师长黄大明,政治委员涂英中。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红三军与红九师在刘猴集会师,湘鄂西军委委员万涛接邓中夏任红三军政治委员。此时,红三军有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共八个团。不久,又将第七师,第八师各恢复到三个团的建制,并新编成五个独立团:留守湘鄂边的教导师改编为独立第一团,独立第二师改编为独立第二团,红三军教导团和游击队改编为独立第三团,襄、枣、宜第九军第二十五师改编为独立第四团,汉川独立团改编为独立第五团。红三军转战于洪湖根据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部队扩大到一万五千余人,拥有一万一千余支枪。
            一九三二年秋,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用于湘鄂西的兵力达十万人。红三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部队和根据地都受到损失。红三军奉命撤出洪湖根据地,转入鄂西南,于十二月底进至湘鄂边的鹤峰地区。一
            九三三年初,红三军回师湘鄂边苏区,部队进行整编,全军编为第七师、第九师和一个教导团。第七师:师长汤福林(后为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宋盘铭;教导团(由独立一师一部编成):团长卢冬生、政治委员关向应(兼)。部队整编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发展鹤峰周围的苏区。”“到一九三三年五月,重新建立了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巴东五县边界苏区。以后又撤至湘鄂西和湘鄂川边。”“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宣恩大林开会讨论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决定向四川的酉、秀、彭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的策略。”为此,红三军南下入川,于五月十二日进入贵州境内,九月十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信及五中全会决议,决定将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              
            (二)红六军团助组成与西征
            红六军团成立于一九三四年,最初是由湘赣地区的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合编而成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是旬,红六军团初步组成,但未组建领导机关,下辖部队有第十六师、第十七师、第十八师。第十六师(由红十六军改编):师长高永生,政治委员温锦惠,参谋长李鄂;第十七师(由红八军改编):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王震;第十八师(由红十八军改编):师长严图阁,政治委员徐洪、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袁任远。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取得联系。实际上红六军团此时就开始了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中央决定以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团行动。八朋十二日,在湖南桂东寨南圩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国才和军政委员会。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辖第十七师:师长肖克兼(后为吴正卿),政治委员王震兼(后为苏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兼;第十八师:师长龙云(因病,后改邝朱权代理),政治委员甘泗淇,副师长彭辉盟,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方礼明。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最高领导机关,由任弼时、肖克、王震三同志组成,主席任弼时,肖克、王震为委员。全军团约九千余人。             
            (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部队团组织变化
            —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冲破敌人重围,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率领前来接应的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奉中央命令,红三军正式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二十六日,二、六军团在叫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的干部配备作了统一调整。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并以红六军团政治部为红二军团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探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行动。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辖第四师(原第七师改称):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第六师(原第九师改称):师长钟炳然、政委袁任远。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夏曦,副主任罗志敏。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撤销了原湘鄂西中央分局。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贺龙兼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兼军区政治委员。随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四)长征路上组成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师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二军团吸收部分地方武装,使之增建为两个师六个团。二月一日,红二、六军团接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精神,并指定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此时,红六军团重新恢复了第十七师、第十八师的建制。四月以后,红二、六军团实行机动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十月,将地方武装组建的第五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谭友林),第十六师(师长周球保、政治委员晏福生),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全军发展到二万一千余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共一万八千余佃,实行新的战略转移(即长征)。一九三六年初,红二、六军团转向黔西,三月突破敌人包围经云南渡过金沙江转向川西。六月六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在川西理化以南六甲洼胜利会师。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绒坝贫与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合。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同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辖第二军(由第二军团改称):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下辖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李井泉;第五师:师长贺炳炎(后为陈本新代理),政治委员谭友林;第六师:师长郭鹏(后为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六军(由第六军团改称):军长肖克兼(后为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副政治委员罗志敏,参谋长谭家述(后为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后为刘道生)。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晏福生;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治委员汤祥峰;第十八师:师长张正坤,政治委员罗志敏(兼);模范师(新成立):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材。第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后袁任远)。军辖第二八○团、第二八二团、第二八六团。七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
            队开始北上,红二方面军被划为左纵队。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不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任弼时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由关向应继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红三十二军将原来的三个团合并编成第九十四师,方面军第五师改编为第九十五师,归红三十二军建制。十一月,红二方面军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这时,红二方面军辖第四师(原湘鄂西红六军改编);师长贺炳为,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六军(原红六军改编):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副政治委员罗志敏,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三、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各部队的变更
 
            红四方面军是由鄂豫院苏区的红军第四军扩编而成的红四军又是由红一军同红十五军合编而成的。这支红军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建了鄂豫院、川陕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多次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部队经多次调整,充实、扩大,于一九三五年六月转入长征。
            (一)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二月,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为了迷惑、调动敌人北上,先进行了陕南战役,然后集中主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歼敌一万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但由于张国焘错误的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逐转向川西。五月下旬,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这时,四方面军的编制序列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辖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共五个军。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第三二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第九十三师;第三十一师、第十三师;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下辖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全方面军总计正规部队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连同妇女独立团,红军学校、机关、兵工厂等,共十万余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及党中央机关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七月,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争取共同北上,党中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七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初期,虽然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但各方面军仍然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执行中央东委员布的《夏洮战役计划》时,为了充实、调整部队的战斗力一、四方面军互相交换了一批干部,对有的部队也作了调整。此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仍为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辖五个军。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一师:师长王友钩(后王近山),政治委员叶道志;第十一师:师长周世元,政治委员陈锡联;第十二师: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政治委员盛修铎;第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李德明。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代),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第八十九师:师长周烈坤,政治委员曾广泰;第九十师:师长汪乃贵。
            第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九十一师:师长余家寿(后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叶成焕。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辖第八十九师:师长吴世安,政治委员吴成忠;第九十九师:师长王波,政治委员王德安。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进包座、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划归右路军的红四方面本部队是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家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忠坚;第三十军:军长(代)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划归左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左路军还包括一方面军原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九军团改编的第三十二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后为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代)曾日三,参谋长(代)曹里怀;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
             (二)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时其所属各部队的变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开打出反党旗帜,成立伪“中央”,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随后,红四方面军及红军总司令部、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共十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南下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的十万之众锐减为四万余人。此时,各部队建制及首长均无大的变动。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再电令下,一九三六年三月,南下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四朋上旬,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辖五个军一个骑兵师第四军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师,各师直辖营,不设团部;第九军: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和模范师,师直辖营,不设团部: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仍各辖两个师;第三十三军番号撤销并入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时,下辖第三十师、第十五师和两个直属团;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师、第九十六师(以上军师首长无变动的,未予列出)红军骑兵师:师长许世友,下辖三个团,约三千人骑。还有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中共大金省委:省委书记何柱成(后为邵式平);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金川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邵式平。             
            (三)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共同北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二、六军团会师。七月二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军总部决定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这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左路纵队,由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二方面军组成,由朱德、贺龙率领,七月三日从甘孜地区出发。中央纵队,由第九军第十二师、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和四方面军总部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七月二日,从炉霍地区出动。右路纵队,由第五军和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七月十日,从绥靖(大金)、崇化地区出劝,负责后卫。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十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十一月中旬,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协同红一、二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十二月二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保安的胜利。十二月二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保安同党中央及中革军委会合。七日,中革军委扩大组织,由毛泽东担任主席。此时第四军:烟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后为郭述申)。“西安事变”以后,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向东开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到达三原、淳化地区。
            此外,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余人,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十一月十日中革军委电令授予渡河部队“西路军”称号,指示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并指定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指挥西路军的作战行动。西路军统率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和骑兵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后牺牲),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后牺牲),参谋长李屏仁(后牺牲),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后牺牲);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后牺牲),政治委员陈海松(后牺牲),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骑兵师:师长董俊彦(后牺牲),政治委员故意贤道(后牺牲)。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处境的恶劣,虽经半年的征战厮杀,付出了重大牺牲,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西路军终遭失败,余部的一部八百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在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应下,至新疆后返延安;另一部九百余人在王树声、李聚奎等率领下分散游击绕回陕北。至此,红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的历程,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周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二十五军西征时各部队的变更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成及其活动
            北上抗日先遣队(亦称红十军团),是红七军团与赣东北的新红十军合编而成的。红七军团是由原赣东北地区南下的红十一军改编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独立军团的通令》,其中决定将“原红十一军改为第七军团”。七月间,红七军团正式组建,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肖劲光(一九三三年十月为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三十四师。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福建连战地区调回瑞金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中央代表曾洪易。七月六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于十月到达赣东北,在德兴、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会师(—九三三年一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后,在方志敏领导下,又将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原红十军余部织成了新的红十军)。根据中革军委十一月四日的命令,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政治部主任刘英。十一月中旬,为了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随红十军团行动并领导红十军团。十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十二月十日,两路部队会合于汤口地区,在潭家桥与敌展开激烈战斗,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寻淮洲负重伤牺牲,方志敏等决定将部队暂时转回赣东北报据地,但在浙费边界的怀玉山地区,部队被敌人包围,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军团参谋长粟裕率仅存的八百余人突破重围,转入闽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二)红二十五军西征和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界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辖两个师一个特务营。原红二十七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辖第二二○团、第二二一团、第二二二团;原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番号不变,师长姚家芬,政治委员高敬栾,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另将红军独立一师第二团一部编为师特务营;原二十五军特务营为新军部特务营。部队于十一月三日完成编制,全军约七千人。一九三三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皖西的红二十八军在麻城大畈会合。会合前红二十五军政委王平章在战斗中牺牲。两军会合后,省委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以加强红二十五军会合后,省委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以加强红二十五军,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另将独立师十六团改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此时,红二十五军的序列是:军长吴焕先,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三师:师长周希元;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治委员高敬亭。全军共一万余人。为了坚持皖西的斗争,同时决定重建第八十二师。之后,红二十五军进至郭家河一带作战。
            九月,红二十五军在黄麻公路通敌包围,第七十五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出包围转移鄂东,仍保留红二十五军番号。第七十四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
            —九三四年春,红二十五军第二次进入皖西与红二十八军会师;根据鄂豫皖省委指示,两军重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同年九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达鄂东,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动向西转移,组成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将鄂豫院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根据中革军委团命令,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戴李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于十一月十六日由河南罗山的何家冲出发西征,出豫经鄂北到达陕南。一九三五年一月到六月,沿途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打破敌人的跟踪“围剿”后,红二十五军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将继续北上。为了策应红一、四方面军的北上,红二十五军决定进行西征。七月十六日,部队从户县子午镇附近出发,八月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天水、秦安、隆德等县城,八月底红二十五军从甘肃转向陕北。九月十八日,部队到达延川县的水坪镇,同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陕北红军是一九三二年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创建的我党的一支革命武装。一九三五年二月谢子长病逝后,由刘志丹为首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当时部队已发展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个军)、会师后,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第十五军团的序列是: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转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这三个师分别由原红二个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一一零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后队全部。十月二十五日,又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歼灭守敌第一○七师四个营。十一月初,中央红军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此时军团长仍为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辖第七十万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政治部主任周碧泉;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崔田民,政治部主任钟伟;第八十—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明先,政治部主任李宗贵,副主任张树才。随后,红十五军团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五、长征时期中央军委的变更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搬迁苏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央军委,中央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六月间,又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十月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电,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成了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的中革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王稼祥为主任:总参谋部,叶剑英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范树德为部长;军医处,贺诚为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肖劲光为校长。
            一九三三年春,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苏区,五 月十二日,中央军委第一号通令宣布:中央政府已加委博
            古、项英两同志为中革军委委员。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要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闭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仍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此时
            ,中革军委主席仍然是朱德,副主席仍然是周恩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以后,“朱周王”签发了数以百计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于四川西部懋功会师后,七月十八日,中央发出《任命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党中央同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领导成员排列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
            一九三五年十月,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同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三日,正式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十二月七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决定扩大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关向应、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肖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以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叶剑央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叶季壮为总供给部长,林彪为中国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为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
             
            相关史料来源
 
            (1)《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并委任总指挥、政委训令》(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2)《关于一、五军团军事训令》(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3)《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作的通令》(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4)西方军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由江西军区工人师和独立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组成,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5)《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6)《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纵队改编为军委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7)《军委关于我八日行动的部署》(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8)《我军九日行动部署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9)《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
            (10)《松潘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0-52页
            (11)《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2)《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13)《夏洮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长征时期》第64-67页
            (14)《夏洮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长征时期》第64-67页
            (15)《任命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
            (16)王键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第139页
            (17)《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及其方针任务》(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18)《中共中央关于我左、右、中路活动情况》(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19)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一九六一年)见《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266页(注)
            (20)《湘西中央分局致二军团前委信》(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21)《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
            (22)《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
            (23)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央党史革命史论集》第321页
            (24)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321页
            (25)《红二、六军团给中央军委的联名电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26)《红二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之九)
            (27)《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西北局致张国焘电》(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28)《松潘战役计划》(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军事文献》第728页
            (29)《红四方面军组织发展概况》(红四方军战史编委会)
            (30)《军事文献》第720页见《电报汇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八月十五日)
            (31)《军事文献》第1086页见《电报汇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
            (32)《军事文献》第1086页见《电报汇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
            (33)《电报汇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电)
            (34)《中央致张国焘电》(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35)《关于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的报告》(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36)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37)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38)徐海东:《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载一九五四年〈党史资料〉第十期
            (39)徐海东:〈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载一九五四年〈党史资料〉第十期
            (40)《关于离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41)徐海东:〈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载一九五四年〈党史资料〉第十期
            (42)《军委通令》(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43)《中共中央第一号通电》(一九三一年十月)
            (44)《任命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45)《任命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
            (46)《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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