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之国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

蛮夷之国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

一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高悬起一个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历代儒生都梦想着回到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天下为公，而秦之后却变成了天下为私。

   那么，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阳明等人是从心性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改造人心。也就是说，不改变政治结构，只需除去人的私心，让人回复“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这显然只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童话，并无新意。到了明末清初，天地巨变，沧海横流，体量巨大的明帝国的又一次迅速崩溃，让一些知识分子对大一统郡县制的弱点进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比如顾炎武就认为，要把三代之治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引入郡县制中，以防皇帝过度集权。“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要下放权力，把地方治理的权力归于地方，不仅要分权到县令一级，还要在一县之内继续分权，一直分到乡里保甲。而黄宗羲则提出了以“宰相”制来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来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来制约中央权力的政治制度构想。这也是以“三代之治”济秦治之失的思路。

   不过，明眼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思路在已经刚性化的传统社会结构下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因此，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国人唯一的现实选择，是只能继续忍受秦制，要回到三代，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国的读书人惊讶地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在中国，而在“蛮夷”之国。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寰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虽然没到过西方，但是凭借读到的翻译材料，他得出一个判断：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国的三代之治。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真是人类的奇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辽阔，却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的三代时期的文明时代，而由欧洲看中国，中国倒成了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这些观点，并非徐继畲和郭嵩焘等个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说：“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在他看来，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国三代的原则，中国秦汉以后丢失了这些原则，但“民贵君轻”的原则却在今天的英国、意大利等国施行着。

三

   三代之治，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对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是一种政治乌托邦。那么，这个乌托邦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这些中国读书人说西方的制度接近中国三代呢？

   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最能体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三代理想接近的，是议会、学校、监狱、医院、街道这几类地方。“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首先他们说，议会这个制度符合三代的遗意，因为据说三代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的。史书上有很多“三代乡举里选之法”的说法。

   薛福成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在唐虞以前，都是民众做主。老百姓中有德之人，可以被拥戴为领袖，成为诸侯。诸侯中的有德之人，被推举为天子。这就是尧舜之时的制度。

   案始皇以暴力征服天下之后，才完全取消民主，变成一切皇帝做主了。

   这些显然只是理想化的描述，在中国只见于文字，从来没有见诸实施。然而到了西方，他们发现，这些构想居然已经落地。

   郭嵩焘说，英国的议会制度证明，西洋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朝野两党“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反复公开辩论，最后是非得以分明。英国还推崇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发表言论没有任何忌讳，普通百姓也有发言机会，因此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英国文明和富强的基础，不是船坚炮利，也不是工厂发达，而是议会制度。

   保守派官员刘锡鸿出国前极力赞美中国“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认为中国政治最好的地方是权力定于一尊，这样政权稳定，国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然而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度支出入，并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也就是说，议员们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一定要辩清楚为止。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开，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骗公众。因此他不觉称赞说：“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说这种体制能集合智慧，也能顺民心，让百姓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尽力。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做不到这一点。

   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三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制度，中国知识分子说，三代的教育是普及的，各个阶层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比如朱熹关于三代时期教育制度的描述：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三代的时候，各方面政策都很完备，比如从王室、首都到普通社区都有学校。孩子长到8岁，不论王公之子，还是普通百姓的孩子，都能入学，学习礼仪、书写、数学等。等到了15岁，则各阶层成绩好的孩子，都能进大学，学习修身和治天下。

   然而到了西方，薛福成等人发现，西方的学校居然存在着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可以全民免费入学，教育高度普及。这岂不正是中国人的“三代”理想吗？

   刘锡鸿也对英国的教育制度钦佩不已。他在英国伦敦各处参观，见到英国义务教育普及，穷人也能上学，国家甚至供给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餐食，“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供其衣服、饮啖”。而且学生素质很高，很有礼貌，“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这让他叹息不已，没想到中国人认为只能在三代见到的情景，他在英国可以亲眼看见。

四

   中国外交官到了西方，最感震惊的，除了学校，还有监狱。

   传统中国社会中，最不人道的表现，除了太监、小脚，可能就是监狱制度了。

   《清稗类钞》载，清代监狱“诚为黑暗世界，基址狭小，内有狱舍五六所，四周环之铁栅。有内陆数人，政治犯也，科终身禁锢罪，居于形似棺之笼，外加铁锁，不能直立，亦不能平卧，其得稍见日光者，则每日二十四小时中，递食二次之数分时而已。囚徒反以就死为乐”。监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面积狭小，见不到阳光，有的栅栏，人在里面不能站直，也躺不下，因此，犯人们希望快点死掉，别再这样活受罪。

   因此，西方外交官参观中国监狱后，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悲惨的地方。比如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日记里记载的：

   1858年1月31日。

   一-昨天，我去看了广州两处监狱，在那里看到的一些景象很可怕，我自己都无法用言语加以描述。监狱中的许多囚犯由于疾病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四肢瘦得连我的手腕粗都没有。我听到这间牢房里囚犯发出的呻吟声，于是我就走上前去，叫人把门打开，那景象惨不忍睹！囚犯似全身皮肉绽开，明显是遭毒打所致；其中有一囚犯已经死亡，身边一群老鼠，-太惨了，我无法继续描述下去。

   然而，据说这种监狱是秦代之后才有的。中国三代时期的监狱本来不是这样的。

   《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所谓“以圜土聚教罢民”的意思是将囚犯（罢民）聚集关押于监狱并进行教育改造。所谓“施职事”是指让囚犯进行劳作，类似现在的“劳动改造”。所谓“不齿三年”，指囚犯出狱后三年内不得按年龄大小与乡民排列尊卑位次，类似今天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此可以认为，周代监狱制度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促使罪囚悔过自新，并最终重返社会。

   《尚书·立政》也有“不可误于庶狱庶慎”之言，明代学者丘浚对此评论道：“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离散人心，感召乖气，亦是狱。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三代时期，对监狱制度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制度处理好了，可以聚拢人心，导致社会和气。处理不好，将导致戾气充塞外溢。所以三代为什么得人心，只是因为以仁爱为本，不喜欢杀人。秦为什么会亡，就是因为滥用严刑峻法，把大量的人送进监狱。

因此，中国外交官参观西方监狱，往往感慨，西方的监狱制度，正符合中国三代的原则。

   有一次，英国方面发出邀请，邀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机智地拒绝了，他心想，英国方面肯定是事先做好了布置，面子工程，去了也看不到真东西。于是有一天他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直接跑到监狱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回来写日记说：

   其狱则崇楼广厦，遍绕迴栏，壁净阶明，尘垢俱绝。·····-犯居之，皆有牖以通天阳，不以湫隘闭郁其气也。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剂以汤茗，惠养之道也。······饮食寝处，咸适其意，而气体充矣。······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

   英国监狱居然如此卫生，如此洁净，每一间都能见到阳光，还有暖气。对待囚犯如此人道，犯人有肉吃，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在监狱中可以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有人居然可以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这与当时的清朝监狱比起来，确实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叹息说，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也”。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没有闲官，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上层政治家与底层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因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然，虽然刘锡鸿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评价的，并不妨碍他公开大事攻击他的同事郭嵩焘“崇洋媚外”，而且他回国后对皇帝讲的几乎完全相反，这也是晚清很多官员的做法，因为称颂西洋国家在当时的中国容易遭受攻击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