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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1891年7月18日） 郭嵩焘，这个名字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818年，他出生于湖南湘阴，这个地理位置独特的地方。湘阴，在清朝时期属于长沙府，是湘江汇入洞庭湖的出口，交通便捷，是通商的要地。这里的水路交通发达，为郭嵩焘日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出仕 1841年，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中任职，亲眼目睹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这一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也坚定了他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决心。1847年，郭嵩焘考中进士，成为了一名官员。然而，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国家动荡不安，郭嵩焘也随曾国藩出山，投身到了镇压起义的战争中。 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前往浙江筹措军饷。他趁机顺道去了上海，想要亲眼看看这个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城市究竟是怎样的繁华。在上海，郭嵩焘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西方文明的繁荣，也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他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来振兴中华。 在上海期间，郭嵩焘结识了许多开明人士和外国人，他们共同探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郭嵩焘意识到，要想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制度。他开始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引进人才和资金，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出仕 同治改元后，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鸿章急需一位既懂洋务又能理财筹饷的人才来协助他。而这个人，就是郭嵩焘。郭嵩焘在复出后，先是被任命为“苏松粮道”，负责管理江南地区的粮食储备和调配。随后，他转任“两淮盐运使”，掌管着两淮地区的盐税征收和盐政事务。他的出色表现让朝廷对他刮目相看，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成为一方大员。 在广东巡抚任上，郭嵩焘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担当。他整顿吏治、改革盐政、推广洋务，使得广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同时他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在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了长沙。 回到长沙的八年时间里，郭嵩焘并没有闲下来。他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忧患。他深知清朝的危机和困境，对于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同时，他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和影响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次出仕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同治十三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郭嵩焘，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那一年，他57岁，已经历了无数的人生风雨。然而，朝廷的诏命使他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束装整装，准备前往京师陛见。 郭嵩焘的内心充满了激动与期待。他深知，这一趟赴京之行，不仅是对他多年外交工作的肯定，更是国家赋予他的重任。在福建按察使的任上，他尽职尽责，短短三个月便赢得了朝廷的信任。然而，他的使命并未结束。在完成福建的职务后，朝廷紧急召回他，赋予他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出使英国。 这一决定并非偶然。此前，因为云南的“马嘉理事件”，中英关系一度紧张。为了修复关系，朝廷决定派遣一位重臣前往英国“赔罪”。而这位重臣，便是郭嵩焘。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在上海冒雨登舟，向着遥远的英国启程。他知道，自己肩负的是国家与民族的荣誉。这一刻，他不仅是出使英国的公使，更是中英关系的桥梁。 在郭嵩焘的船队驶离上海的那一刻，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在担任公使期间，郭嵩焘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与学识。他对西方的初步了解在此时得到了验证，这些认识不再是片面的，而是有根有据、有血有肉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吸收西方文明的工作中，如同一个吸水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西方文明的精华。他深入探究这种文明背后的动力，试图理解其运作的机制和原理。 在这个过程中，郭嵩焘不断地自我反思，对比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他感叹国家落后于时代，犹如一个迟暮的老人，无法追赶世界的潮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失学”，因为他在年轻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先进的西方文明。然而，正是这种深深的危机感推动着他不断地学习、思考和进步。 郭嵩焘的日记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他用小楷认真记录下每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有时候，他的日记篇幅甚至达到了一天七八千字，这足以看出他对学习的执着和对自我提升的渴望。他的日记不仅是个人思考的记录，更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见解和反思。这些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让我们能够窥见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探索与思考。 在郭嵩焘的英伦生活期间，他的副手刘锡鸿无疑是一个阴险的存在。这个小人似乎总是对郭嵩焘心怀不满，处处与他作对，成为了郭嵩焘在英国工作期间的心腹大患。刘锡鸿不仅在公务上对郭嵩焘百般刁难，更在私下里散布谣言，中伤郭嵩焘的名誉。这一切都让郭嵩焘深感绝望，他开始怀疑朝廷的公正，也对那些手握重权的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工作产生了怀疑。 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出使任务后，郭嵩焘终于在光绪五年，也就是1879年年初，黯然离职。他再也无法忍受与刘锡鸿这样的副手共事，更无法忍受朝廷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他没有再去北京述职，而是选择直接返回了长沙。回到家乡后，他深居简出，过着平淡的生活，对于朝廷和官场的一切都感到深深的绝望。 尽管郭嵩焘对于洋务几乎失去了信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开始在自己的家乡长沙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的发展。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但却在民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 门简成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每一次都充满了坎坷和挑战。他曾担任过多个官职，但每一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离职或被贬。然而，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回顾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和思想特质贯穿始终。他不畏强权、不惧困难、坚持正义和公平的信念和追求是他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特质使得他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却始终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要真正理解并解决郭嵩焘的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近代以来传统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与我们自身的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充满了偶然性的事件和人物，但这些偶然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这种偶然性，才能真正地去反思历史，去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诡异性。 历史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和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仅仅将历史视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应该看到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系，认识到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理解历史、解决郭嵩焘的问题，不仅需要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更需要我们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思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创新，以应对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种种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决郭嵩焘的问题，为我们的文明和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特别推荐孟泽先生所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强烈推进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我们深知本书价值，特邀请孟泽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请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一键拥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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