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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鸿章怎么办外交 李鸿章与曾国藩谈论办外交，曾国藩不免说出老实话，“以我看来，还是一个诚字”。“我现在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还是看的明明白白的，不如老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于过于吃亏”。于是晚年李鸿章在总结自己办外交的经验，自鸣得意说“我这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之力”。“不论英法德俄，我只捧着这一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总算没有差错”。例如1878年他在提出与俄国商谈伊犁问题的意见，说“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针对朝廷呼吁不承认签约之事，李鸿章说“先允后翻，其曲在我”，主张履约，以免“酿成衅端”。以后再徐图补救。
2.却道支持二十年 《清史稿》说李鸿章“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李鸿章也颇为自信，他相当迷信“联俄制日”的功效，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还得意的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黄遵宪对此尖锐的批评说“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梁启超也说“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制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我国为人之奴隶，鱼肉而已，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梁启超给李鸿章写信道“割台湾，割辽东，订中俄密约，助西伯利亚铁路之速成，割广西甑脱之土司，割胶州，割旅顺，大连，割威海，割九龙，割广州湾......中国已非复中国人之中国，则万目之所见，而百口不能辩也'。 3.马嘉理事件 1876年英国政府以英人马嘉理在云南景颇族境内遇害事件，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和敲诈，李鸿章本着一贯的实用主义对英国使节威妥玛尽力迁就。甚至直接说出侵略者有理的话来，说什么“其曲在我，百鶨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洵饰所能了事”，要“壮士断腕”。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后，还得意的说“从此之后二十年不至生事耳”。中法战争后，他与法国签订条约，抱着一种为清政府打工的心态，说“议款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驻法使节曾纪泽向朝廷进言说“法人觊觎越南久矣，越南危，非国家之福”。1884年李鸿章却执意与法使福诺签订了《李福协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利益，法国总理茹费理甚至赞扬李鸿章，“我快乐的体验到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 4.李鸿章也有强硬的时候 1873年他对秘鲁虐待华工的情况表示严厉谴责，表示华工受虐问题若不得到正当解决，就不予立约.当时前后约有10万华工被运往秘鲁做苦力，被塞进称为“浮动地狱”的海船运往秘鲁。李鸿章使用容闳精心准备的材料与秘鲁进行交涉，对付不得不用外交照会形式为华工权益做出保证。“海外侨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失所”。李鸿章痛斥秘鲁掠卖虐待华工情形，“实中国百姓所痛恨，亦万国公法所不许”。连李鸿章在早期与日本谈判时也持强硬态度，当时日本尚未摆脱西方列强的欺侮，即企图按照所谓国际公法要向中国和世界扩张，还要依据西人成例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据理力争，最后签订了《修好条约》与通商章程。在他看来秘鲁只是一“国贫民弱”的南美小国，日本是曾对中国“向化”的岛国。所以他敢于与对方在外交桌上力争，但一旦日本强大，他就逐渐向日本“妥协”了事。李鸿章有一定的国际外交知识，有其自诩的外交才干，懂得一些近代主权观念，他认为协定关税不合理，领事裁判权和“国际公法”不合理，但对方一旦以势压人，他就总是理屈。 5.洋务运动首脑 鸦片战争前，清廷把对西方国家办理贸易和外交交涉统称为“夷务”，后来逐渐改称“洋务”。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他非常实际，提出“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虽然他说“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他常被维新派批评“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敗衅，莫克拯救”。那些高喊“御侮”，“攘夷”而盲目排外的保守派并非真正爱国者，李鸿章这样与外国交涉的妥协者也损害了中国的国民利益。而且李鸿章并非是外交成就的第一人，“师夷长技”的提出者是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最先提出一个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京师同文馆是第一个新式学校，尽力促成留学生出洋的是容闳，曾国藩，丁日昌则大力支持，这一切成就不能都说成是李鸿章的功劳。 6.郭嵩焘里外不是人 清国政府虽然被鸦片战争打怕了，成立总理衙门管理各国事务，恭恭敬敬接待各国使节。但很少派出使节出访各国，因为精通洋务的人也不多，自天朝上邦远去绝域小国，被视作一项苏武牧羊式的苦差，很少有人乐意充当使节。当郭嵩焘被任命为英国使节，北京城还出了一个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家乡士子骂他“不修高洁之行，蒙耻修辱，周旋洋人”，甚至还想毁掉他的房子。两宫皇太后在接见郭嵩焘的时候，还竟这般鼓励他'出洋本是极苦差事,须是为国家任一番艰难'。郭嵩焘连寻找随员都找不到，时人回忆说“郭嵩焘至英伦，求随员十余人，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条”，两相对比，让郭嵩焘内心极其苦闷。他给沈葆桢写信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与家乡父老，相与痛诋，不复以人数.....衰年颠沛，乃至此极”。 欢迎关注我的大鱼号：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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