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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书中为什么说，有其位无其德和有其德无其位，都不能治礼作乐？为天下人制定行为规范者，为什么必须德位兼备？为什么说圣人之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和帮助，很难大行天下？又为什么说礼乐一收一放的分寸感很难拿捏？《中庸》的第28章中，子思先生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还明确告诉我们：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我们应该去深度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制礼作乐这件事，必须由德位兼备的人才能完成？有德无位，有位无德，为什么都不可以？首先，制礼作乐是要约束全天下人的行为，要形成全天下人共同遵守的规范。如果礼乐的制定符合了天道，又能很好的兼容人性，那么天下人就更愿意接受，更容易遵守，社会就容易有序，容易和谐，矛盾就会相对较少。但是，如果制定的礼乐不合天道，背离了人性，全天下就会一起背道而行，就容易天下大乱。由此可见，制礼作乐之人必须拥有最高的智慧，最美的德行，最尊贵的地位才可以。只有彻悟天道，能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才能拥有如此高的智慧。同时，因为体道、悟道并且与道合一，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一定是自己先做到的，是言行合一而有公信力的，别人是容易信服的。而且，制礼作乐以后的推行，与制礼作乐本身的难度更大。必须要调动全天下的资源，才能将其推广下去。既要有宣传教化，又要有强制性的政策保护。如果想要调动全天下的文教和司法力量，不拥有最高权力，或者缺少最高权力者的认可与支持，根本就没有可能做得到。首先，礼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是防止私欲膨胀和行为失当的。乐是让人抒发情绪的，缓冲和中和礼带给人的压抑感。也就是说，全天下人的情感过度地放纵，社会风气就会变坏，人心就会向下滑。但是，如果约束过度了，人们过于压抑，透不过气来，束缚了人性，也会出大问题。这一收一放之间的平衡感、分寸感是极难拿捏的，没有最高的智慧，人根本做不好。也就是天下难度最高的工作，只能由天下智慧最高的人去完成，二者必须相匹配，这本身就是阴阳互补平衡统一的中庸之道。如果只有最高的地位，没有最高的智慧，那么其最高权力就会使天下人一起和他走向邪路。其次，一位得道的圣人，尽管他能够悟透天理，能够帮助天下人找到更符合天理的行为规范，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力、财力去推行。就算他强力去推行了，影响面也很难扩大，更容易惹毛了执政者，而给自己和同行者带来灾祸。没有哪个执政者，愿意看到民间有人的号召力，超过官方，超越自己。孔子也好，朱子也罢，他们虽有圣人之德，但无天子之位，他们的主张都是通过后世的帝王才能够推行天下的。就算是佛陀和耶稣，他们在世的时候，影响面也是很有限的，都是在后代帝王的官方意志加持后才发扬于天下的。把历史书翻一翻，就会明白，要么天子本身就是圣人，比如说尧、舜、商汤、周文王。要么是天子认同和推崇圣人之道。比如说汉武帝，印度的阿育王，梁武帝。最高的智力，必须有最高的权力保驾护航，才能够影响天下人和造福天下人。还有一个关键，礼乐的推行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教化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教化的最好方式，是居上位者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在要求天下人之前，先做给天下人看，先给天下人数个标杆。《大学》书中的一句话，讲得最明白：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句话前面还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居上位的人必须知道，天下人都是上行下效的，这样就更好理解，只有最高权力而没有最高智慧和德行的人，为什么不能制礼作乐。如果他制定的规矩，自己都不遵守，对别人的要求自己都做不到，他制定的礼乐只会让其更快地丢掉民心，甚至是丢掉政权。由此可见，没有最高智慧、最美德行和最尊贵地位，制礼作乐都有大问题，只能是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去完成给天下人定立行为规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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