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in broad sense

区别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作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中找出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都能适用和遵循的产生、运行、发展、灭亡和更替的普遍运动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了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进而阐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特征。

第一，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第二，它的任务，是证明某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找出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考察旧生产方式中隐藏的“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以及“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即“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态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第三，广义政治经济学除了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方法论之外，更多的是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指出，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其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古代社会史笔记(1879—1882)》(其中包括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笔记)、致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法德农民问题》《论住宅问题》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撰写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马克思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是涉及众多所有制形式或生产方式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绝无仅有”的一篇。其在学术界被当作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理论的经典，并且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和文章中被广泛征引。最初单独发表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40年又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为题，由当时苏联马列研究所单独编辑出版。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并且对亚细亚的所有制或部落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或罗马、希腊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在以后进而推出了“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那么，研究政治经济学的

具体方法有哪些呢？

政治经济学方法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方法。

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唯物史观，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出内在的带有本质性的联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武器。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法，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精辟地论述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形成的总方法，即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里讲清楚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联系和区别。所谓研究方法属于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所运用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充分占有材料（事实材料和文献资料），从中找出事物的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得出科学结论，形成概念、范畴等抽象规定，为叙述方法阶段进行逻辑加工提供思想材料，以便最后能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的思想总体或思想具体再现出来。但是这种思想总体或思想具体，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绝对精神”总体观时所指出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为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按毛泽东的表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 。所谓叙述方法，马克思又称为“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里的具体是思想具体，是思维以本质层次的概念和范畴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逻辑形式和逻辑方法，对研究方法阶段形成的概念、范畴等抽象规定系列，进行再研究再加工，从其内部本质联系上来安排概念、范畴，亦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是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形成表达真理的严整的逻辑方法的体系。马克思十分重视叙述方法在创立和发展科学中工具的作用，认为它本身会“使庸俗的观点无计可施”。

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等重要方法。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一方面，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应该舍弃历史的偶然因素和干扰条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透过现象，找到本质，发现规律，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运用理论的抽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