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瑞：《资本论》方法的阐释路径及其理论困难

方瑞：《资本论》方法的阐释路径及其理论困难

内容提要：如何判定《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其关键在于对《资本论》方法的研究。围绕这一争论，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一种是实证主义的阐释路径，立足于经验事实，注重对各种材料的整理与归纳，但这种阐释路径以“非科学的观察者”的方式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部联系进行说明和描述，最终陷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之中。另一种是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解释原则，“要求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并由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但这一阐释路径由于“跳过了经济分析的必要环节”，必然陷入到黑格尔式的思辨抽象之中。鉴于《资本论》方法的研究对判定其理论性质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马克思对不同研究方法的评述，来重新审视这两种阐释路径的理论困难，澄清《资本论》方法研究的阐释原则，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理解。

关键词：《资本论》研究方法；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

近年来，关于如何判定《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成为了当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争论，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一种是将《资本论》作哲学化的阐释，以剖析《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①另一种是坚持“《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认为这种哲学化的阐释“消解掉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使其“丧失客观性”。②然而，对于这场争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解读还是从哲学解读，都应该建立在对《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③，这种“互相矛盾的评论”致使当前《资本论》方法研究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因此，鉴于《资本论》方法的研究对判定其理论性质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马克思对不同研究方法的评述，来重新审视这两种阐释路径的理论困难，澄清《资本论》方法研究的阐释原则，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理解。

一、“归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实证主义的阐释路径

在《资本论》理论性质的阐释过程中，学界主要将《资本论》理解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认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④。依据这一理论性质的判定，学界对其方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承继伽利略、牛顿的分析方法，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二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重新阐释《资本论》中的辨证方法。然而，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同时采用了自然科学方法和辩证法，这就造成了当前这一研究路径难以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对此，我们将借助马克思对萨伊的评述来对比当前的阐释路径，以此来澄清这一阐释路径可能出现的理论难题：“归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

为什么这一阐释路径要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察18世纪至19世纪初开启的社会科学方法的一次转变。在这次方法论转变过程中，社会科学开始从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和演绎转向了对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建构。社会科学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作为典范，依据价值中立的普遍信念，力图在经验发现的基础上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以此来摆脱思辨哲学的干扰。但是，这一转变也存在着以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危机。正是这一危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资本论》方法的解读。因而，为了反思当前阐释《资本论》方法的理论困难，我们应该特别关注马克思对萨伊经济学方法的评论，因为萨伊也是受这次方法论转向的影响，在严格科学的名义下，开始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通过马克思对萨伊的评述，我们可以找到以自然科学方法来阐释《资本论》的理论限度。

由于斯密的著作“不是政治经济学或统计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齐整的奇妙的创造性理论和已知与已被证明的真理”⑤，这就造成了在论证过程中有“许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几乎都缺乏条理。”⑥基于此，萨伊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都是科学，都是直接以客观事实为前提的。世界的事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存在着的物体，一类是发生着的事件。对于存在的物体，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了解它们的实际情况和它们的性质，这就形成了一门叙述科学。而对于发生着的事件，我们需要观察它们所呈现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这就形成了一门实验科学。政治经济学就属于实验科学的一部分。萨伊以实验科学来述谓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做法，就转变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把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于是，萨伊就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把政治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来考察。然而，萨伊的这一做法造成了政治经济学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变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严格科学的名义下，以“抽象的、一般的”谈论生产、分配和消费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历史的分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把他看作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之一。

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萨伊必然在研究方法上也会按照实验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不再抽象地寻求原则，而是通过对经常出现的事实进行观察，以此来发现支配这些事实背后的一般规律。基于这种实证分析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就“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上面”⑦。通过对经验事实的仔细观察，可以依据这些事实作出精确的推论。但作为实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获取经验事实呢？萨伊进一步指出，由于发生的经验事实有“特殊事实”和“一般事实”区分，为了“从事物的本质去明白理解事物的联系”，就需要从“一般事实”入手，利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与整理，努力“引导人们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使得有理解力的人都能理会这个链条是怎样联系起来”⑧。显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萨伊通过明确的观察为我们确立了一般事实的存在，以此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从它们中演绎出结论。这一方法的确立对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学理论中确立了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原则，并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通过细心观察与分析所得的结果”⑨。

然而，萨伊这一经验抽象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⑩，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去揭示其隐蔽的结构。这一方法上的局限性，造成了他理论的庸俗性。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从经验事实出发去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却忽视这些关系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以经验观察为切入点，萨伊看到了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注意到了物品的效用在物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基于实证分析所获得的认识，完全是按照它表现的样子进行描述和分类，没有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区分。当他以效用去说明价值的形成时，完全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他知道“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也力图去找到衡量效用的尺度。在他看来，“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⑪在这里，萨伊不仅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混在一起，而且还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区别，以使用价值去说明价值，不能理解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萨伊从他的价值论出发再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就只能从“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视角把生产的三个要素作为三种不同阶级的报酬来源。对于他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是工人、资本家、地主获得报酬的来源。工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通过资本获得利润，地主通过土地获得地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的收入都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来源。于是，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彼此独立，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萨伊把利息看作是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以此来表明资本产生的不是利润而是利息。对此，马克思曾指出：“正是在资本—利息这个形式上，一切中介都消失了，资本归结为它的最一般的、但因此也就无法从它本身得到说明的和荒谬的公式”⑫。这种荒谬的公式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即：“价值和它自身并不相等”。因此，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家意识到“资本—利润”这一公式与“现实的资本关系较为接近”，就采用“资本—利息”这种神秘的公式，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对抗关系。

从马克思对萨伊的评述中，可以看出，虽然萨伊立足于经验事实，注重对各种材料的整理与归纳，为我们确立了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以“非科学的观察者”的方式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部联系进行说明和描述，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去揭示其隐蔽的结构，最终导致所建构的理论也只能走向庸俗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承继伽利略、牛顿的分析方法，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的时候，要防止陷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的理论困境中。

二、“脱离历史前提”的思辨抽象：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

为了克服实证主义阐释路径的理论困难，“拒绝各种形式的‘外部反思’”，学界展开了对《资本论》的哲学化研究。这一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表现为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解释原则，“要求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并由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⑬但是，由于这一阐释路径“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前提”，“跳过了经济分析的必要环节”，必然将《资本论》的方法研究陷入到黑格尔式的思辨抽象中。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承继关系，以此来反思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

黑格尔之所以十分重视概念辩证法，把它看作是最符合“争取科学的进展”这一要求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阐述的方式”，就在于这种方法有利于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化的思维方式。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中，由于知性认识是建立在概念的抽象普遍性的基础上，力求实现概念的确定性，所以以知性认识所形成的抽象概念就忽视了概念之间内在差别和多样性规定，未能揭示概念之间的运动与转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凝固的、僵化的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面对这一理论困难，黑格尔力图以概念论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论，并运用思辨思维或者概念思维去打破表象思维的习惯，重新实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确立了自我的内在反思的理性原则。在自我对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借助内在否定性，形成了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自我产生、自我设定和自我生成的辩证过程。这种方法既克服了感性质料的杂多性，又摆脱了形式抽象的空洞性，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

基于此，马克思深刻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两方面的优点可以弥补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不足。其一是“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⑭。其二是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⑮。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指出“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⑯。这一宣称绝非有意的去卖弄，而是强调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在表述资本运动上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充分表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资本论》方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概念辩证法是否真正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黑格尔为我们建造的这个庞大的概念体系来看，他的辩证法“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先进行的批判”，但依然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⑰。因为黑格尔这种“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⑱而越过这一界限正是黑格尔这一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前提。为我们呈现一个“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⑲，不能理解这些抽象或观念不过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另一方面，黑格尔混淆思维具体与现实具体之间的区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却被黑格尔当成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⑳

这两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黑格尔这一哲学体系并没有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是与传统形而上学一起困于意识内的存在，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作为包括精神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的动力的辩证法”，其真正的根源不应到抽象的精神中，而应该从“意识内自我运动”中走出来，将分析的视角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辩证运动的根源。虽然我们从《法哲学原理》中，能够找到黑格尔试图以作为自觉的普遍伦理代表的国家来超越市民社会的分裂，但是在这一方案中他却囿于自己哲学的思辨逻辑，试图以国家作为最高的阶段和伦理的整体来克服市民社会出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致使整个法哲学变成了逻辑学的一种补充。这就表明，无论面对的是时代危机，还是理论困难，尽管黑格尔意识到：“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21]；但是由于他所呈现的历史进程只是理性的逻辑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展现，这就致使历史过程神秘化。黑格尔把思辨逻辑强行运用到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并以此来冒充真实的历史运动过程，最终他的概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绝对精神的创世说。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所使用的范畴“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22]以这种方式构造出的形而上学体系，只是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作为“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黑格尔哲学虽然有巨大的历史感，但是他所使用的范畴，依然是对人类历史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不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在他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3]而只有通过人的“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才能把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的存在。这样，马克思就变革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术语方式，以“人化自然”、“人的存在”等范畴转变了传统哲学中所使用的“原初物质”、“终极存在”等抽象范畴的术语表达。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所有的范畴不是“抽象的教条和万能的公式”，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社会性或历史性。对于“对象性的存在”、“人的本质”、“自然界”这些范畴，都必须将其置于历史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进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的存在”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生成的产物[24]；“人的本质”“只是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25]在此，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范畴是在社会关系和历史中逐渐生成的，这些术语深刻地蕴含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可见，面对时代与理论困难的双重危机，黑格尔力图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去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确立了自我的内在反思的理性原则。在自我对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借助内在否定性，形成了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自我产生、自我设定和自我生成的辩证过程。但这一解决方法却与传统形而上学合流了，“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26]，最终只能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27]，不能实现“否定性”的批判功能。也正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这一形而上学本性，导致了他只能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方式，将人的自我生成的历史理解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过程。

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作为表述方式所存在界限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之所以变成了“无人身理性”的思辨抽象，就在于其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前提和混淆了思维具体与现实具体的区别。而要想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前提中，我们在考察《资本论》辩证法的时候，就不能离开对《资本论》经济细节的分析。正如艾伦·伍德所说，“一种辩证法只有在分析具体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时，才能被恰当地理解或评估”[28]。唯有依据这一原则，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才能防止陷入抽象思辨之中。

三、“形成先验结构”的科学抽象：《资本论》方法的阐释原则

无论是“萨伊式”的实证主义的阐释路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都隐含着一系列的理论困难，而这些理论困难构成了我们阐释《资本论》研究方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在《资本论》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避免以“非科学的观察者”的方式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部联系进行说明和描述，陷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中。另一方面，发挥辩证法在《资本论》表述方式的理论优势，防止脱离对现实的历史前提和必要经济环节的分析，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中。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要求，我们有必要重新澄清《资本论》方法的阐释原则，以此来推进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理解。

在考察《资本论》方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难题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学方法的评述予以澄清。为了能够揭示一国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斯密为自己设立了双重的研究任务。斯密一方面想“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去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斯密必须把这些生产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进一步去证明这些范畴和规律比封建社会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斯密还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形式之间关系进行描述、分类和归纳，力图找到合适的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把这些社会生活的外在联系通过语言和思维再现出来。这一任务就要求斯密在探讨国民财富增长时，要对一国财富的增长的原因、途径和政策进行分类和归纳。[29]斯密在双重任务的要求下，为我们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一种是把各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隐蔽结构作为考察的核心对象；另一种是把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斯密不自觉地对这两种研究对象进行了区分，但没有清楚地将这两种区分贯彻到底，致使他混淆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范畴。基于斯密对研究对象的混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这两种研究对象的混淆背后隐藏着斯密研究方法的一对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斯密为了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部结构，就必须采用本质抽象法，找到合适的范畴去表达经济运动规律。同时，为了完成对国家财富增长各种现象的分类与归纳，他又必须采用现象描述法对“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也就是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与本质抽象法所展现的内在联系一并的提出。这样，“两种理解方式在斯密那里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30]。这种方法论上的“相互交错”也造成了斯密在对同一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会出现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观点。

可见，斯密经济学方法中的这一对矛盾，不仅构成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难题，而且也为马克思进一步回答如何在同一研究过程中合理地安排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斯密经济学方法中的一对矛盾入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需要通过数学统计的方法对经济事实进行分析与整理，表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而且必须以这些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的重要性来叙述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样，在《资本论》中，“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1]。而要想展现《资本论》中的这一“先验的结构”，我们需要在方法论研究过程中坚持两点原则[32]。

一是，坚持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过程中注重定量分析和数学化的表达，充分考察《资本论》中所呈现的各种材料。为了能够精确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选择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英国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的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33]。在对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剖析时，马克思力图采用数学化的表达方式来准确地指认工人阶级受资本家的剥削的程度。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 ”，而是“m/v”。数量化使“被剥削程度”变为“剩余价值率”，使剥削学说成为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34]。这样，通过解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这一“人体”，马克思找到了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猴体”的钥匙。同样，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5]，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众多“经济的社会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对这些不同所有制形式材料的归纳与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以此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6]无论是把英国作为分析资本运动的典型代表，还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所有制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对现实材料的充分占有，并力图能够精确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是，坚持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过程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必要经济环节的分析，以此来发挥辩证法在《资本论》表述方式的理论优势。为了能够深入到资产阶级隐蔽的内在结构中去发现“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意识到在研究之前必须要注意两点。其一，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抽象的规定本身”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具有历史规定性。就这些“抽象的规定”而言，不仅表明“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而且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37]。正是这些抽象的规定所有具有的这些“历史考察之点”，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要基于对“人体”的解剖去找到解剖“猴体”的钥匙。其二，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抽象规定”所“形成的先验结构”，只是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不是现实的具体本身。这就意味着这种方法中的抽象规定只是对生动的、整体的具体的生产过程一种片面的抽象。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研究对象当做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在剖析这个生命的有机体的时候，要注意到“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8]，无论是对物质生产还是对个人的抽象分析，都是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都不能“跳过经济分析的必要环节”。而这一方面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地方，于是，马克思特别强调：“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不可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39]。而这一剖析的过程就涉及到如何安排这些范畴的先后顺序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40]以这些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的重要性来叙述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在《资本论》方法的阐释过程中，我们必须兼顾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才能完整地呈现《资本论》中这个“先验的结构”。马克思以“从具体到抽象”这一研究方法作为其前提去充分占有材料，以此来实现对混沌表象的抽象把握。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界限的分析，在《资本论》中，以“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为我们辩证地叙述了“商品→货币→资本”这一运动过程与价值转变为剩余价值的这一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最终在“精确的研究方式”和“辩证的表述方式”的探索中，完成了《资本论》方法的建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萨伊式”的实证主义的阐释路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都隐含着一系列的理论困难，而这些理论困难构成了我们阐释《资本论》研究方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坚持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过程中注重定量分析和数学化的表达，充分考察《资本论》中的呈现的各种材料。另一方面，要坚持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过程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必要经济环节的分析，以此来发挥辩证法在《资本论》表述方式的理论优势。只有坚持这两方面的阐释原则，我们才能完整地呈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以此来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