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论殷墟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方缶和兵器谈起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多为兵器、车马器等器类的特征。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既有精细、粗糙之别，也有等级高低之分。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其绿松石嵌片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或者作为表达较高社会地位的必选物。这反映了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在中商文化之后已经失去礼器地位，绿松石成为青铜器的装饰品。

自古以来，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松石矿储量、开采量和生产量，绿松石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广泛地作为串饰，用于项、腕等部位的装饰。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生产发达，绿松石被制成嵌片，或镶嵌在青铜牌上，或贴塑在有机质主体上形成龙形器。上述这些绿松石器都具有高度的礼仪性，代表着使用者的财富和地位，因此对相关时期绿松石的研究也为学者所重视。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也有很大的产量，但多作为兵器和车马器等类器的附属品，因此学界关注不多。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当时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特征。本文从国博这几件青铜器谈起，梳理对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初步认识。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殷墟文化绿松石青铜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图录（以下简称《国博商》[1]）中著录了缶、钺、戈等三件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以及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镶嵌绿松石戈。以下分别讨论。

1.兽面纹方缶

《国博商》第88器，馆藏号Y1089，图录称之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方缶”（图一：1）[2]。与此前相关介绍和著录在名称、器形乃至尺寸上小有差异。

石志廉先生最早在1965年第4期《文物》上介绍了此器[3]，称之为“嵌松石饕餮纹铜罍”，并谓：“传于1934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罍方形失盖……每面中间为一小形牺首……其中二个中空，可以系带”。尺寸高10.8、口径5.8、底径7.2厘米。这其中关于出土背景的说法，其后一直被承袭。

1985年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著录此器时称之为“嵌绿松石饕餮纹方罍”[4]，基本延续此器的称谓。在装饰上，词条撰写者范世民先生观察到“罍肩单饰倒夔纹，也很特别”。尺寸高10.8、口径5.8厘米，延续此前的测量。

1976年妇好墓出土一件形似的青铜器，在《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小方缶”[5]，后归国博收藏。该器也是方矮体、折肩，腹部饰兽面纹，器身和四角伸出共8条扉棱（图一：2）。器高9.6、口长宽7.5和6.7厘米，大小与国博绿松石器相若。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同时收录了这两件青铜器，分别称为“兽面纹方缶”和“镶嵌兽面纹方缶”[6]。显然，这样的称谓使同类器形的名称具有一致性。

国博青铜器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将此器继续称为“镶嵌松石饕餮纹罍” [7]。图录说“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尺寸高10.7、口径6.2、底径7.5厘米，描述和体量与此前著录均略有差异。关于器物尺寸，不同次数的测量数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细察器物肩部的四个浮雕兽首，其中较高而窄长的两个，中空穿孔，属于贯耳，当年石志廉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器肩上两个为兽首，两个为贯耳，兽首、贯耳各自两两相对。

缶与罍的称谓哪一个更合适？缶类器的称谓，见于传世文献和青铜器自铭，有属于尊缶类的，是作为酒器在春秋中期之后流行；有属于盥缶类的，是作为水器流行在与尊缶几乎相同的时间段。这两类缶和春秋中期前后新出现的其他一大批器类一样，并没有更早的源头，而是春秋中期礼器使用的一个变化。因此国博收藏的两件缶虽然与这些东周缶在器形上略似，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器类。再说罍，商和西周时期流行一类小口、鼓肩而深腹、器高明显大于器宽的盛酒器，目前学界多称之为罍。罍在早商时期多折肩无耳，商晚期和西周时期为鼓肩双耳，器形与国博绿松石器相差较大。因此，国博绿松石器称缶、罍均有不妥之处。

以上就器物归类的讨论，目的不是纠结于称谓概念上的细节。实际上，国博绿松石器在器形乃至于装饰上有其特殊性。具体而言，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就器形而言，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矮体的盛酒器往往被学界称之为瓿，妇好墓就出土有3件圆瓿，其小方缶归于方瓿也比较合适。但商时期瓿类器均作侈口，承接内敛的子口盖，而国博绿松石器直口微敛，口部原来应该是被母口的器盖所覆盖。这样母盖与直口结合较多的扣合做法，只见于卣类器。商时期盛酒器口部的不同与功能直接相关，因此不同器类的差异性也是系统性的。妇好墓小方缶如同一般的瓿或罍作侈口，可见其大小、器形虽与国博绿松石器近似，但两器功能性应有差异。

其二，国博绿松石器肩部两侧设贯耳的做法，基本上只见于壶类器，但国博绿松石器其他器形特征都与壶类器无关。

其三，方器一般应该对应方口，而方器圆口在商晚期只见于带提梁的长颈壶和南方地区的圆口方尊，但这些大型的壶、方尊均为侈口，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方器圆口但又是直口承母盖，也是仅见的例子。

其四，类似国博绿松石器不设圈足而作凹圜底的商晚期青铜器，仅见于方罍和少数圆罍。

其五，竖身夔纹都是伴生在兽面纹两侧，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独立地出现在器物肩部，不见于其他青铜器。

国博绿松石器以上器形特征难以进行器物归类，本文续称兽面纹方缶，避免新名称容易引起的混淆。强调这些个性特征，还因为这件器物是商时期很少见的绿松石青铜容器。考虑到这件缶的方器圆口、子口、贯耳、凹圜底、独立竖身夔纹等不同器类相杂的因素，形成了这件小型容器的独特背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型器物，往往显示高等级的社会背景。实际上，这件方缶的绿松石制作工艺也很高级，器物很可能出自王室甚至是商王墓葬之中。

2.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

《国博商》第147器，馆藏号C5.2733，1959年故宫调拨（图二：1），图录称之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钺”[8]。内部两侧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通长25、宽17厘米，根据这一比例，可测算出内宽7.5厘米。图录认为钺的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二期。

3.镶嵌绿松石夔纹戈

《国博商》第131器，馆藏号C5.1493（图二：2）[9]。

戈曲内，内上饰夔纹，夔纹头向戈援方向。戈通长29.7厘米。《国博商》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殷墟59武官M1出土戈。按，此戈曲内，其上夔纹的眼球部分为圆角长方形（其上镶嵌的绿松石已失）。此戈器形或可早至殷墟文化第一期，可以说是代表了兵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初始阶段。

与这件夔纹戈相似器形的，是《国博商》第132器鸟纹戈（馆藏号C5.1509）。该戈纹饰线条之间陡直而有较深的下凹，鸟纹眼部空出，这样的特征说明它原来很可能也镶嵌有绿松石（图二：3）。绿松石嵌片往往需用大漆粘连，但也可能脱离。有些绿松石会在埋藏过程中脱落，大辛庄M5戈的绿松石脱离在近旁[10]。一般而言，镶嵌绿松石在青铜器器体中的纹饰部分下凹较深且宽而陡直，动物型纹饰中眼珠部分全部下凹。妇好墓M5：23玉援铜内戈[11]内部纹饰原镶嵌绿松石，但仅有少量存留，所呈现的状态与国博这件夔纹戈接近。从这个角度而言，殷墟出土的不少青铜戈等原来应该镶嵌有绿松石[12]。

4.妇好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戈两件

国博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著录一件镶嵌绿松石戈[13]（图二：4），歧冠曲内、栏侧援部各饰一组镶嵌绿松石夔纹。戈通长27.8厘米，内长12厘米。此器在《殷墟妇好墓》报告中器物号为438[14]，属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之一，这两件玉援戈也都镶嵌有绿松石。

2021年在国博举办的“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中，有一件直内戈的内部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片布局较为散乱，未构成图形（图六：7）。对照《殷墟妇好墓》报告，该戈器物号为M5：716，通长21.9、援长6.5厘米[15]。

以上国博收藏的5件绿松石器，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在生产、装饰、礼制方面的一般情况，以下具体讨论。

二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

殷墟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时期[16]，少量的串饰作为人体装饰出现在普通贵族群体中，绿松石开始普遍地以嵌片的形式被制作成龙形或兽面形，装饰在有机质的主体上，二里头文化时期还独特地装饰在青铜牌饰上。此类龙形或兽面形器是以绿松石为表达的主体，具有礼器性质，甚至可能还有神灵属性[17]，因之也具有高等级的社会地位。绿松石制品由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为主的功能，升级为上层社会的标志物，体现了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奢侈品资源和产品被垄断、地位和性质被升化的境遇。绿松石制品如此，青铜器和玉器也是如此。

殷墟文化绿松石工业继续发展，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不过绿松石产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是绿松石产品除了传统的串饰和嵌片装饰之外，较多出现独立造型的蝉、蛙等象生器，和同时期玉器中的鹿、鸟、鱼等小型象生器一样，成为独立的动物型装饰；其二是嵌片仍然是绿松石器的主要和主流方式，除了继续与青铜器结合之外，还装饰在骨器、石器上，甚至镶嵌在带刻辞的骨器上；其三是绿松石嵌片结合在青铜器上的对象，主要是青铜兵器、车马器。绿松石不再是主体材质，而成为从属于主体的装饰。

嵌片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大约始自殷墟文化第一期。殷墟小屯M331玉援曲内（R000850）戈（图三：1）[18]，玉援部分有两个穿孔，其一有圆片状绿松石。在戈的曲内和援端均镶嵌绿松石，两处绿松石装饰分别为夔纹和兽面纹（图三：2）[19]。戈长32.9、宽6.8厘米。殷墟小屯M232曲内戈（R002104），内端绿松石装饰为夔纹（图三：3）[20]，夔纹和M331内部的一致，均为臣字形眼（图三：4）[21]，属于较早的纹饰特征。戈长44.3、内宽5.8-6.1厘米。该戈体量颇大，远胜于墓葬中同出的其他5件[22]。根据发掘报告，M232另外两件戈也可能装饰绿松石嵌片，但出土时未见。以上两件戈出土的墓葬，M232稍早，朱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一期；M331稍晚，朱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二期Ⅰ段[23]，与武官M1相当，略早于妇好墓。

武丁前后是商文化绿松石装饰的繁荣阶段，一些高等级贵族或场合使用绿松石装饰数量较大。迄今发现绿松石器最多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M20车马坑。M20位于乙七基址之南，是一排5座车马坑中较大的[24]。一般学者认为，这座车马坑应该附属于乙七基址，基址和车马坑都属于祭祀性质遗存[25]。M20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装饰有大量绿松石（图四），器类包括軓饰、踵饰、车軎、䡇䡇、衡端饰、轭、轭首饰、轭脚饰、泡等[26]。M20出土超过500件车器的泡，其中超过200件装饰有绿松石嵌片。此外，M20出土的弓形器、兽首刀、曲内戈也饰有绿松石嵌片。M20绿松石纹饰的种类有兽面纹、蝉纹、六角星或八角星纹等，展现了绿松石产业的发达。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青铜戈91件，报告标本举例中有8件镶嵌绿松石装饰；出土青铜弓形器6件，镶嵌绿松石的有4件；出土镶嵌绿松石青铜虎或虎头4件[27]。此外，墓葬还出土绿松石珠6，独体的绿松石鸽1、蝉蛙合体1[28]。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有较多嵌片绿松石器[29]。其中，发掘报告认为7件钺可能有6件镶嵌兽面纹；73件戈中的两件长胡戈、1件玉援戈饰有绿松石，还有更多戈的绿松石装饰已脱落；出土的6件铃首或兽首弓形器，都带有绿松石。M54：393铃首弓形器在弓身镶嵌有“亚长”铭文和蝉纹，这也说明弓形器这种外来文化因素确定是在本地生产。

殷墟文化较晚阶段，绿松石嵌片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似有减弱之势。同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是这一阶段的两座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车马器、兵器都未见镶嵌绿松石装饰。相反，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常见随葬绿松石嵌片。在郭家庄M135中“许多不规整的小片散在一处。其长、宽在0.2-0.3厘米之间，厚度不到0.1厘米”[30]。M135是座小型贵族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戚家庄也是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嵌片，如M130出土258件[31]。在殷墟苗圃北地墓葬[32]、殷墟西区墓葬中[33]，都有类似现象，似乎绿松石嵌片装饰不再得到商末社会的重视。

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礼仪性绿松石产品是否在延续？虽然目前还不能绝然否定其存在，但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大体可做一些推测。二十世纪30年代史语所对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以及当代殷墟的发掘，都没有发现成形的绿松石礼仪性器物。在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小屯M232墓葬中，发现3堆共558片绿松石嵌片[34]，其中一堆位于墓主头部，或可能与近旁的器物构成组饰，或可能系近旁青铜戈绿松石装饰脱离；其他两堆绿松石位于墓主右侧殉人的头部和腰部，位置上都近于玉簪，这些绿松石嵌片很可能是附属于某类物品的装饰。M232社会等级高，年代接近中商文化时期，绿松石的出土状况可能说明其装饰性质的转变。在殷墟西北岗一些王级大墓如M1002、M1003、M1004、M1500、M1550中，也都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绿松石嵌片。在M1004早期盗掘坑中出土1042片，南墓地早期盗掘坑出土24、方形盗掘坑出土696片绿松石[35]，使用绿松石嵌片装饰的数量是很大的。由于西北岗王陵区墓葬均遭大规模盗掘和扰乱，劫余的随葬品也多失去原有的面貌和背景，不能确定墓葬中这些嵌片原来所属器形及其性质。不过鉴于殷墟时期青铜礼器已经成为礼器的核心，而青铜钺、大玉戈等标识高等级贵族的象征物也很成熟，因此可以推测礼仪性绿松石器已经退出或者接近退出历史舞台。殷墟文化时期包括其后的西周时期，也未再发现专属的绿松石礼仪性器物。

三 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等级

绿松石嵌片装饰在青铜器等器物主体上，形成复合材质的器物，提升了器物的社会性功能，也因为如此，二里头绿松石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社会层次。殷墟绿松石多附属于青铜器，虽较二里头地位有所下降，但这类青铜器仍然是观察其时社会等级很好的视角。

绿松石器的不同等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绿松石嵌片及其加工所反映的等级，一是绿松石所装饰青铜器的等级。在二里头，绿松石嵌片加工得非常规整、精制，不仅正面抛光、反面打磨，其他侧面也制作规整而光滑，如二里头1984YLVIM11：7牌饰（图六：1）[36]，体现了很高的等级。绿松石嵌片高水准的制作，又关联二里头青铜牌饰、龙形器的这些器物的高级别。

殷墟文化时期也见有一些高水准的绿松石器。妇好墓出有兽首鋬象牙杯一对，其形制、纹饰、大小基本相同。器身饰三组兽面纹，鋬饰夔纹、兽面纹，纹饰均镶嵌以绿松石嵌片，嵌片的周边都有打磨，一些嵌片制作成适合镶嵌的特别形状（图六：2）。其中M5：101象牙杯的绿松石保存较多，杯身高30.5、口径10.5-11.3厘米（图五：1）。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传出自安阳的镶嵌龙纹铜柲玉戈，内部、戈柲通体均饰绿松石嵌片，嵌片特征如同妇好象牙杯，戈通长35.4厘米[37]（图五：2）。这两件殷墟器物的绿松石嵌片虽较二里头的尺寸稍小，但制作仍然精细。绿松石的品相也匹配两件器物本体的材质与性质，体现了高等级。类似的绿松石工艺，也见于前述小屯M20的车马器上。

在西北岗M1004翻葬坑中出土的430片绿松石多无固定形状，但其中也有固定形状的，都是眼片、角片、鳞片等。这些固定形状的绿松石片边缘多打磨光滑，大小在0.5-2.6厘米之间[38]。M1004的发现说明最高等级贵族所使用的绿松石器，绿松石嵌片既有加工考究精细，也有工艺不甚讲究的。

在妇好墓中，也见有一些制作较为粗糙的绿松石嵌片。妇好墓一些青铜戈上的绿松石嵌片大小不均匀且不规整，如国博收藏的M5：716直内戈，内部绿松石嵌片形状不规则，显然未经整形加工，大小不均匀，应该属于绿松石嵌片中的末端产品，因此该戈的镶嵌装饰也未构成图案（图六：7）。相似的情况见于花园庄东地M54的兵器中，M54：313玉援铜戈为玉援，内端残，残长13.97厘米[39]。该戈的绿松石嵌片虽然像国博夔纹戈的那样嵌入青铜纹饰格栏中，但嵌片大小不甚一致，与国博夔纹戈的嵌片有较大差别（图六：8）。

以上述绿松石嵌片工艺为参照，可以看出国博收藏的方缶和兽面纹钺的绿松石工艺较好（图六：3、5）。两件器的动物型装饰中，嵌片的大小和形状都较整齐，都以较为规整、特质的嵌片作为眼珠。特别是方缶使用了较多1厘米左右的大片嵌片，可知这件器物绿松石是仅次于妇好象牙器的级别。但两件器的绿松石嵌片周边均未经过加工，一些小的嵌片甚至为有意拼凑。由此看来，殷墟文化即便较高级别的绿松石器，有的制作水平也较为粗疏。

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嵌片装饰的青铜戈和弓形器还经常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甚至出现在政治中心之外的聚落。济南大辛庄是商时期对东部控制的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过去发现的墓葬编号接近三百，是殷墟之外发现墓葬最多的。随葬品或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或只见陶器，主要属于中低级贵族墓葬。大辛庄有三座墓葬出土镶嵌绿松石青铜戈，分别为M5、M163、M275。M5墓口长3米，墓葬带腰坑内殉狗，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陶鬲1、盆1，青铜鼎1、爵1、觚1、戈1，玉琀1、璜2、斧1[40]。戈三角形援，长23.2厘米，内部饰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墓葬和戈的年代都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图七：1），著录在《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M163墓口长2.9米，墓葬带腰坑内殉狗，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陶鬲1、瓿1，青铜钺1、戈3、刀1、鐏1，玉钺1、饰件1[41]。戈M163：2为三角形援，内两面饰夔纹镶嵌绿松石，戈长23.2厘米（图七：2）。M163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一期，三件戈形制也有相当的年代特征。M275墓口长3.6米，带腰坑内殉人1，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陶鬲1、豆1、簋1，青铜鼎1、觚1、爵1、戈2、矛2、刀1、镞1、锛3，玉戈1、柄形器1[42]。M275：4戈为长援，内端的兽面纹镶嵌绿松石，部分绿松石已脱离，戈残长17.5、宽5.7厘米（图七：3）。M275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戈的兽面上部出现瓶状角，特征与墓葬年代相当。以上三座墓葬都有腰坑、殉狗或殉人，墓主系商系贵族。这样的贵族在晚商的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级偏低，而在大辛庄属于较高等级。说明镶嵌绿松石青铜戈的使用者在这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上述诸例说明殷墟文化中绿松石嵌片的工艺有精细与粗糙、等级高低之分，器物等级的高低，与嵌片工艺的精粗也基本对应。同时，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绿松石嵌片加工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另一方面，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高等级的地位，妇好墓中体现权力的两件大钺，均未镶嵌绿松石。高等级贵族也不是必定使用工艺精细的绿松石嵌片，如前述妇好M5：716戈。要之，绿松石器可以表达出使用者可能较高的地位，但却不像青铜礼器那样，作为表达较高地位的必选物。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殷墟文化时期的青铜觥，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时期绿松石器所反映的等级关系。这件觥长18.6、高16厘米，在觥类器中体形很小。觥体为罕见的素面，觥盖则装饰镶嵌绿松石龙纹（图八：1）[43]。绿松石嵌片在龙体上排列成殷墟文化时期多见的钻石状构图，还在龙侧、龙角等部位也有分布（图八：2）。绿松石大小、形状都很规整，但周边未经打磨。这件觥是另一件殷墟文化时期少见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容器，绿松石嵌片及其工艺都很高。但觥的器形较小，青铜工艺在觥类器中也较为普通。因此这件觥似乎并未像国博绿松石兽面纹方缶那样具有很高的等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著名的镶嵌十字纹绿松石钺[44]（图八：3）。该钺一般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过去学者们给出的依据是二里头遗址有绿松石青铜牌饰，且已出现有十字形装饰。现在我们知道，青铜兵器镶嵌绿松石是属于殷墟文化的作风，而十字形纹是外来文化因素[45]，也可能会再出现在殷墟文化时期。从工艺而言，钺上的绿松石嵌片周边没有像二里头的那样打磨规整，但嵌片都较大而齐整，有较规整的整形加工，类似殷墟文化兵器中较高等级的绿松石特征（图六：4）。该钺全长35.6、刃宽33.2厘米，重5.16千克，高大而厚重，并非二里头文化器的特征。无论形制，还是体量，都似乎应该将此钺的年代订在殷墟文化时期为宜。

总体看来，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数量，远超此前的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这说明当时绿松石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因之绿松石成品产业发达，产品类别也较多。这样同时说明早期文明得到发展后，资源与产业开发能力加强。

殷墟文化绿松石器开启了新的社会风尚和方式。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和车马器这些实用性器具，绿松石器不再作为礼器标志使用者身份，显然已失去了此前作为礼器的地位。这或者可以说明，青铜器已经确立其礼器地位、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在绿松石嵌片的生产上，不同质量的绿松石都有较多数量，形成多层级的产品链。这说明随着绿松石社会地位的下降，绿松石产品使用阶层泛化。除了高等级贵族拥有较多产品之外，绿松石兵器、车马器也较多出现在中小型贵族墓中。这是早期国家的发展中，特权阶层扩大、贵族层级增加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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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同[1]，第190页。

[3]石志廉：《介绍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4]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7页，图版三一。

[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7]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8]同[1]，第293-294页。

[9]同[1]，第268页。

[10][40]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9-311页。

[11]同[5]，图版七一：1。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发掘报告认为花东M54那些纹饰宽而深的青铜钺、戈纹饰或铭文区中原来镶嵌有绿松石。

[13]同[7]，第59页。

[14]同[5]，第108页，彩版一七。

[15]同[5]，第107页。

[16]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牌饰为学界所知。二里冈文化时期及稍晚也流行绿松石兽面纹器，如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的镶嵌绿松石金饰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3期。

[17]王青等：《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

[18]李永迪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第94页，图75。

[19]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图版陆柒。

[20]同[18]，第94页，图76。

[21]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图版贰柒。

[22]同[21]，第1-75页。

[2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关于M232和M331的年代，朱凤瀚先生的论述分别见于第943、953页。

[24]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143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26]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图版贰-图版

壹伍零。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按照《殷墟妇好墓》（第204-205页），墓葬中还出土有孔雀石材质的龟2、虎1、蛙1、蝉1，这是在商文化系统遗存中首次报告的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肉眼难以辨识，报告未言这些孔雀石是否经过地质鉴定，颇疑这些实际上也是绿松石器。

[29]同[12]，第135-161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31]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4]同[21]，第66页。

[35]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四本·第1003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37页。

[36]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3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206。

[38]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五本·第1004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94-102页。

[39]同[12]，彩版七二。

[41]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大

辛庄遗址商代墓葬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3期。

[42]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等：《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商代墓葬M235、M275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9期。

[43]Maxwell K.Hearn,Ancient Chinese Art:The Ernest Erickson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30,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1987.

[44]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45]如《丝绸之路史前史》图57中第11、16布尔库尔达克I的两件十字纹镜，参见[俄]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著，李春长译《丝绸之路史前史》，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图57。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