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崩溃：咸同之际江南民众的战时逃难与日常生活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战争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咸同之际，清军与太平军双重失控，各种社会恶势力纷纷抬头，一起摧毁了江南社会的秩序与肌理，直接导致江南出现自明清鼎革以来最大的一次逃难狂潮，逃难深深嵌入时人的日常生活。民众在逃离还是留守之间做着艰难抉择，或举家迁离，或老人留守，或男子胆壮者看家，亦或全家一半留一半走，情况不一。逃难者或避居江北，或“走上洋”，舟居和山居成为避难生活的主要方式。即便是“大乱避乡”，但乡间亦苦，既要承受太平军、土匪甚至不法乡民的抢掠，也要面对生活简陋、医药难求、食物匮乏、物价高昂等难题。逃难者的身份、财富地位等差异，不仅决定了逃难时序之先后，更直接影响避难地的选择及以后的前途命运。逃难者心理、视觉、嗅觉、味觉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构成了一幅难以言说的逃难图景。可以说，咸同之际江南民众的逃难与日常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旅途。从地方社会的视域出发，窥视普通民众的战争遭遇与社会情态，这种自下而上的观察角度，也是深入理解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个新视角。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03期

       清咸丰初年，一场兴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战争席卷中国东南。咸丰十年(1860年)初，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而奇袭杭州，以致江南①战火遍地，社会变乱丛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同治三年(1864年)战事基本结束。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猛烈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破坏，特别对经济、文化繁庶的江南地区之冲击，尤为巨大。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以太平天国一方为中心，从政治、军事等层面展开。②新近研究则引入社会史视角，探究这场战争对江南地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与变动，但多集中于对战后江南社会诸问题之讨论，③而对战争中个人遭遇与地方秩序的研究仍显薄弱。④咸同战事使江南地区人口损失惨重、达千万之巨。⑤这一庞大而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独立生命的战乱体验，作为这场战乱中受难最惨重的江南民众，不应该成为历史叙述的失语者与局外人。本文拟以个人在战乱中的各种际遇为切入点，观察江南民众的逃难与日常，从他们关于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一幅战乱时期的逃难图景，还原以往常被忽略的诸多战时社会动乱之细节与真实面相，深化人们对战时地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对战时地方社会秩序的思考、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认识。

一、汹涌的逃难潮与战时抉择

       自明清更迭以来，江南地区已有200余年未遭兵燹之灾，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其宁静安定之局面，最终被太平天国战争打破，尤以咸同之际战事之打击为甚。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初，浙江寒冷异常，“凄风苦雨，雪雹雷电，凌杂交至”⑥。太平军于初三日冒寒由宁国府入浙境，攻占广德州。初十、十一两日，湖州府挈眷迁避者日夜不绝。十九日，杭州大雨如注，太平军突然出现在清波门外，随即掘地道攻城，“日夜击金鼓乱其声”。⑦二十七日黎明，地雷迸发，城墙倒塌，清军守卫尚在倦卧鼾声之中，太平军“以地道旁累棺为蹬道，遂蚁附而上”的方式占领杭州。⑧此时，杭州塾师张尔嘉正栖身何氏之枕山书屋，太平军到来之日，他出门扶栏而望，所见杭州城西南方“火光彻夜，避难者扶老携幼，纷至沓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⑨居住在杭州城内的徽州绩溪县典当商子弟程秉钊，在其日记《记事珠》中也对太平军兵临城下之际民众的逃难场景有如是刻画：

       方城未闭时，城中民仓皇奔走，出凤山、候潮两门者，趾相接也。妇女坐肩舆出城，人索番银五六元或三四元不等，必饱舆夫之欲而后肯行，舆甫出城，即委其人于路而去。时江之涘百舟争渡，雨逾大，风逾狂，舟小人多，覆于水者不可胜计，男妇老幼，悲啼宛转于洪涛巨浪中，旁观者伤心惨目，然俱自顾不遑，莫能救也。其幸而未溺者，率先扬帆去。岸上之人，千百倍于舟，舟既不能遍渡，严城已锢，且不得归，雨打风摇，衣裙尽湿，僵立江岸，色如死灰，哀呼之声，若猿啼狖啸，骇人心魂。呜呼!国家承平二百年，武林城中，无此异变也。是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⑩

       一周后，太平军退出杭州，而城内已然残破不堪，如程秉钊在三月初三日所见：“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又见歧路窗扉堆积，盖贼叠此以杜人奔走之路，而贼由人家内行，其计亦云狡矣。”(11)而战后杭州城的社会秩序更是混乱，部分胆大之人见富室家内无人，即顺手牵羊、抢掠财物。清军旗营则更是傲慢嚣张，“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此种兵民抢夺之事，持续十日有余。(12)

       杭州被太平军攻占的消息不日即传至苏州，苏州城民大量迁避。常熟等地亦人心惶惑，城内诸多富绅将其房屋转租给他县逃难者，自己一家则迁避乡村。直至杭州被清军收复的消息传到常熟后，地方官出安民告示，人心才渐臻平静。(13)江南民众恐慌之绪，可见一斑。

       闰三月十五日，大雨雪，太平军彻底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自丹阳而下，直取江南。丹阳未破之时，镇江百姓即已纷纷东徙避难，“踵相连，趾相接，道路拥塞”，有的直接避难江北，有的则暂居乡下。(14)金坛县西北乡居民则多避难入城，至四月初四日，金坛周边四乡难民奔避城边者近万人。守城清军借口难民中夹杂奸细，多不准入城，只发芦席令其在城脚处搭棚暂住。城中有亲友者，令亲友送饭，无亲友者则给予部分口粮。(15)常熟等地社会情态也大致如是。至宜兴被太平军攻占，大量败兵、难民路途拥塞逃至常熟。常熟官绅局董为控制秩序，甚至“匿信不扬，禁止迁移”，以稳定民心。“斯时警报猝临，合城鼎沸，人声喧震，街巷杂迷，妇女儿童惊啼哭泣，一时惶惑万状。各寻船只，装载箱箧物件，迁避乡村，东南为最。”(16)甚至直接航海避逃至通州、崇明、海门、宁波等地。(17)而苏州城内居民在听闻江南大营被攻破后，连日往乡下避难者接踵而出，肩摩毂击，城门拥挤，几乎不能容足。(18)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席卷江南的太平军早已不是咸丰三年(1853年)占领镇江时与城民共同守城、妇女为其呐喊助威之军，也非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初期所描述的那样：“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19)。而是“真贼实为数无多，皆由逃兵、溃勇先肆焚掠，居民死亡相枕籍。旋有失业优人、木排钩手、放出监犯勾结各路土匪，十百成群，红巾遍地。”(20)这群人的混入，直接导致太平军纪律急剧变坏，各地烧杀抢掠，比比皆是。如吴江黎里镇禊湖书院教书先生范其骏即言：“贼遇人必索花边。花边者，银洋也。再遇一贼，其索如故。没钱买命，往往见杀。”(21)青年文人李圭在被太平军俘虏时也注意到：“贼亦有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盖一恐行军累赘，一恐怠堕军心，兼亦以收拾人心也。顾贼众奉者少，而又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22)在此背景之下，类似太平军是恶魔等流言铺天盖地，像瘟疫一样蔓延，所至之处官、民无不迅速逃离。随着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江、浙大部分城池易手，江南出现了自明清鼎革以来最大的一次逃难狂潮。(23)

       面对汹涌而来的逃难潮，众多江南民众被裹挟其中，逃难还是留守成为每家每户都必须面对的生死抉择。如果没人留守看家，家中财物恐怕被太平军、清军、团练、土匪等抢尽，甚至房子都会被烧毁。所以，很多家庭会将财物埋藏到隐蔽之处，然后再举家逃亡。也有部分家庭会由老人留守，希望能守住家业。濮院人沈梓的母亲即说，如果她留在家中，穿上破衣服，住在前门的小屋中，将破烂棉絮盖在床上，太平军到了家里也无妨，如此冒险之目的在于，“宁死守先人敝庐，为汝他日子孙地步耳”。(24)由沈梓母亲的言论可见老人对于留守之决绝与无奈，战乱时节，人情大抵如此。杭州人张尔嘉在面临抉择时，其母黄氏亦有“七情失据，万箭攒心”之语，张尔嘉也只能辞别老母，携妻儿附友人之船而行，只在次年二月偷偷跑回杭州见上老母最后一面。(25)也有家庭让家眷先避，留下男子看屋。(26)如无锡在被太平军攻破之后，杨寿楠的父亲因家人依恋财物，所以主动留下看屋，当太平军搜到他家时，他虽谎称为他人守门，但依然被抓走，一年后方才逃回。(27)这种选择显然比较危险，所以一般留守者多为“年轻胆壮之人”。(28)有人留守虽然不能防止军队的抢掠，但多少可以阻止土匪、团练甚至乡邻的攫取。苏州城外名为蓼村遁客的塾师携全家逃难，后归来所见，“家中器皿无剩，门窗亦残缺不全，明知某物在某家，某物为某人取去，虽见之亦不敢言。”(29)

       延嗣也是几乎所有家庭作出抉择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沈梓一家在商量逃难时，其母即说：“贼苟不入我门，则眷口均在，……汝速行，余必以老命忍死，□□尔□沈氏门祚也。”(30)沈梓之妻当时虽已怀孕，但尚未生子，所以沈母劝他先避，保全沈氏一脉，沈梓只能抛妻弃母、仓皇而逃。

       实际上，这种关乎全家老少性命的重要抉择，亦难一蹴而就，而是时刻受复杂形势变化之牵动。程秉钊早在咸丰十年二月初十日听闻太平军攻占安吉时，就打算偕家避难三衢，只是因友人难以决断而未能成行，后又因独力偕家避难所需资金不足而迁延。至二月十七日，其叔以番饼20枚赠其作避难之资，结果渡口已无一船可渡。次日，友人周云岩至杭州，约其明日一起迁沪，没想到就在当日，太平军已杀至杭州城外，程秉钊一家被困于城中。在此过程中，“始因众议不一，而警信亦时长时消，故疑而未决”，最终未能提前出城。(31)这样一个抉择过程应该并非个案，很多民众就是在这“疑而未决”之中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但需要指出的是，逃难也必须面对各种危险，有时外出避难并不一定就更好，亦常陷入两难之间。南浔镇吴焦生即记述到，“将乱时，谣言甚多，或迁居沪上，或暂避乡间，及匪将到反甚寂静，只闻履声橐橐而已”。(32)抉择之两难，在湖州人杨兆鏊一家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围湖州甚急，杨家在湖州城马军巷经营南货，作为“世为儒，亦善贾”(33)的家族应何去何从被提上议事日程。杨兆鏊此年虚岁十三，其父在上海经商，已租赁该处房屋，希望全家老少能迁来避难。但朱太夫人(杨兆鏊之祖母)因安土重迁、家中财物无人看管、中途经敌境且沪亦有警等原因，最后决定“以家之半往，即父与仲父两房也，叔季两房奉养太夫人于家。……父以伯仲两房子息较多，全去未安，乃留余侍奉祖慈。”(34)这种一半避居外地，一半留在家中的折中之法，即为抉择之两难所致，亦常为时人所取。

二、逃难的经验书写与日常

       茫茫人海、避往何方，关系全家老幼的性命与生计。在常熟人看来，“城乡巨富多半渡江，移家通州、海门、崇明、北沙等处，最得上着”。(35)常熟、无锡等近长江之地，过江避兵者甚多。(36)渡江虽好，但往往一船难求。当宜兴被太平军攻占时，常熟民众欲乘船逃离，而“每雇一舟，需价五六千，巨艘竞值银二三十两。即农船无遮蓬者，亦皆雇罄。且乡间破船，亦被叫完。”(37)除了船钱甚昂，其途亦险。时常有遇风暴而倾覆江中者，困苦之情，难以尽述。(38)当然，许多人到了江北以后，如果不懂求生之法抑或没有亲朋接济，日子也并不好过。(39)如江阴缪荃孙一家渡江后，先是露宿沙滩，后来才转徙至靖江正东圩上漏下湿的三间草屋之中。(40)

       除了避兵江北，“走上洋”(时人文献中特指“避难上海”)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主要逃难方向。部分“有识之士”会在秩序未乱之前就考虑迁居上海，余杭人褚维培在杭州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后就说，“杭地丰衍，贼未大创，去必复来”，所以举家搬往上海，躲过了太平军在杭州的二次屠戮。(41)但更多的人则是在警报叠传之时才仓促出门避难。同时，与避兵江北的一船之险相比，“走上洋”更危险得多。当苏州被太平军攻占，镇江、常州难民逃向松江，数量之大，不下万人，而官府却不允许他们进城。(42)这些难民只得栖息在城边或泊舟附近。(43)上海人王萃元就曾在距上海20余里的乡下租赁房屋，立桥北望，看到河下停泊难民船不计其数，每船大约有二三十人不等，而无船者更是“酷日沿途扰扰，苦极不堪。”(44)这些难民前方有城难入，后方战火纷飞，只能终日漂泊在江面或转徙于沟壑。正如此时游历上海的日本人所述：“那时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来到上海，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晒，困于饥渴，为算计着每日的生计，为此而拼命挣扎，真是可怜至极。”(45)日本人峰洁也观察到，每天都有难民不断涌来，江面上已经没有缝隙，全是住人的小船。(46)

       江南水乡，河湖水网密集，譬如吴江县，“大荡以十计，小荡以百计，支港以千计，洪流细派，望海东趋，是以跬步皆溪，非舟莫渡”(47)，因而舟船交通成为民众生活的基本依赖。(48)避难之时，船不仅成为绝大部分避难者的主要出行方式，恃水为险的舟居生活也成为诸多难民的生活常态。常熟唐市人龚文洵就曾在太平军攻占常熟前花了“四十千”买下一条小船，尔后兵勇溃散，土匪蜂起，龚文洵一家即在横泾、南里泾、陆港等处以船为家。(49)舟居避难，首要的是自己有船或者能租到一条可以长期居住之船。乱时船价居高不下，不要说长期租船，就是出行一次都不一定能承受得起。如在太平军到来前夕，苏州城有“船至破漏者，百里之遥，非数十缗不去”(50)。而且，船居也充满了危险与艰辛，如粮食供应即成问题：“盖农人以船为家，每船不过装载三石，而难民之无钱市米者，虽明知极贱，仍以茹草为生，故道殣恒相望。”(51)此外，还要随时应对枪船、土匪及太平军、清军等各种势力的骚扰。如“贼中出师走水路者，掳土人为摇船，近城乡人每避之小东门外湖圩、戈庄等处。奸民与贼熟识，遇贼出师，亦纠合多人，假装贼样，驾舟随于贼后，贼在前行，彼即在后掳掠，满载而归，习以为常，不止一、二回。”(52)再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十二日驻扎花溪镇的太平军以捕盗为名，分数十路往乡下掳掠，“花市逃难船七十余只，皆避登青忙，被捉无遗，溺死人无算。是日贼众多马骑，逃难人稍迁延，往往核心，剥衣夺包裹尽，有服之不衷者，贼疑盗匪，皆被杀。”(53)清军亦是如此，沈梓《避寇日记》中即记载：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湖州城内外有许多逃难船聚集在颜家汇一带，结果都被官军掳掠。(54)过清军关卡时，还遭到“官兵挖腰子，剥衣裳”(55)。

       当然，除了恃水为险，也有很多家庭避居山林。诗人许瑶光就曾如此描述嘉兴难民：“蓬头鹄面腰缠草，手扶竹杖荒山道。山路崎岖荆棘横，十步九郄五定程。”(56)嘉兴一茶店老板避难至海宁，在硖石山间找到一块幽僻之地，从山上及平地均看不见，四五家避居其中，没想到仍被太平军搜到，家赀尽被掳。(57)杭州附近多数人也避难山间，据乌镇逃难者言：“自余杭三桥、双溪、上柏、下柏、落沙、武康等处人，皆以贼至逃入山，不携糗粮及衣被，因前年贼过双溪等处不过半日之淹故也。岂知此番之贼竟就地打馆子，大掳数日，百姓避在山中，饥寒冻饿，死无算。而贼又下乡掳，复搜山，其冻饿而不死者大半被掳以去，故百姓得不死不掳者仅存十之二云。”可谓“近杭州者则人烟为墟矣”。(58)除了被太平军发现外，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实际比舟居更危险。比如在食物方面，“水行可以多带衣米，而老弱疾病亦得附与俱行。陆则惟强壮者，力能携米斗余，而奔走驰逐之时，则又枵腹而不暇举炊也。”(59)关于山居避难与舟居避难如何选择的问题，沈梓曾讨论过：

       余尝谓古人云，大乱避乡，而避乡尤不如避山。今则不然，长毛善于走山，山虽险僻，彼能深入。若水乡，则溪港纵横，动需舟楫，尽有贼迹不到之处，即使能到，犹及避之；若山路，则贼登高四望，阴翳尽见，如釜底之鱼，焉得避之。且水乡则虽被劫掠，犹通负贩，然犹升米百有二三十；若山中材木多而粮食少，积贮一罄，则束口即使能通负贩，而三关四卡，道路间关，耗费几何，几何不升米二百耶，其为饥饿固宜。(60)

       无论是山居还是舟居，都可能有灭顶之灾，但就咸同之际江南的情况而言，如沈梓所论，舟居避难的存活率显然要高于山居避难，胡长龄的统计也是如此：“避难于水乡者十存六七，避难于山乡者百无一二”。(61)

三、大乱避乡与居乡之苦

       “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形成于明清之际的这一谚语至咸同之际再一次成为避难者的共同话题。(62)“省会之地，要害重镇，人物辐凑，风俗极弊，则遭难必极重，府县次之，市镇又次之，乡居为最轻。”(63)避往乡下投亲寻友无疑成为很多江南民众的共同选择，但乡间也并非世外桃源，如官员李联琇在避难时即言：“谚又尝曰：小乱居城，大乱居乡。今贼攻常州时播言于路曰：杀妇夫焉往，夺妇夫随走，掳城先掳乡，乡亡城不守。于是居乡之劫，无异在城中矣。”(64)虽然“小乱归城，大乱归乡，乡村僻处，贼有到有不到，城则未有不到者”(65)，但居乡者所要面对的威胁也非常多，太平军就曾采取类似“掳城先掳乡，乡亡城不守”的策略进攻金坛、常熟、杭州、湖州等地，而那些繁华的江南市镇(66)往往更成为各种恶势力觊觎的目标。

       太平军在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占领苏州后，四月十九日就至四处乡、镇“打先锋”(即太平军先锋部队抢掠财物)，“贼匪出城掳掠民间金帛、子女，牛羊、鸡、豕等物，搜括殆尽。每遇人，必索金银与之。人遇他贼，胁取如前，金尽则杀之，或掳之去。凡六日，掳人不计其数。”(67)四月二十四日，常熟羊尖镇“被盐枭、土匪以逮广勇引零星长发焚掠一空，本镇及他处逃难来者或赴水死，或受枪伤，被祸最惨。焦湖船横截港门，使避难船不得出，里恶守典铺后门，有打包出者，随手夺去，其计之毒，良堪痛恨。”(68)可以看出，不仅太平军“打先锋”掳掠，甚至与清军、土匪、盐枭等纠缠到一起肆虐市镇。逃犯、逃兵以及假冒太平军的土匪曾在黄埭镇焚抄典商、富家，强奸民女。(69)南浔镇则在六月十一日被“打先锋”，顷刻间人声鼎沸，继而扶老携幼，四处奔逃，数千人来不及躲避，“罹锋刃，委沟壑，奸淫烧杀，备极惨毒，被掠者更指不胜屈。”(70)在太平军打完先锋后，枪船见太平军退出，“即打进店铺抢掠并入富家择物攫取。十三日，乡人始敢出来，由是土匪并乡民见铺户典当人尚未归，将货物掠取一空。”(71)除了各种外来势力，甚至本镇居民亦趁乱肆意抢劫：

       梅里为出大东门第一大镇，离城三十里，商富鳞比，见城失勇散，各将黄白细软，雇车走避。独当铺、布行财物倍多，不能移动。而城中难民无亲友家栖身者，多聚于此，见商富移居，随带财货，车载累累，自己所带却无几许，陡起盗心，又恐镇大人多，不敢妄动。至初六日饭后，移居者过半矣。方欲纠众行劫，而长毛已冲到天字号萧宅……饱吃肉饭归福山去。而寄居之难民，见长毛去远，结群由西街望东喊来：“城无官，镇无毛，此时不发财，还有何日?管甚你我，到手便是。”喊到街底，一醉汉酒店走出，手执煤头对众言曰：“不用此物焉能如心如意?”于是各取柴把点火在门上乱烧，不一时烟火迷天，附近匪类亦来劫抢，或挑或掮，比往日上市多于数倍，四面路上拥挤，肩摩一昼夜，时人群鼎沸，至初八日梅物抢尽，而抢者越来越多，直沸至珍门庙芝塘一路。(72)

       鉴于市镇依然如此危险，许多难民只能不断向偏僻处迁徙，然乡间亦非善地。《虎口余生笔记》中说，太平军在“打先锋”时，对于城中逃难者抢掠尤惨，“城中人迁居其地，群贼尤属意，逼财逼奸，十倍于村民”。(73)除了太平军的“打先锋”，各种土匪亦层出不穷。“凡贼掳掠之处，土人必远远避之，而土人中有素为不轨及贪得无厌者，俟贼掳掠而去，即将人家之什物器用为贼所弃而不敢者，尽行取去，盖贼掳过后，尚有烬馀，又经土匪取后，虽至贱之物亦无不尽也。土人恨之，每呼曰短毛。”(74)这种跟在太平军后面抢掠的“短毛”，在当时非常普遍。乡民为寻求自保，多自发组织起来，以白布裹头，号称“白头”。虽然能部分躲开太平军的骚扰，但“土匪攫取民物更甚”，而且，“白头半土匪耳，土匪一长耳”。(75)

       除了所谓“土匪”，人情汹汹之时，见民情已变，也有部分强悍的不法乡民渐生歹念，如《鳅闻日记》所载：

       有饶裕之家，寓于一处，乡人艳羡，恶匪垂涎，假托贼至，恐吓使走，抢夺一空。又有无业强徒，勾结党羽，夜伺要道，有数应失物者，既逃出城，仍被抢去。平日素封，竟成窭子。凡乱世土匪之恶，不可胜言。每有聚众恃强，口造谣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哗雷动。遂致男人逃遁，妇女啼哭，黑夜奔波，露匿田野，沾水涂泥，疲唾稻丛，劳瘁危险，备尝艰苦。(76)

       关于乡民对城中逃难者进行恐吓、抢掠之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吴江同里人王元榜在同里镇遭到太平军六月初“打先锋”后，于六月十五日与家人至东路乡村赁屋一间暂住，正式移居乡下。居乡一个月，发现“乡间无处非盗薮，风俗日坏；避寇之家素有富名者，即纠众抢劫，迁者苦之。或稍有农囊，亦不许径回，硬借钱米始放行。”王元榜一家亦在七月十七日搬回镇时出钱数千。(77)

       对于避难者而言，虽如前引龚又村所说，“乡村僻处，贼有到有不到”，但即使侥幸能逃过兵镝，避居乡里也是一个极为困苦的过程。首先，乡间生活条件难比城市，所居房屋低矮、简陋，加上城里人娇养成性，不惯习苦，以致每每染上暑疾热疮。(78)在乡间发病，不仅医药难求，而且时常要面对乡人的各种“要求”：

       迁居乡间者，无家不病，病则邻人必令斋献，少则十千文，多则卅千，谓不如此，必殃及邻居也。斋献盛而医药废，病者遂无不死。死必酒肉遍乡邻，谓除煞气也。酒席多而棺殓窘，死者遂无不借债，债无可归，遂不得不卖妻鬻女。呜呼!免于贼而陷于乡者，以予所见，不知凡几。(79)

       沈梓在避居乡下时的遭遇，亦与此类似。其姐在乡下病重，无处求医，只能来回于镇上翔云观华祖师处求所谓“仙方”。其妻在乡下临产，乡人却不准其在所居之屋生产，而是要他临时加租后面的房屋以生产。等他回至乡下时，家人轮流患病，“余寒疾未愈，又染目病，是以大惫。母、妹皆发疟，一家五口均卧病，不能兴，雇二女工，人甚肮脏，姊呻吟床笫，朝夜不止。”其姐在乡下去世后，乡人亦百般阻拦，如要求“羽士祓殡”，又要“连夜出殡”，最后其请求乡人协助殓殡等事，“皆无一应者，于是再三哓哓，许饫以酒食，而乡人始来，先遣二人越境至凤桥请羽士至，次第举殓，比出殡已夜过半矣。”后来，其妻及刚出生的幼女也在乡下去世，他害怕乡人各种阻扰，甚至都不敢下乡看望。(80)

       居乡之苦，还在于食物匮乏与物价高昂。经过各种流徙，最后避难至乡村者大多财物无多，度日艰难。很多城中之人，“养尊处优，身无长物”，最后乞食无门，只能“坐吃山空，竟至冻馁，死无棺木，草装席卷。”(81)蓼村遁客自四月十八日在枣木泾遭遇大乱后，仓皇逃亡，衣物都顾不上带，只随身带了一衾、一帐。(82)中途除了友人的部分馈赠，至八月底就已资斧耗尽，所幸从灰烬中捡到去年留存书院膏火银六两，此后便往上堡贩鞋谋生。(83)而其朋友胡桂卿则干脆放弃举业，改学医术，在乡间藉医度日。(84)常熟塾师龚又村作为一个底层文人，在城里时尚能以教书为生，及避居乡下时，则缺乏谋生之道，困苦中只能“借《随园诗话》旅窗消遣，而老妻枯坐，十指常闲，稚子啼饥，三餐不给。”(85)后因物价上涨，食物缺乏，常去挑荠菜、马兰头以及螺蛳等。(86)穷极之时，甚至只能典当衣物，来付欠下的医药费。(87)最后甚至“遣高妪至甘露卖布，荡口鬻衣，始得度日。每日一粥一饭，每食惟挑草头野荠，清苦异常”。(88)

       平湖人陶兆麒一家在钟溪坟浜(嘉兴、嘉善、平湖三地交界处)避难时的遭遇也很具代表性。坟浜是一个偏远的乡村，虽然此处没有兵镝之扰，但城中避难者的日常生计亦颇为困顿。陶氏一家及其姑母家一起避难者有5人，“共食米三升一日，分二顿食。第一顿粥尚厚，第二顿必加水，则薄矣。”(89)食粥时有时候就着豆腐干，“必于闰妪家求一滴酱，则以为幸甚”。天寒时房东闰妪有时烧糟汤充饥，也会分与他吃。“糟汤，即今之猪食也”。(90)为了糊口，避居乡下的陶氏一家曾在隙地尝试种菜，并“遍游陇畔，挑野菜凉菜，以佐辛盘”。不过此时谁家不去挑野菜?其所得“仅不过一二筷”。所以只能在“冢傍阴地，野兽出没之处”，偶尔才能采得野蒜。(91)避居乡下之生计困苦，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的江南一度有“乡绅城居化”的趋势，但在明清交替之际，大量城居士人避居乡下，到乡村依亲，如此则使得过去城居者的骄傲态度不复存在，城、乡二者的地位出现翻转。(92)与此不同的是，咸同之际避居乡下的城民虽然在困顿的生活中难以度日，甚至因饥饿而死，但对于乡下的态度似乎并未改变。如对常熟城居逃难者来说：

       移乡之商富家，反多归船，盖因乡间买物不便，房屋低小，居贪不如意，闻北山早桂大开，游人稠众，逼家主曰：“夏初说贼，至今秋凉矣，不愿在乡吃苦也。”家主喝阻不住，故纷纷买舟归，适八月初一日，见烧香人杂沓，船船相谓曰：“又见快活景况也，今后死不下乡矣。”(93)

       至庚申(1860年)七月，江南除常熟等少数几个城市尚在清军控制中，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太平军攻占。但大量避居乡下的常熟城居士人却依然“不愿在乡吃苦”，冒着危险返回城市，而一句“今后死不下乡矣”一方面表现出乡居之苦，另一方面则更是体现出城居者对于乡下的鄙视与决绝。

       可见，除了物质层面的吃苦，实际上在心理层面上避居乡下的城居者对“士”与“民”的身份非常在意。前述陶兆麒一家即是代表，陶兆麒虽属底层文人，在钟溪坟浜过着困苦不堪的避难生活，也曾“自思人若终岁得米二三石，已足无忧矣。恨不能求数亩之田，安我躬耕耳。”(94)甚至对“收集旧货即时出换者，此人人所能为，而日必有所得”羡慕不已。(95)但在对身份的认同上，却非常在意“士”为一类，而乡民为不同类，如其所言：“见有士人形容憔悴，潦倒道途者，余盖不胜其同类之伤。”(96)其父亲为改善物质生活，也曾至大云寺肉庄写账，但不数日而返并自称“屠家者流，不可与处也”。(97)再如，虽然常被乡人动辄讥讽：“此读书人也”，意即读书人不懂治生，“盖言其无用之物也”，但在陶兆麒看来，“与市井人究多不合，饮食言语，每不能同”，不断强调其士人与乡人的身份差异。(98)可见，此时所谓城乡地位的翻转，可能只是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不懂治生的士人确实是避难中最为困苦的一个群体，但其内心对自己身份的坚守，依然牢不可破。

四、逃难者的身份与命运

       对于社会巨变的来临，官绅与富室的嗅觉自然是非常敏感的，他们早早会制订避难计划，将家眷先行一步送至安全之地。如宜兴被太平军攻占前，常熟的官绅群体“悄悄迁居乡僻，安顿家眷财物。两邑尊已将家眷早寄出境，每夜亲身巡夜，宿于城外舟中。”(99)可谓兵未至、官先走。作为苏州大族的吴大澂家族，在咸丰十年四月初一日，听闻何桂清打算退守苏州时就开始安排眷属迁徙至太仓。四月初十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前夕，吴氏家族坐拥七船，避往周庄镇，并雇请两艘枪船随行保护，其眷属甚至还嫌弃陶氏新居“床铺不舒”。(100)

       逃难者身份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逃难时间的先后，而且体现在避难地点与避难舒适度之不同。正如嘉定人童以谦所说：“有力者从间道徙沪上，或航海徙崇明、海门诸沙岛；贫者驻足乡隅，风餐露宿，一夕数迁。”(101)家住苏州城区的蒋寅生，既是有钱商人又出身官宦之家，其日记记录了官宦子弟在咸同战乱中的逃难生活，与普通民众不一样的是，他的逃难生活丰富而多彩。四月初，他从通州舟行至上海，先后拜会官员庞钟璐及部分亲戚；在上海停留的数日，“万仙楼吃茶”“正源馆吃局”等聚会样样不落。四月十八日，与五舅母等人乘舟赴横泾，其在船上数日，非但不见有一般人的困苦，反而能与家人一起“推牌九”打发时间。虽然横泾属太平军控制区域，但他只要在经过各种关卡时交完钱税即可安全到达。蒋于二十一日到横泾，次日即去赌博。(102)阳湖赵烈文一家的上海避难之行虽然也万分惊险，但作为钱赀不乏之家，加上消息灵通，关系网强大，总能化险为夷。吴江大地主柳兆薰避往上海也是顺风顺水，还能从容安置行装，“拜辞东厨司命尊神，设菜致祭家祠”，之后“作名收暗度之计”，三日后顺利到达上海。(103)

       苏州被太平军攻下之后，江南乡镇民众恐慌异常。土匪聚党、横行乡里，甚至黑夜焚抢，邀劫道途。常熟就出现过“有丹阳逃来民船一只，夜间惨被土匪劫掠一空，杀死难民，弃尸岸边，仅留聋瞽一媪。”后来更是发展到“白日邀劫路人，搜夺资财，剥取衣服”的地步。(104)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身份”也未必管用，甚至会起反作用。太平军在攻占一个地方后首要的就是“杀妖”，而穿着华丽者如果没有提前逃走，多半被认定为“妖”而被杀。南浔人吴焦生即说，太平军“见衣冠之人必杀之，因谓妖故也。”(105)不过，“妖”也是一个较模糊的概念。如果士绅在遭遇太平军时，能表明自己的另外一种身份——“读书人”，则运气要好得多。太平军对愿意归顺的读书人是非常客气的，如金山人顾深兄弟(106)、南浔李光霁兄弟(107)、无锡杨寿楠的父亲(108)都是在表明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后，才得以在太平军军营中舒服度日，最后伺机逃出来。但对逃难者来说，“读书人”又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群体，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又不善治生，“资财被掠，家业窭空，谋生计拙，衣食难支，可怜可忧”(109)。

       对于普通人家而言，房宅难舍、避难费高昂，往往只能随着时局变幻被裹挟而走。当然，守至万不得已之际的临时出避，更是惊险万分。例如，杭州在咸丰十年二月底被太平军第一次攻占前夕，“城中男妇数十万人，昼夜露立雨中，冀城门或开得出，街衢推涌如潮。一舆至值百千，然驾肩而出，无不立刻挤碎，舆中人倾跌，顷刻成泥。行走街上，足不能着地，踹踏死者，不可胜计。”(110)金坛县甚至规定出城避难者只能带衣物，不得带钱米出城避难，“听妇女老幼出，少壮者留守，衣物资财任人携带，惟禁钱、米两项出城，除零用食米外，不得搬运。”(111)至于乡镇的村民，则多是在火烧眉毛之际才选择紧急避难。如海宁冯氏日记就记有这样一幅图景：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平军从里汝桥掠至花溪，“共被杀廿余，伤百余，被掳男女千余，舟百有零，米无算”；冯氏所居住的村子村人四荒而逃，“强者逾垣而逃，弱者倾仆田中，有弃掷稚予于路，稚子号呼其母，母不顾也。有不及逃避田野者，被掳无数。奔过新桥，人尽无力以行，有曰：'我父我子不见来!’有曰：'我妻我女何未至?’”(112)这种紧急出逃的危险性，与士绅富豪的提前出避相比，毫无疑问要大得多，甚至很多人尚未到达目的地，其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抑或命丧路途。“难民空身行路，贼所不禁，若携有包裹，则以为逃也，必为所阻，若藏有银洋，非特搜去，且诬为抢劫之财，并性命不保矣。”(113)

       “奸细”也是逃难过程中时常带有性命之忧的一个身份符号。常熟人柯梧迟记道：“通州在籍翰林王藻，乃何桂清之座师，素称强悍，乃遏于要隘盘查，苟有应对支吾，即作奸细论，枭斩。搜查箱笼，倘有重器，又作违禁论抽去，几无活路。雇船来避吾虞不少，携妻带子，餐风冒露，恐囊资告乏，终为异乡之鬼也。”(114)千辛万苦冒险避难，却丧命官军之手，不免让人感叹。不仅如此，大量难民涌来也导致地方巡守异常紧张，很多难民被乡团当做奸细、惨遭杀害。徽州人龚姓，在苏城作典伙，来荡口招寻东翁，却不能指实住址，团防局因其来历不明杀之，搜得金珠无数。(115)余杭人盛惪烽在庚申十年(1860年)组织团练、保卫乡里，“时流民溃卒，日夕踵至，众欲尽杀之。独察其非贼，悉纵遣。”可见乡团杀难民并非孤例，而是非常普遍。(116)当然，被定位为“奸细”，有时确因有某种嫌疑，而大多时候则因身上钱财遭人惦记。如海宁袁花镇因团练大兴，“凡外路人过团守处，冤杀不少，屿城、沈塘团不问内外人，俱劫财物”。(117)

       除了需要随时警惕人为的危害，一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也时常威胁逃难者的生命，这种威胁对于普通避难家庭来说尤甚。如战乱之际海宁、海盐的海塘坍塌，“辛酉以来，往往连圮数十百丈”，直接导致咸丰十一年秋天，“硖石、园花等处咸水漂入内河，禾稻并死”。(118)此后两年，两地“田禾粒米不登”，“有嫁为乡人妇者，自言两载不粒食，所食皆草根树皮，得泥粞糠秕食为上品”。据沈梓观察，新塍以北各镇到处都是海宁、海盐的难民妇女乞讨者。(119)再如辛酉(1861年)与壬戌(1862年)之交，江南极端寒冷。据当时老人言：“如此严冻，嘉庆元年有之，雪深数尺，今年七十四矣，从未见也。”(120)如此极端寒冷的天气，前后延续10余天。上海周边地区，“大雪，平地深四五尺，穷民冻饿死者甚众”。太平军正好在此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纠集苏州、昆山、嘉定、青浦徒党往攻上海，沿途焚掠，凡避难之船均被掳去，老弱妇女哭声震地。盖近镇五六里之民，不死于冻饿，即死于锋镝，几无孑遗矣。”(121)在兵燹与雪灾的双重打击下，逃难者的命运更是惨不忍言。如柳兆薰所说，“逃难无屋，在船路宿诸家，此时寒冷，即是地狱”。(122)十二月三十，正是一年除夕之日，而上海周边等地兵扰、贼警犹未止，“西北难民跌雪而逃者纷纷，有张姓武生被贼刃伤，由此经过，血洒雪中”。此后数天，“老幼男妇四散流离，或撄贼锋，或毙雪坎”。甚至清军也在“昏夜风雪之中，乘间假冒丑形，沿村杀掠，莫辨是兵是贼也”。(123)

五、感官体验下的乱世图景

       咸同之际江南地方社会秩序受战争打击，已然崩溃，逃难成为彼时江南民众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作为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他们是如何感受彼时的江南?他们所遇见的江南又呈现出一幅怎样的图景?

       随着战火来临，目及之处火光漫天，耳际亦有炮声轰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们最直接的感触首先是惶恐，这种心理正源于战争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尤其是杀戮。如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五日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之后，常熟作为离战场不近不远的城市，成为各方力量与各种传闻交汇的场域，清军作战失利的消息纷繁而至，而关于太平军的各种传闻亦夹杂其间。常州、丹阳一带难民蜂拥而下，使得“城外停泊大小舟舰无数，四濠皆满。岸上走者，肩挑手提，坐卧檐下，挤满阶除”。清军的残兵败勇更是“刚强凶野，装束惯好红黑彩色，修巨缏发，各省招集，口音淆杂，多与长毛相似”，甚而土匪蜂起，各处抢掠不绝。城门巡防之乡勇，每日捉获他省口音者、衣装怪异者及恃强不法的逃兵败勇，都在慧日寺前香花桥堍将其斩首枭示，“血腥触鼻”。在如此场景之下，惶恐弥漫着整个常熟城。全城景象凄寂，家家闭户，惟见日夜搬家避难而已。(124)

       战争带来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尸体遍地。这些尸体大多未被及时掩埋，恶臭时刻冲击着人们的嗅觉。如常熟城内“浮弃河内尸骸，遍处臭秽难闻”，城外“死尸浮蔽水面，数日始得流通”(125)，吴江同里在遭遇战乱之后，“市河浮尸百余，天炎日烈，水面泛起人油，臭秽难近”。(126)苏州城内，“河为之不流，井为之堙塞”(127)，这些尸体后来没有来得及处理，加上久旱不雨，导致“河中尸满，臭秽不堪”。(128)部分自缢的尸体也因无处买棺木予以埋葬，只能临时用被、席等物草草包裹，以致“臭味四布”。四月二十七日，苏州经过一场大雨冲刷后臭气熏天的面貌才有所改观。(129)五月二十五日开始，苏州城内“闻巷内奉令收埋”，实际上，大部分是集中在“尸所”就地烧化，空气中因而充满着焚烧后的尸焦气。(130)

       除了大量尸体，还有一系列乱象冲击着亲历者的视觉感官，甚至直达其内心深处。咸丰十年八月初二日常熟被太平军攻陷之后，躲在城中的老人汤氏对当时的逃难场景做了如下描述：

       难民逃命，啼呼窘急。河船喧轧纷竞，蔽塞水面。城门内男女老幼，犹如蜂蚁，争拥奔走，各不相顾。人声汹若沸腾，老弱婴孩挤倾坠地，践踏复压，肝脑涂地，提携重赘，抛弃盈阶，衣袱包囊，贯串钱物，城门内外堆积，衬履无人拾取。逃难百姓，由大小东门，水旱北门，三路最多。各门外大路，如青墩塘、梅里塘、福山塘等几处，河中船只，岸上步行，十里之遥，连缕相属。自朝至暮，牵挽罗曳，男女迈樨，步履艰涩，不惮修阻。亦有半途投水，因空身出城，骨肉失散，愤极自毙，哭泣遍野。至有乡无亲识可托足者，襁负婴孩，栖宿田间水车棚内。村中庙宇，茅檐草厕，不避臭秽，坐满阶除。中秋夜凉，蚊蚋尚多，衣薄腹饥，悲号四起，凄其无极。(131)

       美国花兰芷牧师从上海前往苏州时，在昆山附近就看到一幅景象让他久久难以忘却，比起那些漂浮的尸体，这个围栏里行将饿死的幼孩无疑深深的刺痛着牧师的心灵。(132)逃难中时常所遇之恐怖景象更让人胆战心惊。黎里镇人王子和在逃难的路上，曾夜宿破屋，“宿时天微雨，昏不见掌，惟觉足旁觉有物，臭气熏人，殊不可耐。坐至天曙，见地上有十余尸，血汗满地，似搠死无多日者。”(133)这一恐怖场景吓得王子和狂奔10余里，足见其心理所受冲击之大。

       无论在视觉还是嗅觉上，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底清军与太平军大战过后的新塍镇最具代表性，给时人以极大冲击：

       南栅浮尸凡十余见，秽气逼人。自南汇至朱家桥房屋烧者大半，自朱家桥、问松桥以西则烧者十之七八矣，自丝行桥以北则烧者十九矣，载道瓦砾，无一步坦途。不出十室便有死尸，或反缚，或仰侧卧，或浮肿抱头持颈，溃烂臃肿，枯槁消灭无复人形者，不可胜计，过者掩目不忍视也。而瓦砾中之被焚者更不知几何矣。加以雷雨之后，日光下烁，秽气上蒸，焦气、咸气、臭气随风触鼻，令人呕吐。市河死尸相望，水作青绿色，有油浮面，加以渔船扒罱衣服器血，水腻而黑，汲取烧茶煮饭则味咸而厚，令人不堪入口。所剩虞氏居停及凌梦山两所大厦，则为永元所踞，入室则书籍、字纸、柴草、破衣服之类藉地数寸，加以人马六畜溲溺粪秽之类隔杂其间，令人鼻塞，不堪一刻安坐。老幼受伤，匍匐道左，哀鸣乞食者相望。(134)

       除了心理的恐慌、恶臭的嗅觉以及恐怖的视觉冲击，战乱中食物的匮乏也考验着时人的味觉。对于逃难者而言，在缝隙中求得生存应是第一要义。虽然部分士绅设局救济难民，但是终究只能照顾到少部分人。如吴江同里镇，“里中设施粥局，留养难民，每口给票，朝暮发粥四碗，日渐增多，日需白米四五石，加柴料工费。又有逃难过往之人住宿，给路凭资遣别处。死者或用棺木，或用草囊丛葬义冢。主其事者从侄勤补等几人，劝捐接济。然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135)常熟在太平军占领后也曾设立难民局，“查放女馆难民，给发银米，暂借住兴福寺”(136)，但因寺院紧张，大部分难民只能露宿，甚至因为名额所限，被迫“投河而死”。(137)很多城中避难者逃至乡下，但因身无长物，坐吃山空，最后亦难免饿病道途。(138)

       欲取食物，极端困难，以致难民们的“食谱”不断扩展。许瑶光在《阻饥行》中描述嘉兴难民时言：“啜草草已尽，望麦麦未黄。阻饥不可耐，悠悠春日长。日长无所去，徙倚门前树。青青榆树皮，我行剥作糜。皮尽榆亦死，人饥无已时。”(139)因难民无以为食，青草和树皮都被吃尽，甚至出现“食人现象”(140)。杭州在咸丰十一年被太平军围困后，城中难民的“食谱”由海参、鱼翅一步步演变为树皮、杂草，直至人肉心肝：“初则鱼翅、海参、熟地、米仁、黄精、枣、栗、柿饼之类以当餐饭，继则糠枇、野芋根、甘露根及各种树皮、杂草根亦食之。芭蕉叶每斤五十钱，浮萍轻重亦如之。又久之，则食牛皮箱之皮矣。义久之，则食人矣。饿夫行道上，每仆于地，气犹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有卖牛心肝者，皆人心肝也。”(141)而无锡、宜兴及太湖一带至同治三年时，在战乱与饥荒的交织打击之下，“饥民载道，野草树皮，均充粮食，米糠每升值四十文，豆渣每斤值廿余文，且常断缺。只身不敢独行，犹恐被人充食，即偶赴邻村，亦必偕数人方妥。”(142)常州甚至“新丧不敢出棺，出必倾出而食”(143)。景象何其惨绝!

       不仅食物难觅，饮水亦成难题。咸同之际，浙西海宁、海盐等处海塘坍塌，又未得到及时修复，以致数年间海水倒灌，江南水质大变；加上各处河中尸体难以及时处理，水体受污染严重。饮用这种水，时常会出现“霍乱吐泻”的疾病，甚至会导致瘟疫爆发。(144)

       心理、视觉、嗅觉、味觉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构成了一幅难以言说的乱世图景，曾经繁华的“人间天堂”在战争的打击之下，已然破落不堪。

       咸丰十年进军江南的太平军在军纪方面与初期相比，已经急剧变坏，“倏东倏西，既不能据城固守，又不能抚众苟安，专事焚掠，恣意淫戮，所到之处，尽化丘墟。”(145)清军亦然，甚至更糟：“各处烧、杀、抢、掠，亦多有为溃败之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共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146)在清军与太平军双重失控下，地方团练、土匪、甚至彪悍的乡民等迅速演化为社会恶势力，纷纷加入到摧毁江南社会秩序的行列中，共同威胁着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咸同之际的江南社会，已然失序，“何处无盗贼!何人非盗贼!”(147)在此乱世中，逃难成为江南民众的生活常态：“每日谣言不一，每早起五更造饭，先行吃饱，便各狂奔，望东走避。或将妇女寄顿水区，男子照顾房屋。长毛一到，百计避匿。或贫家衣食不周，亲族希少，藏身河滩草泽间，失足溺死甚伙。”(148)摆脱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从江南民众的逃难与日常等细微、底层处审视，能为我们窥见战乱中以往被忽略的诸多社会面相，深入认识太平天国战争、思考战争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这种“眼光向下”的视觉转向、对政治变动时期的个体生命与日常生活的考察，为进一步理解战时地方社会的复杂性与近代中国的形塑提供了新的意涵。

注释：

       ①本文所论之江南区域与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的苏褔省范围相当，即以苏南、浙西为核心的太湖周边区域。

       ②涉及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的成果非常之多，不一一列举，专门论述太平军在江、浙的著作主要有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兴福：《太平天国在浙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等。

       ③代表作品有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徐茂明：《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咸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冯贤亮：《同治十年江南的社会变乱、秩序危机与政府控制》，《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曾京京：《复员士绅与太平天国后常州的重建》，《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等。

       ④目前学界对此类主题已有初步研究，如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2-303页；罗晓翔：《“十二年漂泊，三千里往还”——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南京士绅家族的生存策略》，《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2、13合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25-239页；陈岭：《闺门之外：咸同之际江南才媛的战争记忆与战乱言说》，《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等。

       ⑤曹树基等人对江南地区人口损失问题做过较精细研究：苏州府人口损失425.1万，损失率为65％；松江府人口损失30万，损失率为10.2％；常州府人口损失260.4万，损失率为61.2％；镇江府人口损失195.5万，损失率为79％；太仓州人口损失52万，损失率为26％；嘉兴府人口损失208.7万，损失率为65.7％；杭州府人口损失300万，损失率为80.6％；湖州府人口损失235.7万，损失率为78.9％。此七府一州之地人口损失共计1707.4万，人口损失率为58.32％。见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32页。

       ⑦民国《杭州府志》卷44《兵事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第951页。

       ⑧民国《杭州府志》卷44《兵事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册，第951页。

       ⑨张尔嘉：《难中记》，丁丙：《庚辛泣杭录》卷11，《丛书集成续编》第166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432页。

       ⑩程秉钊：《记事珠》，载王振忠：《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史事——新发现的徽州日记稿本〈记事珠〉题解》附录，《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号，第204-205页。

       (11)程秉钊：《记事珠》，载王振忠：《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史事——新发现的徽州日记稿本〈记事珠〉题解》附录，《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号，第209-210页。

       (12)佚名：《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13)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631页。

       (14)解涟：《遭乱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15)佚名：《金坛围城追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16)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4页。

       (17)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18)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28页。

       (19)《密陈巡阅诸军情况及可喜可惧形势片》，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卷6，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4页。

       (20)谢家福：《燐血丛钞》卷1，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21)范其骏：《庚申禊湖被难日记》，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22)李圭：《思痛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0页。

       (23)关于明清鼎革时期江南城民的逃难，可参考巫仁恕：《逃离城市：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3期。

       (24)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25)张尔嘉：《难中记》，丁丙：《庚辛泣杭录》卷11，《丛书集成续编》第166册，第434-436页。

       (26)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6页。

       (27)杨寿楠：《云在山房丛书三种·竹素园丛谈》，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28)吴焦生：《杂忆》，载民国《南浔志》卷45《大事记四》，《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530页。

       (29)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6页。

       (30)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2页。

       (31)程秉钊：《记事珠》，载王振忠：《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史事——新发现的徽州日记稿本〈记事珠〉题解》附录，《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号，第202-204页。

       (32)吴焦生：《杂忆》，载民国《南浔志》卷45《大事记四》，《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上)第530页。

       (33)《二等嘉禾章农商部顾问杨君行状》，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7页。

       (34)杨兆鏊：《三十三日脱难记》，民国12年(1923)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35)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43页。

       (36)计小敏：《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37)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4页。

       (38)曾含章：《避难记略》，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49页。

       (39)董竞：《章型的〈烟尘纪略〉》，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太平天国史论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

       (40)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74页。

       (41)光绪《余杭县志稿》卷3《人物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册，第1173页。

       (42)姚济：《小沧桑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445页。

       (43)对普通人而言，即使侥幸逃入了上海城，实际上命运也一样悲惨。据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法国士兵言：“上海，多么痛苦呀!中国官员真毫无心肝，听凭遭难的老百姓像狗一样的死在街上。”[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44)王萃元：《星周纪事》，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242页。

       (45)[日]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刘柏林译，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5页。

       (46)[日]峰洁：《清国海上见闻录》，阎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5-226页。

       (47)乾隆《吴江县志》卷1《形胜》，《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第358页。

       (48)冯贤亮：《舟船交通：明清太湖平原的环境与人生》，《传统中国研究辑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374页。

       (49)龚文洵：《庚申避难记》，抄本，常熟图书馆藏。

       (50)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61页。

       (51)胡长龄：《俭德斋随笔》，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760-761页。

       (52)佚名：《避难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70页。

       (53)冯氏：《花溪日记》，《渟溪日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1页。

       (54)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85页。

       (55)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35页。

       (56)许瑶光：《雪门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

       (57)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78页。

       (58)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84页。

       (59)胡长龄：《俭德斋随笔》，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760-761页。

       (60)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182页。

       (61)胡长龄：《俭德斋随笔》，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761页。明清之际也有舟居或洲居避难的情况，如当时湖北“沿江府县的百姓大多避乱于水上，但真正逃脱劫难的概率也是相当之小”，“死亡率大大高出避乱于山寨和乡村的人”。(详见马俊：《变乱与重建：明清之际的湖北地方社会(1633-1690)》，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这与本文的考察截然相反，体现出避难的时代与区域差异。

       (62)巫仁恕认为，这一谚语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作家李渔的作品《十二楼》之《闻过楼》。见巫仁恕：《逃离城市：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3期。

       (63)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182页。

       (64)李联琇：《记贼中事》，《好云楼初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2册，第202页。

       (65)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36页。

       (66)关于市镇的地位，学界尚有争议，非城亦非乡，属于大乱居乡范畴。

       (67)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8页。

       (68)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28页。

       (69)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28页。

       (70)李光霁：《劫余杂识》，周延年：《南林丛刊》，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华东稀见丛书文献》第2辑第5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69页。

       (71)温鼎：《粤匪据浔纪略》，民国《南浔镇志》卷45《大事记四》，《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上)，第527页。

       (72)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5册，第360-361页。

       (73)谢家福：《燐血丛钞》卷1，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第228页。

       (74)佚名：《避难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73页。

       (75)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9页。

       (76)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50页。

       (77)倦圃野老：《庚癸纪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太平天国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78)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41页。

       (79)谢家福：《燐血丛钞》卷3，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第390页。

       (80)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8-35页。

       (81)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4页。

       (82)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7页。

       (83)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5页。

       (84)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页。

       (85)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55页。

       (86)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58、67页。

       (87)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122页。

       (88)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131-132页。“高妪”是龚又村避难时随带的一个家仆。

       (89)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32页。

       (90)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7页。

       (91)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12页。

       (92)巫仁恕：《逃离城市：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3期。

       (93)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5册，第354页。

       (94)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12-13页。

       (95)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15页。

       (96)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15页。

       (97)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55页。

       (98)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65页。此处“市井人”是指乡民，普通民众之意。

       (99)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4页。“两邑尊”指常熟县内办公的县官。

       (100)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329页。

       (101)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4册，第68页。

       (102)蒋寅生：《寅生日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24-426页。

       (103)柳兆薰：《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74页。

       (104)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8页。

       (105)吴焦生：《杂忆》，载民国《南浔志》卷45《大事记四》，《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上)，第531页。

       (106)“贼曰：这两个都是童生，真怪怪。快着衣随我去。余曰：我二人俱系文人，不能做生活。贼曰：不要你做重事便了。”顾深：《虎穴生还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731-732页。

       (107)“居贼中闲甚，日惟往来文书一二封，暇则枯坐，或翻阅残书，时从兄处往来，贼亦不问。”李光霁：《劫余杂识》，周延年：《南林丛刊》，《华东稀见丛书文献》第2辑第5卷，第375页。

       (108)“吾父初被掳时，以其为佣工也，令肩大旗，每战辄插旗于地而匍匐田间。既而贼谂吾父识字，询能书否曰能? 贼酋乃令吾父掌书记，自此得乘绳轿矣。轿式以两巨竹纲绳如床，令新掳二壮丁舁之，吾父坐卧其上，相待极优。”杨寿楠：《云在山房丛书三种·竹素园丛谈》，第80页。

       (109)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2004年，第352页。

       (110)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20页。

       (111)佚名：《金坛围城追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63页。

       (112)冯氏：《花溪日记》，《渟溪日记：外三种》，第127页。

       (113)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清光绪刻本，《香禅精舍集》之三，第19b页。

       (114)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页。

       (115)谢家福：《燐血丛钞》卷3，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第383页。

       (116)光绪《余杭县志稿》卷3《人物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册，第1176页。

       (117)冯氏：《花溪日记》，《渟溪日记：外三种》，第113页。

       (118)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17页。

       (119)沈梓：《养拙轩笔记(选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269页。

       (120)柳兆薰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见柳兆薰：《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30-233页。

       (121)宣统《黄渡续志》卷7《纪粤匪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3册，第780页。

       (122)柳兆薰：《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30页。

       (123)王萃元：《星周纪事》，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251页。

       (124)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32-639页。

       (125)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47、651页。

       (126)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04页。

       (127)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香禅精舍集》之三，第8a页。

       (128)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43页。

       (129)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30页。

       (130)汪德门：《庚申殉难日记》，“庚申五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八日条”，“附录：徐研渔笔记”，“耕荫丛刊”之一，苏州华兴印书局代印，李德龙、俞冰：《历代日记丛钞》第6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88、97页。

       (131)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45-646页。

       (132)[美]花兰芷：《花兰芷牧师的一封信》，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9册，第220页。

       (133)范其骏：《庚申褉湖被难日记》，抄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134)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41页。

       (135)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上，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09页。

       (136)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63页。

       (137)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35页。

       (138)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70页；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第16页。

       (139)许瑶光：《雪门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7册，第552页。

       (140)陈岭：《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

       (141)锺毓龙：《说杭州》，王国平：《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对于杭州围城内的食人现象，时人多有记载。如张荫榘、吴淦：《杭城辛酉纪事诗》载：“人食人肉，平日见诸史乘者。至此身亲见之，可胜悼哉!”见丁丙：《庚申泣杭录》卷15，收入《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第859页。张光烈言：“树皮革根，居人争取以充饥，犹有苦其难得者，饿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气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矣。”见张光烈：《先母姚太恭人殉烈缘起》，丁丙：《武林坊巷志》第4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7-398页。

       (142)上海图书馆：《〈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供内部参考)》，1964年，第159-160页。

       (143)柯梧迟：《漏网喁鱼集》，第97页。

       (144)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第217页。

       (145)谷农退士：《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31页。

       (146)李圭：《思痛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74页。

       (147)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46页。

       (148)汤氏：《鳅闻日记》，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