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贫困：为什么俄乌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 会员

《外交事务》杂志刊文，分析了俄乌战争为什么不像一些知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专家所预测或建议的那样，应该尽快结束。其背后是关于人心和信念的政治动力。现实主义原则运用于复杂的现实世界，有其解释力上的贫困。

当俄罗斯在2月入侵乌克兰时，很少有观察家想象到，这场战争在12月的今天仍在肆虐。俄罗斯的战争规划者没有想到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没有考虑到乌克兰将从欧洲和北美获得积极支持，也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军队的各种缺点。

双方现在都在挖掘战壕，战争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拖下去？

大多数人类武装冲突是短暂的。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大多数战争平均持续了三到四个月。这种短暂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战争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糟糕方式。当战斗的代价变得明显时，敌对双方通常会寻找解决方案。

当然，许多战争确实持续时间更长。妥协未能实现主要有三个战略原因：

1. 当领导人认为失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时；
2. 当领导人对自己和敌人的实力没有清晰的认识时，
3. 当领导人担心他们的对手在未来会越来越强大时。

在俄乌战争的案例中，所有这些动力使战争持续不断地进行。但这三点只说明了故事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这场战争还植根于意识形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以及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有效性。

俄罗斯内部人士说，这是一个被自己虚假信息扭曲的政府，狂热地致力于夺取领土（译注：可参考加美财经编译过的文章《克里姆林宫不当行为的根源》）；而乌克兰则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独立的理想。乌克兰的领导人和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为俄罗斯的侵略牺牲自由或主权，无论代价如何。

布查战役结束后，在俄罗斯军队执行的针对平民的屠杀曝光后，泽连斯基前往布查视察情况Oleksandr Ratushniak,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那些同情这种狂热信念的人将其描述为坚定的价值观，怀疑论者则将其批评为顽固不化或教条主义。无论用什么名词，其含义往往是一样的：双方都拒绝现实政治，要按照自己的原则作战。

在这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并不独特，因为意识形态信仰解释了许多战争为什么是长期的。尤其是美国人，应该在拖延不决的乌克兰战争中，俄乌双方的信念冲突里面，认识到自身当年的革命历史。

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也像乌克兰一样，人民大众的理想使某些政治妥协看起来令人厌恶。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是西方21世纪许多战争的背后原因，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人们很少承认，但紧紧秉持的原则和价值观，确实往往使和平难以实现。乌克兰战争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它不仅仅因为战略上的两难，而且因为双方都觉得和平解决的想法令人厌恶。

为什么有些战争不会结束

当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斗，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政治方式来获得更好的结果时，战争就会开始并持续下去。各国进行长期战争，至少有三个精心策划的原因。

首先，那些担心自己生存的统治者会留在战场上。如果普京认为失败可能会终结他的政权，那么他就有动力继续战斗，无论对俄罗斯人民的后果如何。

第二，战争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持续进行。例如，当双方对自己的相对实力只有模糊的认识时，或者当他们低估了冲突的破坏性后果时。在许多情况下，几个月的战斗就会驱散这种迷雾。战斗揭示了每一方的力量和决心，消除了错误的认识。竞争对手找到了结束战争的方法，即达成一项协议，能够反映现如今可以清晰看到的力量平衡。因此，大多数战争是短暂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战争的迷雾会散去的很慢。以目前的乌克兰局势为例，乌克兰部队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但他们是否能将俄罗斯军队赶出祖国仍是未知数。一个寒冷的冬天，可能会削弱欧洲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意愿。而俄罗斯在9月进行的部分动员的战场效果则在几个月后才会显现出来。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中，双方会发现更难达成和平协议。

最后，一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每一场长期战争的核心都有一个“可信承诺问题”。也就是说，由于预期力量平衡的变化，一方或双方都无法可信地承诺去达成和平协议。有些人把这称为“修昔底德陷阱”或“预防性战争”。

其中一方发动攻击，是因为要在当前的力量平衡被翻转之前锁定住它。从德国在1914年努力阻止俄罗斯崛起而积极打响一战，到美国在2003年希望阻止伊拉克成为拥核国，可信承诺问题推动了许多重大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上的讨价还价在作出之前就已经没有可能了。

乍一看，俄乌战争似乎充满了可信承诺问题。每当欧洲领导人或美国高级将领建议现在是与俄罗斯谈判的时候，乌克兰人和他们的盟友就会反驳说，是普京无法令人信服地承诺达成协议。他们说，克里姆林宫一心想要获得领土，其领导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锁定了他的战争目标。

乌克兰人警告说：现在和平解决，俄罗斯就会重整旗鼓，之后再次发动进攻。此外，乌克兰人也没有心情与压迫他们的一方妥协。即使莫斯科能让乌克兰的谈判代表同意停火，乌克兰公众或乌克兰议会接受哪怕是最微小的人员或领土损失的可能性也很小。民众的反感会使任何谈判达成的协议化为泡影。

然而，无论是俄罗斯打下去的战略决心还是乌克兰的战略决心，都不是传统的可信承诺问题，而是源于战略算计和对权力转移的观点。相反，非物质层面的力量使协议难以达成。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的原则和痴迷助长了冲突。并没有迫在眉睫的政治交易，因为双方都喜欢战斗而不是让步。

狂热和目的

乌克兰对任何妥协建议的强烈抗拒并不罕见。

历史上，每当被殖民和被压迫的人民决定排除万难争取自由时，同样的不妥协态度就会一再出现。他们拒绝屈服的原因很多，包括愤怒和坚持原则的混合。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对统治的让步，即使对弱者来说也是可恶的。

正如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他1961年的经典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写道：“我们起义仅仅是因为，由于许多原因，我们无法再呼吸。”

易卜拉欣·弗朗茨·奥马尔·法农（Ibrahim Frantz Omar Fanon，1925年7月20日－1961年12月6日），法国马提尼克法兰西堡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他是20世纪研究非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超过40年来，他的作品启发了不少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1961年12月6日，他因白血病在美国病逝。uchicago,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抵抗，与美国自己的独立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引人注目。

当时和现在一样，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加强其对一个较弱实体的控制。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英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限制北美13个殖民地的自治。英国军队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而殖民者没有正式的盟友。

可以说，部分主权和税收，是殖民地人民可以向宗主要求的最佳交易。但是，许多美国人还是拒绝了这个交易。为什么？约翰·亚当斯在1815年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头脑中”。

他写道，这是“在列克星敦流下一滴血之前的15年里”发生的（译注：列克星敦战役发生在1775年，因此约翰·亚当斯等国父认为至迟于1760年代初至1770年代中期，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产生了）。

1776年6月，马萨诸塞州约翰·亚当斯、宾夕法尼亚州本杰明·富兰克林、维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纽约州罗伯特·李文斯顿、康乃迪克州罗杰·谢尔曼，即后世所称五人小组（Committee of Five）聚集起草合宜之文告，宣示独立决心。图为五人小组于1776年6月28日上呈大陆议会的油画，这张画作经常被误认为是独立宣言的签署场景。

 

几年后，约翰·亚当斯还指出，“人民头脑中的革命”是通过殖民地人民的“原则、观点、情感和情绪的根本改变”而实现的。对许多人来说，通过向英国国王让步而在这些原则上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

在乌克兰，其独立主权被普京攻击了近十年，也反而激起了类似的决心。许多乌克兰人原则上根本拒绝接受俄罗斯的领土要求，或根本拒绝在俄罗斯的侵略面前屈服，特别是当这意味着将他们的血肉同胞留在国境另一边时。

这与战争研究中一个古老的、现在却被忽视的概念也有相似之处，即“不可分割性”，或者说一个物体、地方或一整套原则，人们相信不能以任何方式分割或妥协。一些学者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关于圣地和民族家园的争夺会引发漫长而造成社会分裂的战争。

其他学者则将其视为对特定的某一类冲突的精致解释，而不可分割性则逐渐远离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这个概念很强大，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冲突。当乌克兰的英勇军人或北美殖民地以及非洲的欧洲国家殖民地的反帝革命者拒绝出让自己的自由时，是因为他们认为妥协的代价太大。

原则的彻底改变和民众的情绪，使得交出土地和自由在政治上不可行。

这种现象远非罕见，而且在民主国家似乎特别普遍。可以说，原则和不可接受的妥协是民主国家最终发动长期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为例。从2002年到至少2004年，塔利班官员一再寻求与当时的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进行政治交易。

但据历史学家卡特·马尔卡西安（Carter Malkasian）采访的内部人士说，小布什政府的观点是，“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坏的”。在同一时期，记者史蒂夫·科勒（Steve Coll）指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谈判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美国对塔利班的政策是“要么把他们绳之以法，要么还把他们绳之以法。”

在马尔卡西安和科尔的叙述中，布什政府坚定地禁止卡尔扎伊政府寻求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当然，美国政府有战略理由怀疑塔利班的诚意；而在寻求从军事上彻底击败塔利班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官员希望建立一个基于实力的声誉，并向其他对手发出一个强大的不要试图攻击美国的信号。

但是，忽视如下事实将是愚蠢的，即近二十年来，美国领导人拒绝与塔利班谈判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战略问题。

在拒绝交易方面，美国并不孤单。

在面对伊拉克、北爱尔兰、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十几个热点地区的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时，民选政府多年来甚至拒绝考虑对话本身。1997年至1999年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在其2015年出版的《谈判桌上的恐怖分子》（Terrorists at the Table）一书中对这种情况表示遗憾。

他认为，将敌人妖魔化并拒绝所有的对话是短视的，而且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在北爱尔兰，英国政府最终意识到，它需要寻求一个政治过程。鲍威尔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的障碍阻碍了领导人的谈判，那么和平是不可能的。

原则的危险

然而，俄乌战争的现状还没有达到乌克兰人可以接受妥协的地步。

最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蒂芬·沃尔特等现实主义者敦促乌克兰克服其意识形态障碍，用某种程度的主权牺牲来换取和平。这些现实主义者与希望乌克兰继续战斗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很简单：他们对乌克兰为达成协议必须做出让步的代价，以及俄罗斯对征服其邻国的意识形态决心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

毫无疑问，乌克兰人继续战斗和西方支持乌克兰是有战略意义的。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以及他们拒绝可能使战争迅速结束的种种令人厌恶的妥协，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理想和原则在人类地缘政治中是一种持久存在的力量。

这种价值观和思想将继续在民主国家未来发动的战争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西方世界的权利基础不断增强；在许多国家，遵守和捍卫某些自由主义的普遍原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且无论其后果如何。

哲学家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将这种转变称为权利革命。这些理想应该得到颂扬，西方政府应该继续努力实现这些理想（即使这些理想经常遇到挫折）。

但是，如果这种趋势使西方不再倾向于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是用权利和原则换取苟且的和平，或者与难以被讨好的专制者达成交易，那么像乌克兰战争这样的冲突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难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