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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 上海话里的动词始终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魅力。比如，坐出租车叫“拉差头”，但明明是“差头”把你拉到想去的地方。普通话里的“嚷”，或北方话里的“瞎嚷嚷”“瞎吵吵”，上海话直接用拟声词代替：哇啦哇啦。常见用法是，侬覅哇啦哇啦。 还有打电话，“豁”只电话过去。这个“豁”还出现在“豁胖”“豁翎子”“豁边”里，各有各的动词原理。个人理解，可能是“豁翎子”里“甩”的意味更相似。甩是朝外的，速度快，和打电话比较相配。 小时候对打电话最初的印象，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虹口区某新村里那间公共电话房：柜台上三两部电话机，后面一两个爷叔或者阿姨坐着，外加过来“茄山河”（闲聊）的闲人若干。外面一有来电，问明几号楼几零几，找谁，爷叔或者阿姨就跑到那栋楼下，开始“哇啦哇啦”——不然对方听不到、听不清。这一喊，基本上全世界都晓得了，有人打电话找18号楼302张美娣！那么张美娣同志有没有接到电话呢？就看喊话的人喊了几遍。一般喊到第四遍，张美娣还没应答，就是人不在家，就算了。 所以在电话房上班，中气不足是不行的。现在年轻人讲“社恐”（社交恐惧症），有“社恐”的人在当时也干不了这工作。走路速度不快的慢性子也最好不要做，为什么呢？万一那位居民同志不在家，你要赶紧回电话房告知对方，一来二去尽量不要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人家通话未果，话费倒是要交两分钟的。万一你腿脚慢，电话那头在电话房付个三分钟的话费，笃定气死。 所以那个时候，打电话的人要碰运气，潜在的接电话的亲友也要“时刻准备着”，像S.H.E组合在《Ring Ring Ring》里唱的：“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后来，电话机陆续走进寻常百姓家，但也不是闲着没事就可以煲电话粥。在我家，刚安装的电话机，小悠悠一只，地位却远远高于服役多年的彩电和冰箱，俨然新贵。老妈专门弄了块布头盖在电话机上防尘，那块布还带蕾丝边，典雅精致。每次打电话接电话，都要掀起盖头来。话筒的收音部位还要定期擦洗，防止细菌滋生。每逢电话账单到家，还要细细查验，看有无异常情况。 虽然安装座机价格不菲，但有一年，原本的七位数电话号码全市统一新增一个前缀数字，说明这座大城市的电话安装率攀上了新高峰，七位数不够用了。 再往后，出现了寻呼机，上海话叫“拷机”。事业略有小成（但没有赚到很多钱足以买大哥大）的准成功男士们腰间必然要别上一只，和钥匙串、指甲剪、助动车钥匙当邻居。一般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男人们看向腰间，那就是业务来了，爷们儿要战斗，要工作，要挣钱。五点到六点拷机响，很可能是老婆来问，晚饭回来吃不？八点以后拷机响，那就是工作业务的另一种形态了，选择了回家吃饭的男人们一般不去理会。 再往后，大哥大集体减肥，变得越来越小，很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哥们也开始萎掉，变成老爷叔。那时“手机”的称谓还很小众，一般叫移动电话。移动电话和座机共享风头的时期出现了一种节约做派：比如，我爸在外面，打给人在家中的我妈，我妈肯定要问，你用移动电话？挂掉，我打给你。座机每个月有基础话费，用不掉是浪费。而移动电话话费分分钟都比座机贵，但接听比打出去更便宜，最划算的做法当然是座机打给移动电话。工薪阶层，“做人家”是王道。 等我2003年在上海大学念书，“手机”已经是普遍称呼。本人观察，大部分同学基本人手一只，牌子百花齐放，西门子摩托罗拉阿尔卡特飞利浦松下夏普东信熊猫波导，被索尼收购的爱立信，摔不坏的诺基亚，苹果在我们印象里是只做电脑，三星还没学会“爆炸”技能。直板机绝对主流，翻盖机代表时尚，彩铃、和弦铃声、拍照是科技尖端，黑莓的全键盘是异端。那时候大学生基本要做好准备：备一个小本子，记满各种电话号码，防止手机被盗，号码全部丢失，那就不光是财产损失，也是社交和人脉的损失。 时至今日，手机牌子主要就那么几大家。手机就算丢了，号码还在，云备份。加上微信的普及，损失就减到了最小，“常有你微信，不知我电话”。至于座机，一般人看到来电号码，基本做好了电信诈骗/银行贷款/房产中介的心理准备。当年小区新村电话房里的爷叔、阿姨如果今犹在，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今社会，随时随地“豁”只电话或语音电话乃至视频电话都只是轻点几下手机屏幕。怕就怕，没点外卖也没有快递，忽然陌生号码“豁”只电话给你，心里要“咯噔”一下：不知来者何人，所为何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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