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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革命与改良，不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且是中国美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作为忧国忧民，以艺报国的代表性艺术家，徐悲鸿对他所处时代灾难深重的祖国身怀拳拳之心，青年时代即立下以艺救国的宏愿。 徐悲鸿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追随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改良中国传统书画的艺术主张，第一个以画家身份在24岁英年即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观念，矢志一生致力于以写实主义改良、改革中国画，推进“衰微”的人物画， “复兴中国艺术”，从而建立“新艺术”——“现代之艺术”。 徐悲鸿为改良中国画而上下求索，以写实主义手法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巨幅国画历史画创作。他所开辟的中国画改良之路，及之后所倡导的彩墨画、新中国画改造，为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探索。他的代表作《愚公移山》《九方皋》《会师东京》《巴人汲水》《船夫》等，无一不是针砭时事之作，其爱憎分明的磊落性格，以黑白分明的笔墨及写实造型，永存于作品中。 01 《九方皋》 139×351cm 1931年 纸本设色 款识:辛未初冬,第七次写此,并纪念廉南湖先生,感喟无极。悲鸿时授徒中央大学,居丹凤街。 钤印:“徐悲鸿”(白文方印) “江南布衣”(朱文方印) 徐悲鸿既把自己看成是能不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有些救世味道的伯乐,也渴望自己这匹“千里马”能被更大的伯乐发现和重用。前一种角色是他个人能够把握的,后一种愿望却常常不能如意,所以他就常有“世无伯乐”之叹。这个时期他反复画这一题材不下7次,正透露着这样的心情。作于1931年、现存徐悲鸿纪念馆的中国画《九方皋》,是其中最成熟、最重要、表达这种心情也比较明显的一件。 ——华天雪《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 跟据艾中信先生回忆,徐悲鸿本人曾鄙夷地指着九方皋身后的小丑说:这个人其实不懂马的好坏,却摆出那种架势,着实可笑。用他来衬托九方皋的沉着冷静,是创作所需要的。当时时局混乱,这幅作品也意在讽刺当权者不识人才,表达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与期冀。 02  《船夫》 141×364cm 1936年 水墨设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款识:“丙子重阳节近,放乎漓江,见一舟子壮健,为平生罕遇,真Heracles也!兹先成初试未定之幅,必将集精力写之,悲鸿。” 钤印:“悲鸿之印”(白文方印) “鸿爪”(朱文圆印) 1936年九月上旬,徐悲鸿随广西省府迁至桂林,居广西省图书馆,每天画画、写字,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段生活。 题跋中Heracles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重阳节前,徐悲鸿在漓江游玩,在江畔见到一名船夫十分健壮,十分惊叹,以此为模特,画成了这幅作品。此作也是一件以裸体塑造形象的佳作。 03 《巴人汲水》 294×63cm 1947年 布面油彩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款识: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六年冬,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所见。悲鸿。静文爱妻 保存。 钤印:“徐”(朱文圆印) “悲鸿”(朱文方印) “廿六年冬”即1937年,这一年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到重庆,看到山城里的人民挑水爬梯的生活图景,深感劳动人民的艰辛,于是创作了这幅《巴人汲水》。这幅作品作于课堂上,是为学生示范时所作。 在1937年冬至1938年夏的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徐悲鸿创作了三幅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分别为《巴人汲水》《贫妇》《洗衣》。 04  《逆风》 101x83cm 1936年 纸本设色 徐悲鸿纪念馆藏 款识:逆风。丙子大暑游龙州遣兴,悲鸿。静文爱妻保存。 钤印:“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该作品创作于1936年7月23日(六月初六日),徐悲鸿时年42岁。创作这幅作品时,徐悲鸿身在广西,正值两广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震动全国,形势剑拔弩张,许多人纷纷逃离,而徐悲鸿却决意留下支持抗日。 画中六只小麻雀逆风而飞,寓意徐悲鸿不怕风险,奋起疾飞的爱国精神。 1961年,毛泽东曾称赞徐悲鸿的这件作品“很有思想”。 05 《泰戈尔像》 50x50cm 1940年 纸本设色 徐悲鸿纪念馆藏 款识:悲鸿,庚辰。 钤印:“悲鸿”(朱文长方印) 1939年,徐悲鸿抵印度,随后分别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格达举行个人画展。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看后盛赞其作品具有旨趣高奥的形象、韵律差妙的线条和独具民族风格的色彩。徐悲鸿为泰戈尔作了十余幅素描速写,并根据他们完成了中国画《泰戈尔像》,这是徐悲鸿的肖像画杰作之一。 06 《月季》 64.8x42cm 1918年左右 纸本设色 款识:悲鸿 钤印:“悲鸿”(朱文圆印) 《月季》是所见此时期唯一的花卉,色彩淡雅,描画工致,有点像传统的没骨画,但它有弱光影的精致描绘,也有对叶筋的勾勒,因此仍属于水彩加勾线的画法。味道看上去有些像日本画。 徐悲鸿早期作品的画法基本是水彩、水墨加勾线。水彩画法以色彩与光影为主要造型手段,同时用中国画的笔线勾勒轮廓,强化质量感,是那个时期较为多见、也得到大众喜爱的一种中西融合面貌。早期月份牌年画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水彩画虽然用光影和色调造型,但它是用水调色,具有透明性,可以留白,这些都与水墨画极为相似。因此,水彩画家转画水墨画,水墨画家转画水彩画,都比较容易。20世纪许多画家如陶冷月、徐悲鸿、李剑晨、方人定、李可染等等,都兼能水彩画与水墨画,他们的水墨画都从水彩画中汲取了营养。 ——华天雪《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 07 《西山古松柏》 85x51cm 1918年 纸本设色 徐悲鸿纪念馆藏 款识:西山古松柏。戊午七月敬为陈太夫人寿,世侄徐悲鸿绘奉。 钤印:“徐悲鸿印”(白文方印) 这幅作品本质上应该属于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彩墨风景,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焦点透视,有勾染无皴法,描绘有色彩的天空,表现物象的真实感——如松树干与柏树干纹理与色泽的不同等。但整个作品又是用墨用线的,仍然属于水彩、水墨加勾线画法的范畴。 ——华天雪 08 《立马》 130×76cm 1939年 纸本设色 徐悲鸿纪念馆藏 款识:伏枥宁终古,穷追破寂寥,风尘动广漠,霜草识秋高,定溯河源住,马夷会见招,微能奔走耳,未死未辞劳。廿八年五月星海客中,悲鸿。静文爱妻存。 钤印:“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退以圣人而不惑”(朱文方印) 马是徐悲鸿最喜欢画、画得最多的题材之一。 他多画立马、奔马而很少画卧马;多画瘦骨嶙峋的战马而很少画膘肥体壮、养尊处优的马。所有的马都没有马鞍和缰绳,它们狂奔于宽广的原野上,坚韧、奔放、骁勇、昂扬、英姿飒爽,但也时时流露出希冀与忧愤之意,具有人格象征的特质。具体来说,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悲壮为基调的驰骋沙场或渴望驰骋沙场的战马,这类作品数量最多。 第二类是直接与某件时事相关,用马寄托希望或欢呼胜利。 第三类是以喜悦和飞扬为基调的天马,主要作于战争临近结束的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类马多为正面观众、四蹄腾空,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飞驰而来,神骏气息尤为浓厚。题跋也一扫过去的悲壮气象,代之以舒畅、乐观、奋发的基调。 ——华天雪 09 《世界和平大会》 352×71cm 1949年 纸本设色 徐悲鸿纪念馆藏 款识:己丑六月悲鸿写。 钤印:“徐悲鸿”(朱文方印) 1949年10月2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成立,徐先生与郭沫若、陆定一、沈雁冰、周扬、萧三、夏衍、沙可夫、冯雪峰、郑振铎、田汉、洪深、何仲平、丁玲、曹禺、古元、马思聪、吕骥、戴爱莲、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赵树理、白杨、艾青、刘宁一、朱学范、曾克、阳翰笙、袁牧之、许之桢、廖承志、钱三强、蔡畅、李德全、许广平、马寅初、张奚若、彭泽民、谭平山、邵力子、陈铭枢、陈伯达、陶孟和、范文澜、邓初民、许德珩、李达、陈望道、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等一百三十四人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包括徐悲鸿在内的所有爱国民主人士、各界知识精英通过各种方式感受着新中国的种种新气象,处在被热烈情绪包围的时代气氛中。这种情绪在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表现得较为充分——在被集体阻隔于布拉格分会场的情形下,4月23日得到南京解放消息的中国代表团兴奋得彻夜未眠,正是在这样一个振奋和欢欣鼓舞的情绪中,一向较少描绘现实的徐悲鸿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说它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喜悦实不为过。  文/红梅（策展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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