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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煜 彭慧 原文刊载于《中国美术研究》第34期 
东汉 楼阁双雀连理枝图（图源：“文博山西”微信公众号） 汉代墓葬、祠堂、碑阙，以及随葬品上出现了丰富的图像材料，尤其是对其中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其上的人物故事、神祇神仙，近来也有更多学者关注其上的奇兽神兽，对植物图像的关注相对是十分稀少和薄弱的。这一方面有研究传统和研究兴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材料本身的原因。汉代的植物图像多附属于人物、动物图像之中，绝大多数也不作为表意的主体，甚至只有补充空间和构建场景的作用，图像本身也多概括，难以具体辨识。不过也有一些具有神奇因素的植物表现出较为具体的形式和内涵，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中连理树、木禾等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具有突出的意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关于汉画像石中的连理树，已见学者讨论，主要关注其图像内涵，认为具有生殖崇拜、夫妻恩爱、祥瑞、升仙等意义。然而，究竟哪种或哪些是汉代连理树图像的主体意义，在图像中如何表现，是否有时空和阶层的区别，连理树内涵在汉代及随后如何确立、发展、演变？这需要对整个汉代连理树图像包括其载体及其图像组合做出系统的梳理和更为深入的解读。于是，我们不揣浅薄，欲就这一问题求教于学界，也作为探索系统研究汉代植物图像的一个尝试。 虽然连理树相对于其他植物图像具有较为稳定的形式和特征，但相对以往讨论较多的人物、动物图像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到底何种树木可以算作汉代人观念中的标准连理形式，何种树木可以算作标准连理形式的发展变型，何种树木只能算作受到某些连理树因素的影响？需要一些判断依据。这些依据我们只有通过当时人确指的连理树图像，即带有榜题的材料，再结合当时文献中对连理树形态的记载来确定。第一例见于甘肃成县摩崖碑刻，为武都太守李翕的颂碑，时代为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宋人已有著录，至今尚存。摩崖颂碑呈长方形，由碑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组成。碑额右下方刻有所谓的“五瑞图”，即黄龙、白鹿、连理树、嘉禾、甘露，皆带有准确的题记。图像的左下方刻有两株树木，异根异株，两树最下方的各一根树枝在中间长成一体，其上还长出一根共同的枝叶。树左题刻为“木连理”，即现代所谓的连理树，形式和内容都十分清楚。“五瑞图”的左侧尚有一段整体题记：“君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图1）图 1 李翕碑颂“五瑞图”摹刻本（采自 [ 清 ] 冯云鹏、冯云鵷著：《金石索·石 索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16-1217 页。说明：由于此 碑现拓不甚清晰，此处选用《金石索》中摹刻本以为示意。对比原刻，此摹刻 本内容和榜题完全一致，图像风格上略有差异，如黄龙形象失真较为明显，连 理树形象则与原刻基本一致。武梁祠祥瑞画像同，后不赘）第二例见于山东嘉祥武梁祠，为曾任过地方佐吏（从事）的武梁的墓祠，据武梁墓碑记载，其卒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在祠堂屋顶上刻画有许多祥瑞（也有少数灾异）事物的图像，其中便有连理树。图像为两株树木，异根异株，两树各有一根树枝在中间交接，结合上例应该也要表现树枝连体的状态。树右刻有题记：“木连理。王者德纯洽，八方为一家，则木连理生（后残）。”（图2）图 2 武梁祠连理树画像摹刻本（采自 [ 清 ] 冯云鹏、 冯云鵷著：《金石索·石索四》，第 1512 页）第三例（类）见于四川绵阳地区出土东汉晚期画像砖，其图像基本一致，只是由于简化和抽象化，细节上略有差别。我们目前所见五例，其中有三例带有题记，两例为“木连理”，一例为“木连”。如绵阳梓潼县出土的一方画像砖，画面两侧有两个人物向中心拱手或捧物端坐，中间为树形物，刻画较为抽象。仔细观察，应该是两株呈藤蔓状的树木，两根分开，各自相向勾卷，中部交接在一起，略具交绕状，上部又分为两株。树左题记为“木连理”，树右题记为“神木”。（图3） 图 3 绵阳梓潼出土连理树画像砖拓片一（采自高文、左志丹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 代画像砖大全》，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4 页）以上即是目前我们所见带有题记的连理树的材料，上述三例（类）地域相隔遥远，载体各有不同，精粗差异颇大，但时代皆属于东汉晚期，图像上也有一些明确的共同特点，代表着当时人对典型连理树形象的理解。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特点即是，皆是两株树木，其上某些部分结合或交接在一起，结合或交接部分或是树枝或是树干，并非关键。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所刻的《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云：“嘉禾生于野，奇草像萐莆，异根之树，超然连理。”西晋内史吕会引用的早期《瑞应图》亦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曹植《魏德论》云：“有木连理，别干同枝。”《晋中兴征祥说》亦云：“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同一，则木连理。连理者，仁木也，或异枝还合，或两树共合。”可见，汉晋时期人们观念中的连理树确实为“异根”“别干”的两株树木，或是枝叶，或是树干结合在一起，与上述图像一致。连理现象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即相邻的两株树木由于交接的枝干受伤而愈合嫁生为一体，这应该是最为典型的连理树。但图像毕竟是一种艺术创作，也产生了自身的表达形式，第三例（类）似乎就只是交叉在一起，而更多的表现形式是两株树木的树干或枝叶紧紧交绕在一起（下详）。上述四川绵阳地区出土的第三例（类）连理树画像砖上，两树只是树干交叉在一起，同类的树木图像在该地区还有出现。如绵阳梓潼县出土的一方东汉晚期画像砖上，两株树木树干交互，形象较为具象。（图4）与该地区带有榜题的连理树画像砖相比，只是缺少了两旁的人物。而且将树木作为画像砖主体表现，也可见其并非一般树木，无疑仍是连理树的表现。在四川泸州、长宁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棺侧板上也可见到此种树干交叉的连理树图像。（图5）四川新津出土的一具东汉晚期画像石棺侧板上整个刻画一幅树下射鸟图像，所射的为栖息于树上的巨大的凤鸟，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并非一般的射鸟，而是后羿射日的图像。这里凤鸟栖息的树木，也是两树树干交叉，与前述材料所不同者，这里的树干经过两次交叉而成交互形态。就其形态和场景来看，应该也是连理树的一种表现形式。（图6）这种交互的形式进一步紧密化就形成紧紧交绕的形态，在四川泸州、长宁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棺侧板上同样也出现了两株树木的树干紧紧交绕的图像，其地域、时代、位置皆与上述材料一致，形态上也一以贯之，可见此种两树树干交绕的图像也应该是连理树的一种表现形式。（图7、图8） 图 4 绵阳梓潼出土连理树画像砖拓片二 （采自高文，左志丹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大全》，第 261 页） 图 5 四川泸州出土画像石棺侧板拓片一 （采自高文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0 页） 图 6 四川新津出土画像石棺侧板拓片 （采自高文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 408 页） 图 7 四川泸州出土画像石棺侧板拓片二 （采自高文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 430 页）图 8 四川长宁出土画像石棺侧板拓片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 7·四川画像石》，河南美术 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 页）如前所述，典型的连理树应该是两树共体，交绕只是共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体。但图像可以有其自身的表达形式，两树交绕在视觉上的紧密程度更强，更具有艺术性，以之来表现两树连理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是从同时同地同载体的同类材料的对比中得出这一认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除了四川地区，此种连理树的形象在汉画像石流行的鲁南苏北地区也较为常见，时代在东汉中晚期。如江苏徐州铜山东汉章帝元和三年（86）画像石墓的一方画像石上，房屋中有二人对坐宴饮，房屋两旁各有一组树干交绕的连理树。（图9）江苏睢宁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也刻画有此类树木，树枝上挂有一马兜，树下有一马正在吃兜里之草。（图10）山东莒县出土的一方碑形画像石上，其中一面画面分为七层，下数第四层中刻画四位人物，最左侧（以观者为准，后同）人物坐于树下，这里的树木即是两株树干交绕的连理树。山东临沂出土的一方画像石刻画树木和凤鸟，其中的树木也是两株树干交绕。（图11）
图 9 徐州铜山出土连理树、厅堂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 4·江苏、安徽、浙江 汉画像石》，第 16 页）图 10 江苏睢宁出土人物、拴马画像石 拓片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 国画像石全集 4·江苏、安徽、浙江汉画 像石》，第 99 页）图 11 山东临沂出土连理树、凤鸟画像石拓片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 像石全集 3·山东画像石》，第 44 页）除画像砖、石之外，汉代其他物品的装饰图像上也有类似的树木形象。材料最丰富者应属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三段式神仙镜。此类铜镜目前所见有三十余例，主要出土于四川地区，陕西关中地区也有少数出土。其构图十分稳定，其镜背的内区图像分为上中下三栏，下栏固定为两株树干紧紧交绕的树木，有的甚至简化为“8”字形。（图12）此外，重庆和甘肃、贵州地区出土不少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鎏金圆形铜牌饰，根据其出土位置推测应是装在木棺前端正中的饰件。其上的图像主要为双阙并自题为“天门”，也有少数其他题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树干交绕的连理树，重庆巫山出土的铜牌饰上树下还栓系着一只怪兽。（图13）图12（图12 a.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b. 日本五岛美术馆藏 c. 美国西雅图美术馆藏 （采自（日）林巳奈夫：《漢鏡の圖柄二、三について》，《東方学報》第 44 册，1973 年，圖 19—21））图13（ 图13 a. 贵州安顺出土 b. 重庆巫山出土 （a.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安顺宁谷龙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1 期，第 15 页。b.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1998 年第 12 期，第 80 页））如前所述，连理树的基本特征是两株树木或是树干或是枝叶结合在一起，既然树干交绕者是汉代连理树图像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枝叶交绕者也应该是其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大致写作于汉末或略晚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说：“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虽然这里并没有明说树木连理，但往往认为颇有此意，其中的“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便可理解为枝叶交接交绕之态，也不是完全合体。其实，自然界中真正完全合体的连理树是极为罕见的，直到今天一般人观念中的连理树也是枝叶交绕的形态。不过，这种形式的连理树在汉代图像中却殊为少见，比较清楚的目前仅见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的一方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其上的主体画面为两株大树，枝繁叶茂，枝叶相互交绕在一起。两树树干之间有一端坐人物，树上有猴和鸟，树下两旁各有一人持弓向树上仰射，树下尚有马和羊各一头。（图14）图 14 山东微山出土连理树画像石拓片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 石全集 2·山东画像石》，第 33 页）鲁南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石中还流行一种类似的树木图像，往往出现于射鸟、庖厨和厅堂拜谒之中。树木上的枝叶也是相互交绕，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交绕的枝叶属于一株树木自身。如前所述，连理树的核心特征必须是“异根”“别干”的两株树木结合，所以我们不能将其归入汉代连理树图像的范畴中。但是二者确实拥有同样的风格和部分特征，个别还出现于同样的场景中。说明这两种树木图像之间是具有密切关系的，由于树木自身枝叶如此交绕并非是自然界的常见现象，我们偏向于认为其是受到连理树图像和观念影响的一种树木图像。以上我们梳理了目前可以确认为汉代连理树图像的材料，此外，洛阳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空心画像砖上有一种两株植物顶部合为一体的图像，一些著录中也将其称为连理树。此种植物虽也是异根同枝，但其与洛阳地区其他空心画像砖上的树木形象差距很大，其两侧的分支不呈枝叶状，而是对称下垂的麦穗状。前引早期《瑞应图》中说：“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可见嘉禾也可以是异根同枝的形象，其与连理树的区别在于，一者为树木，一者为麦禾。我们认为洛阳空心画像砖上的图像应该为嘉禾，关于嘉禾的问题，我们拟另文讨论，兹不赘述。总结起来，目前所见，汉代图像中存在较多可以辨识的连理树图像，时代皆在东汉中晚期，个别可晚至魏晋时期，地域分布于鲁南苏北、四川和陕西关中、甘肃南部、贵州西部，尤以前两地为主。在画像砖、画像石、铜镜及其他器物图像上皆有出现。连理树图像存在三种形式：一种是两株树木上各有分枝结合于一体，这应该是连理树最为标准的形式，但图像实例很少，只见于甘肃成县李翕颂碑和山东嘉祥武梁祠上的祥瑞图像中；一种是两株树木的树干交叉、交互和交绕在一起，这应该是对连理树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汉代连理树图像的主流；一种是两株树木的枝叶交绕，这也应该是对连理树的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但殊为少见。我们注意到两例最为标准的连理树图像都是出现在众多祥瑞图像之中并附有解释祥瑞的榜题，一例为门生故吏和儒生为“敦诗悦礼”的太守所刻的摩崖颂碑，一例为经师儒士武梁的墓祠，可见这种标准的连理树图像应该有经典的来源，可能就是学者所论的流行于当时的《瑞应图》一类的图籍，武梁祠题记就与前引《晋中兴征祥说》中的语句几乎完全一致。而其他两种连理树图像广泛出现于一般的画像砖、石和已经作为商品流通的铜镜等一般物品之上，更多表现的是社会一般观念中对连理树形象的理解。即便是带有题记的四川绵阳地区的画像砖，也题为“神木”，更多地显示其民间性。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一般观念中的连理树主要为树干交绕的形象，与今天一般观念中为枝叶交绕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汉代图像题材的意义可以是多元的，尤其如连理树这类植物性题材，往往在不同的图像场景中作为主体或作为辅助表达不同的意义而反映当时人的思想，所以应该从整体图像中来考察模式化的个体题材。总结起来，连理树大体出现在以下几种图像场景中。甘肃成县摩崖颂碑和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中，连理树分别出现于“五瑞图”和屋顶众多祥瑞（包括个别灾异）图像中，与其他祥瑞图像平等排列，并附有解释性题记。如前所述，这两例画像具有特殊性，不仅碑主和墓主分别为官至二千石的儒家良吏和讲经治学的儒家学者，且其图像和榜题应该具有经典来源。关于汉代儒生与图谶之学（其中包括祥瑞与灾异学说）及汉代社会上流行的祥瑞和灾异思想的问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和共识，这里我们不再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例典型的祥瑞画像都出现于东汉桓灵时期。以奇特事物的出现为吉凶预兆的思想在先秦时代早已有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后更为流行，西汉末东汉初学者们开始造作图谶来宣传其政治目的，形成了系统化的图谶之学，至东汉更为流行。顾颉刚先生指出：“我们试翻开《后汉书》的列传来，或是看些东汉人的墓碑，大抵是有'博贯五经，兼明图谶’这一类的话的。”东汉中期，太史令张衡有感其伪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提出应该“一禁绝之”，也说明此时图谶的流行。东汉晚期桓灵之世，朝政腐朽，不少儒生也通过灾异之说来批评时政，《续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的灾异事件（该书主要记灾异，极少记录祥瑞）就以桓灵时期最多，几乎占整个东汉的一半。桓灵时期的儒生们既然一方面大谈灾异，另一方面在标榜和称颂之时也就会大量使用祥瑞图像。另外，山东莒县出土的碑形画像石上的连理树处于古代帝王的场景中，树下侧坐一人，旁有榜题，字迹不清，似乎是“尧”，其下的人物旁榜题较清楚，为“禹妻”“夏禹”“汤王”“汤妃”，不论侧坐人物是否是尧，该画面显然与古代圣王的故事有关。我们知道，圣王治世是祥瑞出现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武梁祠题记中即云“王者德纯洽，八方为一家，则木连理生”。这里的连理树应该也与祥瑞思想有关。四川绵阳地区出土画像砖上的连理树，虽然图像组合简单，难以进一步讨论，但其自题为“神木”，两旁往往有人物向其拱手跪坐，而且以之为主体，显然是作为一种神树来崇拜了。四川长宁出土石棺上，整个侧板表现了一幅神仙世界，左侧为两仙人六博于“上广下狭”的仙山之上，中间为鹿、持节方士和两位持芝草一类植物的仙人，右侧即为连理树和两位人物，这里的连理树显然属于神仙世界中的神树了。主要出土于四川地区的三段式神仙镜上，其下段图像主要为连理树，中段则为东王公、西王母或有翼神兽，上段为华盖及众多人物。一般认为其上段表现天界天神，中段为神仙神兽，下段的连理树与升仙有关。我们曾经从其整体构图讨论过，认为这里的连理树代表了天地中央的建木，为登天神树。重庆、贵州出土的铜棺饰上，虽然只以连理树作为画面，就其本身而言无法讨论，但同一地区出土的大量同类铜棺饰都是以天门（带榜题）为中心的图像，总体来看，这里的连理树当然也与登天成仙的愿望有关。四川新津出土画像石棺的连理树上栖有体型巨大、有冠长尾的凤鸟，树下一人拉弓而射，一般认为不是普通的射鸟画像，而是后羿射日故事的表现，我们同意此说。如果其确实为后羿射日，则这里的连理树又充当了阳乌栖息的扶桑或若木神树了。另外，山东临沂出土画像石上将连理树和凤鸟组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画面上再没有其他元素，凤鸟既可以是神仙世界的神鸟，也可以是“见则天下大安宁”的一种祥瑞，因此尚不易判断其内涵倾向。我们知道，在古代神话和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中有许多重要的神树，仅昆仑之上就有珠树、玉树、沙棠、琅玕、木禾、不死树等等，还有日出日落的东极扶桑、西极若木和天地之中“众帝所自上下”的建木等。不过，在汉晋文献中神仙世界尚无直接的连理树记载。上述主要出土于四川地区的画像石棺、画像砖和铜镜、棺饰目前看来都主要为一般阶层使用，可见，这种表现并不一定有经典的来源，更可能是民间观念和艺术中以形态神奇的连理树来表现神仙世界和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树，有些或许有具体所指（如扶桑、若木和建木），有些恐怕只是概括的表现。除了上述明确而意义突出的祥瑞和神仙神话场景中，连理树还出现于厅堂宴饮（如徐州铜山元和三年画像石墓）、树下拴马（如江苏睢宁出土画像石）、人物活动（如四川泸州出土画像石棺），而且较多地作为射鸟图像中鸟所栖息的树木（如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画像石）。由于这些图像大量存在而内容和意义不太明确或有较多争论而无法确认，我们笼统地将之称作“一般场景”实非得已。大体上讲，这些图像表现了生产生活的场景。然而，究竟是现实中生产生活的映射，还是理想中的生产生活场面，抑或是地下世界甚至仙境中生产生活？材料自身不足证明，学界也众说纷纭。例如，射鸟图像有学者认为与射猎活动有关，有学者认为与娱乐活动有关，又有学者认为与祭祀奉食有关，还有学者认为与求取官爵（认为“雀”同“爵”）有关，我们认为其意义是多元而复杂的，恐怕还不能一概而论。徐州铜山元和三年画像石墓中两株连理树分别刻画于厅堂宴饮的两侧，厅堂上栖有一只凤鸟。不过汉代图像中也常以凤鸟来作为建筑上的补充装饰元素，到底是具有吉祥意义或神仙意义，还是仅仅是一种构图上美化装饰，也难以确论。虽然上述图像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我们仍可以得到一些认识。一是连理树图像可以广泛出现于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二是这类图像中的连理树往往不是作为画面主体和表意主体出现，三是这类图像流行广泛并没有特殊的阶层和地域。可见，这里的连理树更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带有美好寓意和美观效果的表现形式，不一定具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了。总结起来，汉代的连理树图像大体出现于祥瑞、神仙神话和广泛的生产生活场景中。明确将之作为祥瑞而身份信息明确的皆是儒家官吏和学者的碑颂、墓祠，碑颂的材料相对特殊，而墓葬材料皆在鲁南地区。明确作为祥瑞的连理树图像目前看来比例很小，更为主流的是将之作为神仙和神话世界中的神树以及意义不太突出的一种树木的艺术化表现形式，后二者代表着当时一般社会中的流行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明确作为神树表现的材料皆出现于四川和周边地区，显然反映了当时四川地区神仙信仰特别流行的社会思想背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理树图像是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一种较为广泛的艺术题材，被运用于不同的图像场景中表现不同的意义，且具有一定的社会阶层和地域属性。此时儒家官吏和学者大多讲习图谶之学，一些官吏和儒生的碑刻和墓葬中的连理树图像不论是形象还是榜题都具有经典的来源，作为众多祥瑞事物之一来彰显其德行和修养。而社会一般阶层中则流行更加艺术化的连理树形象（尤其是树干交绕），并将之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的美好寓意的树木题材。由于神仙思想的特别流行，四川地区的连理树基本被作为神仙世界中的各种神树，与其他图像共同表达着强烈的求仙愿望。考虑到此时整个社会的思想背景，其他地区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只是不如四川地区突出而已。这种流行观念还被后来的道教所吸纳。南朝陶弘景《真诰》云：“顾欢字玄平，吴郡人。齐永平中，卒於剡山，葬盐官乐附里。木连理生墓，县令江山图表状，欢尸解而去。”这里的连理树即非一般祥瑞，而是升仙的标志了。虽然从图像材料的时代来看，尚看不出不同连理树观念流行的早晚关系。但一方面考虑到祥瑞思想由来已久，且早已形成经典流传；另一方面明确作为祥瑞的两树合体的连理树图像确实更符合其原型形态，树干交绕的形态应该是其艺术化的变型，所以与之相应的将其作为神仙世界的神树等观念应该是其流传到一般社会中的流俗。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后世连理树更多被用作爱情的象征，但在上述汉代连理树图像中我们还看不到明确与此有关的材料。徐州铜山元和三年画像石墓中有连理树生长于一座厅堂两旁的画像，厅堂内有二人对饮。但人物的衣冠不清，性别不明，此种厅堂宴饮图像中并不一定是墓主夫妇。即便是夫妇，鲁南苏北地区此类厅堂与树木画像甚多，看不出要突出夫妇关系的涵义。而且也为孤例，难以说明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也可能与主要作为墓葬装饰的图像材料的性质和功能限制有关。然而，不仅仅是图像，汉代文献中关于连理树的材料不少，其中也罕见与爱情有关的内容。传为苏武赠与李陵的诗歌（学界多认为作于东汉末）中首次将连理树与人际关系联系，其云：“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不论是其中的“连枝树”，还是“鸳和鸯”都是指兄弟情谊，并不特指男女。东汉末甚至更晚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才明确将枝叶交通和鸳鸯的意象与男女爱情联系。结合图像和文献材料来看，连理树本来被作为一种祥瑞，载于图籍，随着西汉末和东汉以来图谶的流行，也流播于全社会。东汉中晚期的一般观念中更多将其作为神仙世界的神树。文学创作中也开始发挥其枝叶相连的特征来比喻人事，但并不限于男女爱情。由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对后世诗歌的巨大影响，唐代诗人特别发挥了其中男女爱情的比喻（多不烦举）。唐代诗歌对社会观念的深远影响不言自明，再加上汉代以来祥瑞思想和神仙思想的衰落，男女爱情反而后来居上，成为连理树固定的寓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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