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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宁夏》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当时还是宁夏《朔方》杂志社编辑的作家张贤亮和夫人冯剑华，来到灵武农场，找到了《宁夏日报》《工人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对严纪彤、王柏玲夫妇进行了采访和促膝长谈，详细记录下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在灵武农场27年的坎坷与艰辛、拼搏与辉煌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 采访回去后，作家张贤亮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加班加点，将严纪彤、王柏玲夫妇两人感人的事迹和心路历程通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全部倾注在笔端，创作出了蜚声全国的小说《灵与肉》。 后来小说《灵与肉》经著名导演谢晋改编成了电影《牧马人》，故事进入大众视野，受到广泛关注。
2016年经宁夏电影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灵与肉》，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电视台多次转播。 经过了近40年的时间，不论根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还是改编的电视剧，整整影响着两代人的感情，它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大地上经久不衰，可见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响彻大江南北人人皆知。
（壹） 严纪彤，男，汉族，浙江省吴兴县人，1929年8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严纪彤的父亲严庆杰毕业于济南会计专科学校，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谋得会计一职，严纪彤出生后不久，和母亲、哥哥随父亲来到了杭州生活。 1937年8月14日，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一月时间，日本飞机轰炸杭州，严纪彤全家开始了逃难生涯，并且随着逃难人躲藏在浙江永康方岩山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风餐露宿，背井离乡、严纪彤因此辍学。他和一岁多的妹妹都感染上了麻疹，妹妹不幸夭折，严纪彤幸免于难，而艰难地生存下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一家随父亲回到了杭州，严纪彤回到中学继续开始读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国民政府解散，严纪彤的父亲也失业在家，为了生存，父亲靠打零工挣钱度日。 那年，严纪彤高中毕业，考取了在南京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专业,解放后大学里的院系相继成立为独立院校，他所在的院系独立为南京农学院, 1953年9月大学毕业的严纪彤被分配到宁夏灵武农场。
王柏玲，女，汉族，安徽省全椒县人，1931年7月生。她的父亲王南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留学德国六年，获航天测量博士学位。抗战前夕，回国从事专业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航天测量专家之一。 王柏玲的伯父王东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投笔从戎，又考入保定军校，出师北伐，抗日战争时期，率七十三军军长，参加 “淞沪战役”，1938年升任三十四军团长参加武汉会战。抗战胜利后，出任过国民政府湖北、湖南省政府主席。 解放后，王柏玲的父亲受中央密派，辗转香港赴台湾做伯父王东原的统战工作，后因抗美援朝爆发，她的父亲王南原只身一人前往巴西定居。 伯父王东原1951年出任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全权大使，退休后定居美国加州，著书立说。王东原的一生虽然国难当头，但他文武双全，各项事业都出类拔萃，为国立功建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王柏玲屡遭牵连，有着交代不清的社会关系，但王东原伯父一直是王柏玲心目中的偶像,对王柏玲有着其深刻影响。 1951年，王柏玲考入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55年7月毕业。 （贰） 严纪彤王柏玲夫妇，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安徽人，只为追求知识才有缘让他俩相识，他们相识在南京农业大学的校园，只是严纪彤比王柏玲高出两个年级，年长王柏玲三岁。 严纪彤身材高挑，俊朗的相貌，儒雅的性格和每次考试的优秀成绩，深深地吸引着了情窦初开的王柏玲。 严纪彤毕业分配即将离开大学和他心爱的王柏玲的时候，王柏玲早已神不守舍，王柏玲坚信，不论你严纪彤走到哪里，我王柏玲也决意跟随到哪里。即便是严纪彤早毕业两年，我王柏玲的心也会追随你而去。 1953年, 严纪彤大学毕业只身一人要去塞外荒漠的大西北，王柏玲内心非常矛盾，在分别的两年时间里，好在当年他们虽天各一方，却有着鸿雁传信进行工作和情感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他俩有道不尽的思念，有诉不完的相识恨晚，两颗滚烫年轻的心在依依不舍，在互相依赖，在相亲相爱。 1955年夏，王柏玲大学毕业了，严纪彤从塞外宁夏回到了南京，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他们结婚了。开始了他们知识分子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的梦想与信念，当然还有爱在支撑着他俩，在这条道路上一路跋涉，一路前行。
（叁） 1956年春，王柏玲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姐妹，踏上北去的列车，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她到达甘肃省农业厅报到，这时期，宁夏已经合并为甘肃省的一部分，她要求组织把其分配到灵武农场工作，农业厅领导却因兰州农业学校奇缺老师，把她留在兰州农校教书，答应她说，若有新的老师替代她，组织可以再分配她去灵武农场工作。所以就有了王柏玲在兰州农校短暂的任教经历。 1956年的夏天，王柏玲终于盼来调往灵武农场的通知。 当时兰州到银川尚无修通铁路，只能坐敞篷长途汽车，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吴忠县。 吴忠距离灵武农场还有二、三十公里， 并且还没有通客车，严纪彤雇了一辆毛驴车，一直走到傍晚才到达灵武农场。 一进房屋，王柏玲傻眼了，这就是我向往的家吗？原来这里是一间从畜牧兽医实验室暂时隔出来的不足九平方米的半间土坯房，一张用土坯支起的用木板拼凑的板床，一张破旧不堪的小木桌，小木桌上点着一盏“扑闪扑闪”的煤油灯。 昏暗摇曳的煤油灯，简陋的屋舍，立马激起了王柏玲的思家之情，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严纪彤却哈哈大笑随口呤诵起诗来：“天做被，地当床，月亮陪我在路上，勇气伴我走四方……”严纪彤并风趣的模仿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主人公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肆） 严纪彤、王柏玲学的都是畜牧专业，整天的工作就是和猪马牛羊打交道。 严纪彤以大家畜为重点进行马匹改良，每天上午下站、队的马圈做直肠检查，下午做人工授精术，并管理全场畜牧业生产。 王柏玲则在养猪场从事猪种改良，培育良种，开展人工授精技术工作。对一个女同志搞这类工作，大家都觉得非常稀罕，当看到满圈的猪仔撒欢的奔跑跳跃时，农场人为她渊博的知识和辛劳的工作所感动，她是个畜牧能人的赞誉，也在农场渐渐传开了。 其实他俩这种艰苦的环境是被爱的力量所打败,爱支撑着他们的工作，支撑着他们的生活。 1957年3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严纪彤赶着毛驴车把母女俩从县城医院接回家里，因为天气寒冷，加之王柏玲身体虚弱，就在屋里点上了煤炉取暖。 有一天晚上，严纪彤去场里开会，王柏玲母女俩不知不觉睡着了，因为煤烟中毒,王柏玲发出了重重的呻吟声，隔壁邻居闻声不对，就推门而入，满屋都是煤烟。 严纪彤很快赶回家把医生请来诊治，经过很长时间的诊治,母女俩才苏醒过来。王柏玲抱着出生才几天的女儿，惊恐、悲痛、担惊受怕的思绪交织在一起，放声大哭了起来。 1959年8月，二女儿出生了。为了工作和照料两个孩子，严纪彤把父亲和母亲接到了灵武农场。当时农场住房紧张，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里，既睡觉又要做饭，还要奶孩子。 经过向领导呈请报告，又分给一间小屋。他们一家三代才总算过上平静的日子。 1960年，遇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农场口粮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六市斤下降到十七市斤，农场号召“瓜菜代 ，集草籽，挖鼠洞，度饥荒。” 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为了度过这困难时期，王柏玲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到田埂上去挖老鼠洞找粮食，采集蒿草籽。紧接着在宁夏地区又开展了反坏人坏事的“双反”运动，揭发反革命破坏，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坏人，上级还逐级下达捕人指标，人人处于自危之中，政治空气极为紧张。
当时由于粮食大减产，人都饿的面黄肌瘦，哪有牲畜饲料，每日每头猪只供给二两高粱或玉米。 农场想方设法动员职工打野草，收砻壳，把猪放牧到荒郊野地里啃吃草根，挖苍茸野菜等等。到了秋冬季节，大猪小猪都成了“三快猪”（脊背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跳墙比猴子快）。 大批大批的猪死亡，天天要用小车拉去掩埋。那时严纪彤是畜牧队长，主管三个养畜场，那里有问题，他就必须深入猪舍了解。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死猪原因肯定是大猪缺料，小猪缺奶而造成的。但在抓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又是在“双反”运动中，谁敢说实话摆明自己的观点呢！ 于是在一次探讨死猪原因的会议上，一位兽医说死猪原因是“中毒”，于是大家采取措施给大、小猪灌药打针，不分昼夜进行抢救，但是仍然一批接一批的死猪。 与此同时，农场再次召开死猪原因讨论分析会，就不允许他俩参加,大家议论纷纷，说毒一定是严纪彤投放的，这种毒药是他老婆的亲友从国外邮寄来的。场领导还派人带着死猪标本样品到科研院所去化验，甚至请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化验结果证实并不是毒药致死，尽管这样对他俩的怀疑和监视并没有结束。 一天，一位好心的工人偷偷地告诉严纪彤，第三批抓捕坏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让他快点逃跑避避风头，王柏玲听到这个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她想，万一丈夫被逮捕，我该怎么办？一家老小又该怎么办？经过他俩再三考虑决定不能逃跑，否则就是畏罪潜逃。于是，他俩壮着胆子，找到农场主要领导的家里，开始这位领导以为他俩要投案自首，就对他们大讲党的政策，他俩委婉的打断这位领导的讲话，毫不犹豫的直接提出疑问，是否农场领导决定要逮捕严纪彤，有什么证据证实是严纪彤投毒杀猪？这时，这位领导矢口否认要对他实施抓捕。 1962年，中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农场党委也开始重视他们正在进行的新猪种培育，拨出专款，恢复种猪场，引进良种猪，进一步有计划、按步骤地培育“灵农型”新猪种。 严纪彤和王柏玲的工作情绪高涨，起早贪黑，整天蹲守在猪场，期盼早出成果。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由于有公婆的帮助和照料，他俩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事着自己的专业，内心无比充实，决心尽快地完成这项研究。 很可惜的是，事情总是不尽人意。 1964年，全国又开展了“四清运动”，紧接着十年动乱接踵而来，他俩虽未被划为“黑五类”，但也列入“运动”的对象，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 运动在不断深入，但作为农场，田地仍要耕种，猪还要喂养。 这时，王柏玲莫名其妙地被下放到猪场，美其名曰“深入实践，劳动锻炼”。不能搞技术，只能每天担着几十公斤重的猪食去喂猪，成了一个饲养员。 1967年，严纪彤和王柏玲的家周围被人日夜监控，扬言要揪斗他俩，眼看形势混乱，农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 于是，他们向朋友借了二百块钱，带着孩子们就如同 “逃难”的难民一样乘火车南下，回到南京，与三个弟妹相聚。 四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国外的父母得知严纪彤和王柏玲的情况，非常担忧和着急，只能寄点钱给他们，以维持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 在南京滞留了四十多天后，接到农场同事电报，解放军进驻农场，革委会宣告成立，要求他俩急速回场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一家才依依不舍，离开了亲人，回到了农场。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农场干部中展开，严纪彤和王柏玲又被列入“重点对象”。批判他俩不重视政治，只埋头搞业务抓技术，是“唯生产论”的典型。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严纪彤和王柏玲只能在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他们研究的“灵农型”新猪种工作被搁浅。 1976年，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国外的父母也催促他们全家移居巴西，积极为他们一家办理出国移民手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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