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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的诞生  1980年的3月份，北京电影制片厂给张贤亮先生打电话，要改编他的一篇小说，叫《吉普赛人》。就邀请张贤亮先生到北京来，准备把他搬上银幕。这样，张贤亮获得一次去北京的机会。 跑到北京，乡巴佬就进城了。 文革时期的1968年，张贤亮回过一次北京，那次是扒煤车偷偷回到北京的，他回北京是看望母亲，到家后没呆多久，就被戴红袖章的北京老太太发现，报告了派出所，警察把他逮捕后押回南梁农场，批斗了好长时间。他回南梁农场不久，老母亲就去世啦。连老母亲的面也没见上，骨灰怎么处理的他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 这次回北京，堂堂正正，穿戴打扮靓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在火车还没有进站他就流泪了，在车站有人接站，出站后有小车直接送到高级宾馆里，在餐厅里吃的饭菜，是他几十年都没有见过的，就说普普通通的牛奶，他在农村劳动二十多年就一口没有喝过。 出入一些比较“高级”的场所时，一些人对他特别尊敬，这种“人上人”的待遇与农场农工的日常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反差太大了。这一次来北京，是参加电影研究的学习。那时候，李陀和谢铁骊都给张贤亮讲过课，一天看四场内部电影，包括卓别林的，的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张贤亮先生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见过灯红酒绿的豪华场面，由于二十二年的劳教生活，其心灵和肉体，其生活习惯、幸福观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如今又回到过去相似的环境中，才觉察到这种变化。 觉察到这种变化时，张贤亮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落伍感，倒是有一种战胜了生活，战胜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折磨的自豪。尤其是在舞场上看到晃动的绿男红女，更使张贤亮产生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看透了”的心情而已。 北京之行，对张贤亮触动很大，感受很深。当时张贤亮有一种使命感，非要把他经历的这一段记录下来不可。特别是我们民族不可遗忘的那一段历史，我们民族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从北京回来后，张贤亮就想写一篇小说，其主题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盛行历史时期中，历尽了艰难困苦，通过了严酷的劳动，在精神上如何获得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树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肉体上如何摒弃了过去的养尊处优而适应了比较贫困的物质生活。 小说还没有动笔，《宁夏文艺》（后改为《朔方》）编辑部交给张贤亮冯剑华夫妇一个任务，去宁夏灵武农场去采访一对侨眷夫妇---严纪彤、王柏龄，赶写一篇报告文学。他们坐公共汽车去农场。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不方便，宁夏只有一座黄河大桥。灵武县当时属吴忠市管辖，要过黄河大桥，先到吴忠市再转车到灵武县，从灵武搭便车才能到农场。农场离银川市80多公里，还隔着一条黄河。 到灵武农场后，张贤亮夫妇拜访了场部领导，了解了有关情况。而后，场部派人领他们在全场转了一圈，尤其是在灵武农场猪场，见到了严纪彤和王柏龄培育的新品种廋肉型猪。张贤亮采访了严纪彤和王柏龄的同事以及场部许多职工，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 严纪彤和王柏龄夫妇俩人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是巴西华侨，毕业后分配到宁夏灵武农场工作，在猪场当饲养员，他们在培育猪的新品种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二十多年来他们的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同大多数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一样，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他们是当仁不让的运动员，他们就会受到轮番批斗和难以诉说的折磨。 他们的父母在巴西，是一个富有的工程师。1978年，他们获准出国探亲，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办好了巴西永久居留证，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条件，要他们继承巨额遗产。可严纪彤和王柏龄夫妇只住了几个月，惦记着自己培育的廋肉型品种猪，就说服了父母，毅然全家回国。 张贤亮、冯剑华在采访严纪彤和王柏龄夫妇时，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回到这个偏僻闭塞的农场来呢？在灵武农场被折磨几十年，物质条件这么简陋，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严纪彤和王柏龄并没有高谈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而是很质朴、很平淡地说：在巴西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很不习惯；我们在农场生活了二十多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对这里的土地有割不断的深厚感情；我们惦记着自己培育的猪，惦念自己的科学实验；惦记着自己的家； 在出国前，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曾特地接见了他们夫妇，长谈几小时，共进午餐，对他们对宁夏作出的贡献代表自治区党委表示感谢，给他们夫妇提升了好几级工资，使他们最终感受到党的温暖，于是就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催促他们回来。 张贤亮对他们的回答完全相信，也和自己接触过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完全合拍。张贤亮在想：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年？这些知识分子被委屈了几十年，皮肉受到岁月的摧残，而只要党一旦相信了他们，承认他们是有贡献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就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毫不计较个人恩怨，马上忘我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孩子被母亲责备或者打几下，孩子是不会埋怨自己母亲的。 他们讷于高谈阔论，你说他们的精神有多么高尚，政治信念上有多么坚强，理论修养有多么深邃，都难以有一种说服世人的正确答案。但他们在“去”与“留”的问题上，都能作出正确的抉择。多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的这种“抉择”，深深地感动着张贤亮。 张贤亮和冯剑华回到银川市后，挑灯夜战写这篇报告文学，还没有搞成，编辑部就通知说不搞了，因为严纪彤和王柏龄的事迹已被《宁夏日报》、《工人日报》的记者，做了详尽的报道，再写出来就重复了。 白白忙活了半个月，张贤亮只好将材料搁起来，继续写自己的小说。 张贤亮在写报告文学之前，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许灵均在劳教队里的牧马生涯以及许灵均与秀芝的爱情生活。秀芝是一个四川姑娘，她和许灵均结婚后，凭自己的双手在荒僻、落后的农场获得了生活上的安定和富足，在精神上获得了愉快满足。这篇小说从许灵均的经历，从他劳教、当放牧员、结婚、平反等，已经写了三万字。因为小说没有戏剧冲突，情节显得很平淡，在手法上近似自然主义。张贤亮总觉得小说里差点什么，于是就将这篇小说压下来，没有急于发表。 严纪彤看过张贤亮的小说，觉得很不错。于是托人来找张贤亮，要张贤亮把写他的报告文学拿来看一看。张贤亮往出拿材料时，突然来了灵感：为什么不把严纪彤的感人事迹与许灵均结合起来呢？让许灵均出国一次，整篇小说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这里主要情节线索就是矛盾的焦点---去与留的问题。年纪轻轻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表面上是丧失了一切，但在和大自然、和人民亲切接近、和人民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其灵魂和肉体得到了升华以及可喜的变化。 晚上，张贤亮一气呵成，小说起个什么名字呢？对，应该叫《灵与肉》。 小说交稿后，编辑曾五次要求张贤亮把结局改为：主人公许灵均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后，出走海外继承家产。但张贤亮五次修改最终坚持让许灵均留在了故土上。这篇小说在《朔方》月刊9月号发表后，就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 《灵与肉》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1980---1980年度小说荣誉奖。 小说《灵与肉》是中国当代文坛巨匠张贤亮的代表作，自1981年出版以来，有亿万读者阅读过这部作品。1982年，著名导演谢晋来到镇北堡，将其改编为电影《牧马人》，该片累计观众达1.3亿人次，先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故事片奖、荣获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等多个奖项，成为一部时代经典。 《灵与肉》的主题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盛行的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历尽了艰难困苦，通过了严酷的劳动，在精神上如何获得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树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肉体上如何摒弃了过去的养尊处优而适应了比较贫困的物质生活。 这篇小说虽然也是写“伤痕”，但它高于一般的伤痕文学，作者站得高、立意好，着意于透过许灵均的命运和内心的揭示，表现苦难对于人的践踏，屈辱对于人的扭曲，都不能扑灭人内心的光明，不能摧毁人对于生活的美好追求。 《灵与肉》热情地歌颂了生活的美，劳动者的美，歌颂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作品是一首人民心灵美的赞歌，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 张贤亮也一样。劳改劳教20多年，张贤亮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张贤亮和陈芸同居以后，陈芸给张贤亮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张贤亮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 张贤亮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张贤亮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张贤亮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张贤亮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张贤亮一生，也影响到张贤亮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张贤亮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张贤亮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张贤亮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灵与肉》的发表有力地奠定了张贤亮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张贤亮的故事，浓缩起来很简单，19岁被迫移民宁夏，1957年发表长诗《大风歌》，次年被打为“右派”，此后22年，生活囿于一桥之隔的两个农场之间，一边是劳改，另一边是“戴着帽子”劳动。总之都是要改造成社会新人。 1978年平反后，张贤亮重新走上创作道路，以小说开创出新的人生，写下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成为文坛中极具名气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一轮争议。 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已经借由“许灵均”开始自我剖析，“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从书本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但张贤亮当时摆出的是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在这20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多艰苦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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