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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代以来，各届政府多数时期都较为重视对杭州城南龙山河、闸的疏浚、整治，此处的交通状况对杭州城内居民生活、商货往来影响至大。闸口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城南门户，也是杭州较为特殊的地理坐标。《古杭杂记》载：南宋之时“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白塔桥，即进龙桥，位于江干闸口附近白塔岭下。明代时将原设于候潮门外的浙江驿移置于龙山闸附近。《读史方舆纪要》载：浙江驿在“府南十里龙山闸，左滨江。宋有浙江亭置于候潮门外，亦曰樟亭，为观潮之所。绍兴以后每宰相去位则待罪于浙江亭。明初改置今驿”。明代宁波府鄞县人张大本所作《南京水路歌》中的杭州部分云：“罗山林浦连渔浦，钱唐江潮吼如虎。六河塔近月轮边，龙山闸枕澄江浒。”民国时期，闸口地区的标志意义更加凸显。在抗战结束后重筑三廊庙至闸口马路的议案中提到：“江干为闽、赣、皖、浙数省货运吞吐要口，更为外籍游客步入我杭市风景区之第一印象。”
闸口是杭州与钱塘江上游地区间往来的必经之地。宋时于此设有龙山渡，在“六和塔开化寺山下，对渔浦”。元代义乌人黄溍《杭州送儿侄归里》诗有“凉风飒飒吹汝急，橹摇背指龙山渡”之句。清代常熟人郑光祖在乘坐钱塘江渡船时“遥见西北数里有多船泊岸，其地名闸口里，凡往金衢者，必在其地下船”。他还详细记述了其由常熟经杭州前往福建的路程：“常昭起身，由苏至杭共五站，过坝由上河入艮山水城门八里，舟泊断河头。由袁家行起旱，出凤山门十余里，至钱塘江边闸口里，上江山船。由富阳县至江山县共七站。” 大宗商品货物，如木材、盐等，亦多由闸口出入。徽商的木材砍伐运销的主要流动方向之一即“由徽州、处州，经严州，循新安江水系，经钱塘江，抵达杭州，转运江南各地”。明代后期在江干设有南新关，专榷竹木板税，《两浙南关榷事书》载：“木植自徽严衢处直抵大江拢塘，各从商人、商贩、行贩之便，陆续赴本部报单挂号，堆垛塘池，挨次领牌开装，其所经由为横河（自龙山闸起至庆丰桥横入济川桥潭口，约十余里），为直河（自浑水闸起直入济川桥潭口，约三里许），顶关验抽毕，或过永昌坝，或入城河发卖。”再如另外一项重要大宗货物——盐，多由杭州运往省内其他地方。“杭所场盐……停泊德胜、猪圈二坝，候程开运。运往浙东者，过猪圈坝进武林水门，由中河出凤山水门，至江干闸口过江坝。运往浙西者，过德胜坝，由官河出北新关，行销各州县地方。”
由于行旅往来频繁，货物集散于此，江干闸口地区渐而成为商业繁茂之地。南宋时期，“杭州有县者九，独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而赤县所管镇市者一十有五，且如嘉会门外名浙江市……江儿头名龙山市……今诸镇市，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明代之时江浙地区生齿繁多，据王士性记载，杭城南北市驿的人口甚至远超其时河北一县之众，“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湖墅与江干分别为杭州南北水运的重要节点，交通便利，百货辏集，明清以来的杭州相关文献中常以两者并称： 杭之河渠自江干北抵湖墅，为里二十，为区六，八省商旅之所必由。 境内河道自江干穿城至湖墅一带，上通闽广，下接江南，为商货往来要津。 生小江乡市城里，北米南柴满城市。江干柴船到如山，湖墅米船来似水。 城外江干、湖墅两镇为附郭之大市集。 因湖墅与江干的繁荣，以至于在明代，出现了扩大城郭，将二地纳入城内的舆论：“杭州襟江带河，北抵燕而南抵闽。在城内诸河仅若浍渎取行水道而已。舟航鳞次，信宿不达，以故水输陆产辐辏而至者，皆以湖墅、江干为市，城空无储。识者忧之，欲浚广城河，移市入郭……复有湖墅筑子城包络市河之议。”
明清时期，闸口地区的过塘行业尤为发达。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商人吴中孚纂辑的《商贾便览》论述“福建省城进京由浙江杭州府水陆路程”：“自清湖至江口水路计六百七十五里。闸口行家徐、杨、马俱好，须先寻主人来，方可搬起行李。如住久，每日三餐，每人五分。”户部主事在北新关抽分，商人的货物需要报税，通常“江口登岸住闸口行家，先遣人同主人到北新关报税”。这些过塘行往往兼具客店、货栈以及报税代理人等多种职能。由上江而来的大量货物如竹木、茶叶、柴炭行等，也在闸口地方转运集散，催生了大量的竹木行、茶行、柴炭行等。徽商木业公所即设在候潮门外的徽国文公祠，乾隆年间由婺源江扬言创立，其子江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专门用于竹木的堆贮起运。其后，在江干又成立了浙东木业公所和课商木业公所，并称为“木业三公所”。其他如柴炭行、茶行等也相继发展，茶坊、酒店、百货商铺等纷纷在靠江沿塘一带，建屋开业。 清末民初，闸口地区依然商业繁茂，尤其“自美政至化仙桥一直市肆最为稠密，足为江干之冠”。但此时的闸口不免为近代浪潮所波及，特别是受到宁波开埠的冲击。民国《杭州府志》载：浙江市“在凤山门外，官舟估客自闽粤江右来者道衢州，自新安来者道严州，江干上下帆樯蚁附，廛肆栉比。道光咸丰以来，海禁既弛，甬江轮船四达便利，上游行旅率趋对江之义桥、临浦等镇，东出甬口，鲜有道江干者”。海上运输分走了部分物流，尤其是钱塘江南岸地区的客、货更倾向于选择海运，或多或少影响了闸口地区的经济，然而随后江墅铁路的兴建又给闸口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转机。 编辑 | 吴义全 刘俊萍 责编 | 刘万伟   《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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