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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王朝对于昆州的经营，史书多有记载。《隋书·史万岁传》载：“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新唐书·南蛮传》也载： 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未几叛，史万岁击之，至西洱河、滇池而还。震、翫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 杨坚建隋，即着力于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开皇四年（584年），派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又遣王长述以兵继进，在今曲靖建立了南宁州总管府，下辖恭州、协州及昆州。恭州、协州在今滇东北，昆州在今滇中。当时滇东为爨震的势力；爨翫的势力在滇中，则被任命为昆州刺史，《资治通鉴》卷178胡三省注，“就其地置昆州”。 后来爨翫反，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派史万岁南征，“至西洱河、滇池而还”。爨翫以珠宝贿赂史万岁，致史下狱，爨翫终被诛，诸子没为奴。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唐，仍置昆州，放回爨弘达为昆州刺史。唐代的昆州仍是西爨的聚居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所敕对象就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后来的昆州刺史又有爨日进，见《南诏德化碑》。 昆州的地望，《旧唐书·地理志》载： 昆州，下。汉益州郡地。武德初招慰置。领县四，与州同置。 益宁、晋宁：有滇池，周三百里。 安宁 秦臧：汉县。 领户一千二百六十七。在京师西南五千三百七十里。北接巂州。 《新唐书·地理志》也载： 昆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土贡牛黄。县四：益宁、晋宁、安宁、秦臧。 据以上记载，隋唐时期昆州的辖境，包有滇池地区、螳螂川流域的安宁及绿汁江上游的秦臧。州的治所仍在滇池边，但已不在晋宁，而设在益宁。昆州的定位，樊绰《蛮书》有所涉及。该书卷二载：“拓东城北十数余里官路有桥渡此。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因水为名也。”又载：“昆池在拓东城西，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五里。”“滇池水亦名东昆池。”渡桥处约在今上马村附近，盘龙江在那里被夹束，仅阔二丈余。马村以南，盘龙江盘折弯曲，江面开阔，江滩漫衍，不适于建桥。“官路”过桥后，取北教场、黄土坡、黑林铺到马街，再过车家壁，翻越碧鸡关到安宁。这种走法正反映了隋唐时期滇池湖岸线的状况。马村至黄土坡走的是滇池北岸三面临水的螺山半岛的底线，最为捷直。黄土坡、小屯、海源寺、黑林铺、夏家窑、石咀、车家壁一线，长期都是滇池水域的岸线，人们只能沿湖岸绕行。沿途隔山限湖，既是交通必经的大道，又是便于据守的军事要地，可称为昆州走廊。它与“安宁雄镇”互相呼应，成为控扼滇东、滇西间的要冲。昆州既接近碧鸡山，又位于拓东城西；但滇池在昆州的东边，以昆州为坐标，滇池又称为“东昆池”，马街当为昆州无疑。清人不察湖与城的关系，《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古迹》谓“废昆州在昆明县西”，西到哪里呢？结论模糊。道光《昆明县志·古迹志》谓，“废昆州，按《云南通志》，在县西关内”则把拓东城与昆州叠置在一起了。 其实，滇池西岸北段自古早有开发。在黑林铺今14中学操场和王家堆都发现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1975年在大团山发掘6座排列较为规整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仅12件，包括青铜戈、矛、剑、斧、甲片、壶等，有蜥蜴铜扣饰1件，在回填土中，曾找到新石器时代陶盘。大团山墓群的时代被认为是战国至西汉或春秋至战国早期。在昭宗益禄村有被称为梁堆的大封土堆，曾发现墓前带有凤阙刻石的大型砖石墓。墓道甚长，墓室长5米，阔1.8米。墓前有两块高2米、宽1米的巨石，雕刻精美，内容、风格一如汉画像石。是中间断开、左右带子阙的双阙，上覆单檐庑殿顶，翼角起翘，檐下有棋。阙下为方孔圜钱联币90枚，币下有菱形纹排列。左右两阙图案对称，但右边一块天上飞的是凤，左边一块天上飞的是凰，长尾。该墓石料1962年被乡人用于修建水库，左阙已失，右阙1987年由西山区文化馆收藏。这些足以说明，昆州走廊在作为州级治所前，早已有颇具规模的聚落存在。 为什么隋王朝选择益宁作为昆州的附郭县？其实，在隋设昆州以前，益宁已一枝独秀，名闻南中。《隋书·梁睿传》载；“南宁州，汉世牂牁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这是北周末年梁睿派人到南宁州调查后上疏条陈的情况，可信度高。当时益宁与二河并列，都以物产富饶著称，它们分别成为滇池地区与洱海地区的代称。盐井当指安宁产盐，从汉到唐长盛不衰，犀角应产于热不可耐的绿汁江河谷，属秦臧，益宁所指称的范围也与唐代昆州所辖各县相同。益宁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已悄然通行于世。 益宁的存在还可以从南朝萧齐时期的史料中找到印证。《南齐书·州郡志》载宁州有平乐郡，领益宁、安宁二县。又载：“益宁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启置，领二县，无民户。”所领二县为武阳和绵水。另有安宁郡，为“隆昌元年置”，亦“无民户”。南齐时，郡县析分甚多，置废频繁，宁州亦然。对此，《南齐书·州郡志》杂抄当时档册，多有反映。南齐沿袭前代的晋宁郡，原辖从建宁郡西部析出的七县，再加上益宁县。以后，连然县改称安宁县，与相近的益宁县合置平乐郡。永明五年（487年）益宁单独设郡，隆昌元年（494年）安宁亦单独设郡，至此在滇池西北岸出现两个郡，平乐郡不复存在。隆昌元年又在原七县最西部的秦臧、双柏二县地析置西益郡，至此，晋宁郡仅辖滇池南岸的建伶，东岸的滇池和谷昌，还有抚仙湖边的俞元，原晋宁郡被析为四郡了。益宁、安宁、西益等郡都是当地民族聚居区，内陆去的移民甚少。当时的形势，正如《南齐书·州郡志》“宁州概述”所说：“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所谓“无民户”并不是没有人，而是还没有著籍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当时称为“齐民”的编户。 益宁在南朝刘宋时期已有记录。大明二年（458年）立的《爨龙颜碑》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不但书法技艺精湛，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该碑碑阴题名共48人，多注明官职和籍贯，其中的“西曹益宁杨琼子”，为有关益宁最早的记载。验诸史籍，该碑所有题名的籍贯皆为当时设郡的名称，如建宁、晋宁、牂牁、朱提、南广等，偶有宁州以外的则加“郡”字，如武昌郡、雁门郡，宁州辖郡想为当地人熟知，一律省略“郡”字。按此体例，益宁亦曾一度为郡。但此后即被省废，所以“大较以大明八年（464年）为正”的《宋书·州郡志》不见记载。 益宁最早出现于何时？有人认为南齐的平乐郡即相沿于东晋时的平乐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平乐郡，元帝建武元年，刺史割建宁新定、兴迁二县，新立平乐、三沮二县，合四县为郡。后太守建宁董霸叛降李雄，郡县遂省。宁州北属雄，复为郡，以朱提李壮为太守。”按以上所载背景，东晋的平乐郡系从建宁郡东北隅析出，其北近蜀，当在今云南、贵州间，与滇中相悬甚远。成汉仍在该处设平乐郡，但从成汉被灭到南齐相隔100多年，中间无沿革记录，仅郡名重出，县名皆不相同，益宁与东晋平乐郡很难扯到一起。 东晋时期虽未见有关益宁的记录，益宁命名的由来和含义仍值得探讨。从三国至南北朝，封建政府在西南边疆的政区设治中，常用祈福的内容命名地名，出现了一批意愿地名。据《宋书·州郡志》载，宁州有晋乐、晋昌等县为“江左立”，晋绥县为“晋成帝立”，皆标明“晋”字，而刘宋则有宋昌郡，标明“宋”字。这类意愿地名中，与今昆明有关者为建宁、益宁、晋宁、安宁等“四宁”。在这一历史阶段，地方割据势力发展，战乱频仍，生产凋敝，民生涂炭，稳定和安宁既是封建国家的追求，也是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意愿，以反映“安宁”为主题的意愿地名成为时代的强音，一次次烙进昆明历史的血脉，并为后世所钟爱，晋宁、安宁一直行用到今天。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取“建兴年间获得安宁”之意。以后的情况，《晋书·地理志》载，太安二年（303年）“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永嘉二年（308年）改益州郡曰晋宁郡”。但《宋书·瑞符志》载：“建兴二年（314年）三月，木连理二生益州双柏。”改益州郡为晋宁郡的时间，应该在王逊主政后期，即东晋元帝时。益宁正好位于“建宁以西七县”新立的益州郡地域范围内，它凸显“益州郡获得安宁”的含义，被命名的时间也应在益州郡存在的时段，益宁县大约产生于东晋初年。以后，益州郡改称晋宁郡，则选取“晋朝安宁”的含义。到南齐时设安宁郡，更突出了祈福安宁这个主题。四个带有“宁”字的地名，反映的时段和地域概念都在逐步扩展，最后终至取消一切限制词，选用泛指的“安宁”作为政区地名的专名，寓意“普天之下，永远安宁”。 要之，益宁作为政区地名可能最早出现于东晋，为益州郡的一个县。刘宋时曾升为益宁郡，旋废。南齐时成为平乐郡的附郭县，后又单独置益宁郡。隋开皇初废郡，实行州县制，设昆州。隋唐两代皆有益宁，为昆州附郭县，其地位代替了汉晋时期的滇池县而成为整个滇池地区的行政中心。益宁在今昆明西郊的马街。南诏时仍称昆州，但已不见有关益宁的记载。  朱惠荣（1936～2018），云南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195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长期致力历史地理学、徐学研究，是当代徐学的泰斗和领军人物，对徐学的研究、建设、宣传和服务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整理并加注的《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目前《徐霞客游记》最好的本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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