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香港境内最古老的岩石，基本可追溯到四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假设地球形成于一个小时前，那么香港也就出现了五分钟，而人类的诞生，大概是在上一秒。 一亿年前的香港还是荒漠，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古生物存在的痕迹，仅有的恐龙化石还是发现于广东地区，可见当时生存坏境之恶劣。五千万年前，严重的风化又令石头变成了土壤，其中隆起的部分逐渐就形成了今日香港的地貌。后来，再经过冰河时期海平面的变化，成片的岛屿、港湾也一一现身于大陆附近。 到了石器时代，广东地区曾发现过两处古人类的化石，分别位于肇庆封开县和韶关马坝镇。这些晚期智人的头骨距今大约有十四万年之久，据专家推断，他们很可能就是今日“香港人”的祖先。  古代香港遗迹分布 此文大体以考古遗迹为线索，并按照中国的朝代顺序，简要介绍一下自先秦至清中期这段时间内，香港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变迁。 周、秦、汉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从今天的越南北部到浙江绍兴一带，“百越”人曾遍布于此。按中国的地理地形图来看，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几省区交界处盘旋着五座大山，古越族人大概就生活在山的南边，我们称之为“岭南”。 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中“岭南古越族”是“百越”中的大族，他们族人在先秦时就已踏遍了华南。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通过出土文物来看，处在珠江三角洲上的“香港人”无疑是岭南古越族的一个分支。例如陶器，曾在香港出土的夹砂陶和彩陶都与八千年前岭南先民烧制的别无二致；还有用来祭祀和装饰用的石器，各地所磨制的形状也大体类似。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香港与中国华南同属一个文化源头。 战国时期，比邻楚国南境的“百越”已经分为了四部。秦灭六国后，先后将位于今浙江南部的“东瓯”和福建省的“闽越”列入版图，并设立“闽中郡”（福州）。此后又用武力平定了广西的“西瓯”和广东的“南越”。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三郡，分别为桂林（广西）、象郡（两广南部及越南北部）、和南海（广西东部及广东），终于统一了中国。  秦（前214年） 这是香港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版图之中，隶属于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县（广州）管辖。 为了稳定三郡，秦始皇令前线的五十万将士留守当地。此后就逐渐有汉人南迁与越人杂居，岭南因此也接触到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香港遂步入了开荒阶段。 当年秦孝公变法，将对外侵略所得土地，以平原或盆地为郡治（县），以山地或河水为边界设郡。始皇统一后沿袭旧制，大秦四十一郡基本就构成了今日中国版图的雏形。按秦制以郡统县，郡守为郡最高长官，其下又有管理行政的郡丞，和掌握兵权的郡尉。而郡尉，只在与外族接壤的边郡才设，但毕竟天高皇帝远，终究难以管理。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就在番禺县自立为王，开启了边疆反叛中央的先例。 赵佗趁乱攻取了桂林和象郡，然后就以番禺为都建立了南越国。这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政权，不再受北边汉王朝的制约。 香港地区至今也未发现过秦代遗迹，但在大屿山的白芒遗址曾有南越国文物出土，可见当时的确在其治下。广州地区的南越国墓葬约有三百多座，最具规模的是二代国王赵眜的陵寝，即“西汉南越王墓”。墓中随葬品种类极多，有青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等遗物一千余件。  青铜提筒 出土于西汉南越王墓东耳室，为古代越人用来储酒的器物，常见于两广、云南等地。筒身有四组船纹，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这种船纹在广西和云南出土的西汉铜鼓上也有发现，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青铜勾鑃 出土于西汉南越王墓东耳室，勾鑃是古代越族特有的打击乐器，这套勾共八件，重191公斤，每件腹部均刻有铭文为“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它是赵昧即位第九年（即西汉武帝元光六年）由乐府工官铸造的。此类乐器形制与中原相似，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均有出土，表明了南越国对汉朝礼乐制度的效仿。 此外，在赵眜的墓中还曾发现了包括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大量异域文物，可见当时的南越国已与海外文明有了贸易往来。  波斯银盒 银盒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采用锤牒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与中国本土的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 在南越国时期，香港进入了一个文化融汇的全新阶段。当年赵佗推行“和集百越”的政策，不仅任用越人治越，也倡导汉越通婚，鼓励文化共存。直至百年后的汉武帝大军南下，香港才再次回归中原治下。而此时的岭南地区，“百越”文化已基本消失了。  李郑屋汉墓 1955年，建筑工人在香港深水埗区的李郑屋村动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经研究发现，这座古墓兴建于东汉时期，其结构和出土文物的类型，均与华南地区的汉墓如出一辙，包括温酒尊、三足陶鼎等物品都是汉人常用的器具。其墓砖上刻有铭文“番禺”二字。 汉军于公元前111年攻陷了番禺，武帝遂分岭南为九郡，香港仍属南海。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始设部刺史，分全国百余郡为十三部，民间也称为“州”，行政上实行部（州）、郡、县三级制度。在汉朝，香港就隶属于交阯刺史部南海郡的番禺县管辖。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的南海郡已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治所番禺更是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其海上交通，最远可抵达南洋的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至东汉，往返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船又开始增多。 无论是在秦汉两朝，还是在南越国时代，中外学者都一致将南海番禺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而作为番禺境内最靠近大海的香港地区，似乎历来就是个通商惠工之地，冥冥中竟早已与世界接轨。 六朝 历史上常提的“六朝”，是指从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末，先后割据在中国南方的六个政权，即孙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和南朝陈。“六朝”均以建康（今南京，吴称建业）为都，其疆域也大体一致，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他们幸运避开了北方的战乱。尤其在岭南，可谓首善之区。 六朝之所以偏安一隅，还要得益于三国时孙吴的贡献。当时吴境内尚有三处外族势力，分别是荆州武陵的蛮夷、扬州的山越以及交州的南越。在岭南山地之间，仅孙权一代就与“二越”周旋了四十余年，才终得讨平。 三国时的香港仍称番禺，为孙吴交州治所。待西晋统一后，司马氏将全国重新划分，于珠江流域新设广州，为天下十九州之一。至东晋咸和六年（331），政府又在广州南海郡内另置一东莞郡，郡内有六县，香港被划到了宝安县境内。 就两晋时的香港而言，目前仅在大屿山的白芒遗址发现过一座古墓，其中出土的“五铢厌胜钱”价值连城。 关于货币，秦始皇统一为方孔圆钱后，汉高祖又以缺铜为由改铸三铢钱（一铢约为0.65克），武帝时再改为五铢。后来虽有王莽、董卓的货币改制，但都没有全面实施，五铢钱遂得以扎根市场。到了晋代，由于南方资源匮乏，孙吴时期的五铢钱就得以沿用。所谓的“厌胜钱”也起源于西汉，它不能流通，只是民间一种驱邪消灾用的钱币，大多佩戴在孩子身上。  汉代五铢钱 那么，这白芒遗址内的“五铢厌胜钱”，基本就可断定为是晋人用的汉代旧币。其意义，无非又是一个汉文化渗入南方的有力证据。或许在西汉时期，香港（番禺）地区就已在使用中原的货币。 魏晋以后，随着造船技术与新航线的逐步完善，各国商船都愿意把货物直接运至都城，这也使建康成为了世界上首个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城市。东北方向有北朝、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以及南边的林邑、扶南、天竺等国，他们的商船几乎都会寻着东海的长江口入境，再沿河行进就可抵达建康。所以在“六朝”时期，香港（宝安）的商业色彩就略显暗淡。 但这里依然不乏传奇。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时，起初并没有被社会接纳，直到两晋国家分裂，百姓生活疾苦，这才开始普及。南北朝时，两国皇族都有不少佛门子弟，比如南朝宋明帝，继位后就大力兴建佛寺，佛教遂趋于极盛。据《佛祖通载》：“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号焉。”相传在南朝宋时，西域杯渡禅师从北方云游到南方弘扬佛法，并于多年后自称：“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这可能表明佛教当时已传至香港（宝安）。 杯渡禅师所提到的“交广”，正是两广和越南一带。据说有天他走到了今天香港的屯门青山，就在山上寺院住了几日，后来当地就有了“杯渡山”和“杯渡寺”之说。民国时期，人们在寺院旧址上又兴建了青山禅院。  青山禅院 此外，在南丫岛深湾、屯门龙鼓上滩、以及离岛区的沙咀头等地，人们也发现过几处南朝遗迹，其中多为陶器，与中原的样式别无二致。 隋、唐、五代 自秦朝统一岭南后，国民就开始陆续南迁，并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此后中国虽陷入内乱，但岭南几乎不受影响，用“闷声发大财”来形容就最过贴切。 隋朝统一后，晋代设置的东莞郡又被废掉，照旧还是统称为南海郡，香港依然隶属宝安县。但不久后郡制就被废除了，改为以州统县的二级制。 唐贞观元年（627），李世民按照山川地形重新规划了行政区域，最高级别称之为“道”，一些熟悉的地名例如“河南道”、“河北道”开始出现，此后天下分为了十道，两广和越南所在地区称为“岭南道”。岭南道下设七十二州，广州便是之一。州之下又设县，所以初唐时的香港就隶属岭南道广州宝安县所管辖。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政府又将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至此香港开始改叫东莞。 早在开元二年（714），广州率先设立市舶司，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屯门因位于珠江口的要冲，所以各国商船均选择在此停靠。政府鉴于其重要的商业地位，便始设“屯门镇”，并拨兵两千把守，以保护中外客商的安全。至贞元十七年（801年），大唐宰相贾耽将中国对外交通的七条主要线路绘制成《海内华夷图》，在最重要的“广州通海夷道”中，作者详细记录了广州至波斯湾一线的航程经过，其中第一条正是：从广州起航至屯门港。  今日屯门 当年杯渡禅师借宿的屯门地区，在唐代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香港（东莞）也再次焕发出了商业气息。尤其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失去了西域，导致丝绸之路上强盗遍地，故这条海线就肩负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重担。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船由广州或屯门出发，途径南海至佛逝国（苏门答腊），又经孟加拉湾至师子国（斯里兰卡），最后过波斯湾可抵达阿拉伯地区。中国外销的商品主要由丝绸、瓷器、茶叶组成，而三者中瓷器销量最好，所以西方人也把这条航线称为海上陶瓷之路。还是在大屿山的白芒遗址，唐代经典外销瓷“长沙铜官窑”的出土，便再次印证了香港（东莞）在当时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白芒还发现过几枚“开元通宝”，这同样也是商业发达的一种表现。 汉晋时普及的五铢钱，于隋末却越铸越轻，致使民怨四起。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渊效仿汉代五铢的规格始铸“开元通宝”，并严查民间私铸，遂顺利沿用至唐末。 须知从商周起，国人就开始用各种材料铸币。但鉴于沿海地区外贸兴盛，就导致了中原的铜钱难以在岭南流通。唐代典籍中的“异域殊乡，金贝惟错”和“南金象齿，航海贸迁”等，说的就是在广州地区，人们皆用金银来进行贸易，而非铜钱；还有“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意为当地金价会随着贸易的兴衰而变化。  开元通宝 在“六朝”时，岭南就逐渐形成了以金银为货币的传统，所以白芒出土的这些“开元通宝”就意味良多。首先，它再次证明了香港（东莞）曾是个贸易重镇，商业发达；其次，它也说明了当时已有中原商人来港经商，正是他们把铜钱带到了这里。晋墓的“五铢厌胜钱”亦是同理。 说到中原商人南下，唐代的确也有了捷径。就在广州成立市舶司后的第二年（716），唐玄宗为了加强南北之间的沟通交流，便让张九龄在江西、广东两省边境处，督凿一条连接岭南、岭北的交通驿道，又令道旁多植梅树，故名梅岭驿道。驿道建成后，中原商人便可沿长江入鄱阳湖至洪州（南昌），再沿赣江南下进梅岭，就可一路直抵广州。 梅岭古道 白居易云：“大庾多梅，南枝既落，北枝始开。”梅岭位于“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中，故也称作“大庾岭通道”。玄宗此举，确实为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隋唐时香港地区的遗迹比六朝时略多。在南丫岛深湾，东涌沙咀头均发现了隋代的青釉六系罐；而唐代遗迹多为灰窑及相关窑具，分别位于赤鱲角、大屿山、长洲、屯门、南丫岛等地。据考证，香港先民擅长用珊瑚或贝壳当原料来制作石灰，其用途即可以用做肥料，也可以装饰地面。 赤鱲角灰窑遗址 “五代十国”其实就是唐藩镇制度的延续，只是这些藩镇都成了独立的小国，凭借各自的地理条件称霸一方。雄踞在岭南半个多世纪的南汉，就成了当时国祚最长的政权之一。 南汉定都于兴王府（广州），其疆域与秦末的南越国大体相同，最初的国号也叫做“大越”。南汉是一个商业气息浓郁的国家，史籍中就用“岭北行商至国都，必召示之夸其富”来形容，尤其在香港地区（东莞），沿海珍珠泛滥。 在大埔海一带，政府招募了大量人手来采珠，《采珠行》中的“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就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行业的危险性。作为南汉政府的优质财源，皇帝曾在当地设“媚川都”，并派两千士兵驻守，严防民间私采。 这段时期，北方的“五代”连年战乱，而南方的“十国”则相对偏安，所以经济就逐渐超过了北方，这也正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和金国都把都城设在开封的原因。开封，一个地处运河上游，交通比长安、洛阳更加便捷的城市，南方的茶叶和瓷器能以最快的速度运抵这里，当然也有来自香港（东莞）的珍珠，它们都同为古代的大宗商品。 在公元972年，随着赵匡胤颁布了采珠禁令，香港就正式步入了宋代。 宋、元 今天我们所说的珠江三角洲是个地理区域，它位于广东省珠江下游，包括了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等九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此三角洲大约在距今六千年上下形成，这里最初只是一片海蚀平台，台面上的基岩裸露，还覆盖着沙砾和淤泥层，不适宜人类定居。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三角洲的地貌就逐渐变为了平原，此后就出现了人类、渔村，甚至城镇。 宋代，由于担忧于北方外族的入侵，江西人就开启了南迁计划，他们经大庾岭来到了珠江三角洲，乐此不疲。例如原籍吉水的邓氏族人，就在开宝年间（赵匡胤）迁居于今香港元朗东部的锦田一带（宋称岑田），其后人又分散在厦村、屏山、龙跃头、大埔头等地繁衍。 屏山邓氏宗祠 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以及大片未开垦的耕地，始终吸引着北方移民的到来。除锦田邓氏之外，彭、林、吴、候、陶、文等大族也陆续迁入香港（东莞），分别定居在锦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等新界区域，以务农为生。 这些移民的子孙后代，正是今日香港地区所谓的“本地人”。 在公元十世纪之前，香港地区只是零散有一些渔民和驻军，但大多都不是定居，人们来去匆匆，从不拿这里当归属。至十世纪末的北宋，香港（东莞）终于迎来了第一批“香港人”，他们依靠务农和经营商铺来维持生计。为了防御海盗，他们聚族而居，为此还修建了围墙和水渠。虽然远离祖坟，但他们依然重视祭祖活动，今天著名的“盆菜宴”，正是宋代“香港人”在重要节庆时的必备菜品。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香港始终都是赵家的地盘。太宗年间，赵光义分全国为十五“路”，行政上仍以路、州、县三级来管理。香港地区则位于广南东路的广州东莞县境内，仍称东莞。 宋代的香港，离不开一个“盐”字。 当时的盐分两种，一种产自于山西运城、解州的两处盐池，名曰“解盐”；另一种是四川的井盐以及沿海地区的海盐，统称为“末盐”，而香港（东莞）正是末盐的主要产区。从最西的屯门向东，经九龙湾来到沙头角，沿途均有盐田存在。所谓“盐田”，即宋朝政府设置的“盐场”，也称“官富场”，今香港观塘区即由此得名。盐场中的“盐丁”都是当地居民，负责盐水的煮制工作。 在汉武帝颁布了“盐铁专卖”制度后，历朝历代无不奉行。但终归是一本万利之举，就总有不法之徒私自交易。据宋《舆地纪胜》载：“大奚山（大屿山）在东莞县海中，有三十六屿，居民以渔盐为生。” 然而在南宋庆元三年（1197），大屿山岛民为了抗议严苛的专卖制度竟起义作乱，此后当地驻军便赶来镇压，终于酿成了流血冲突。 大庙湾石刻 在今天大庙湾的天后庙附近，那里有香港现存纪年最早的文字石刻。碑文于南宋咸纯十年刻成（1274），共一百零八字。讲述了盐官严益彰到访官富场，并修筑石塔、庙宇等事件，反映了当地盐业的繁荣之像。 在庆元流血事件的半个世纪后，大屿山才再次迎来了生机。宝祐二年（1254），这里变成了吏部侍郎李昴英的封地（食邑），在今天的万角咀和梅窝，分别有两块大屿山的界石，石上有“食邑税石”四字，顶部又有“李府”二字。 直至英军占领香港前，大屿山始终为李氏所有。 大屿山李府界石 在九龙湾附近的山头上，那里也有一块元代石刻名曰“宋王台”。因日治时在当地修建机场，原石早已被爆破。今日所见的“宋王台”只是期中一部分，为清嘉庆年间重修时所刻。 当年元军攻陷临安（杭州）后，文天祥等人在福州立益王赵昰为帝。此后广州再告失守，赵昰不久就病死在了碙洲的荒岛上（广东湛江硇洲岛）。文天祥再立卫王赵昺为帝，宋室且战且退，终于玉石俱焚。相传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赵家两位幼主曾在香港（东莞）九龙城停留半年之久，“宋王台”的刻制，正是为了缅怀这段辛酸的岁月。 宋王台石刻 宋亡之后，部分随军家眷却选择了留在香港（东莞）定居，当地也迎来了一个人口增长的小高潮。 南宋时，北方的金国曾推出了一种“行省”制度。元统一后继之，但仍保留了宋制的“路”，那么香港在元朝则隶属于江西行省广州路东莞县管辖。这同样也是今天中国“省”制的开端，比如“陕西”、“四川”行省，均是忽必烈所设。 宋代遗迹分布在大屿山、愉景湾、锦田、吉澳洲等地，其中愉景湾（稔树湾）出土的瓷器为宋元时期常见的外销瓷类型，这再次印证了香港（东莞）在中国的贸易地位。赤鱲角一带还有元代的窑炉遗址，经分析可能与炼铁有关。 元朝末年，岛国日本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在南国灭亡后，当地大族就被迫逃往海上当起了海盗，常年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倭寇”。 明 随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等航海事件的依次发生，世界格局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在十五世纪，任何一片沿海区域，似乎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明朝初年，朝廷于广东沿海设置“卫所”以防御倭寇，仅广州一带就有前、后、左、右，以及南海、广海六卫，香港（东莞）则处于南海卫的保护下。南海卫设于洪武十四年（1381），内置旗军一千七百余名，除广州城之外，要属这里驻军最多。此外，香港（东莞）还有“官富巡检司”若干，每处驻三百弓兵。官富巡检司就是宋代的官富场（盐场），洪武三年（1370）改为巡检司，设在屯门。据《明英宗实录》载：“移广东府东莞县官富巡司于屯门村。以旧署隔涉海道，而新治为要冲地也。”彰显了屯门地位。 卫所的设立，意味着香港在历史上首次迎来了以卫国为目的的军队进驻。朱元璋此举，实属百年大计。 倭寇 嘉靖时，因沿海倭寇越发猖獗，朝廷便将南海卫的旗军增至六千人，并增设南头水寨。引嘉靖四十五年吴桂芳上《请设沿海水寨疏》载：“极东曰拓林，与福建玄钟接壤，正广东迤东门户。稍西曰碣石，额设卫治存焉。近省曰南头，即额设东莞所治，先年设置备倭都司于此。此三者，广东迤东海洋之要区也。”拓林、碣石、南头分别为广东沿海由西向东的三座水寨，其中南头寨位于今香港境内，也是“备倭都司府”所在地。内有大型战船、广船二十余艘，均停靠在屯门海域。 显然，明代的香港已是中国边防的重要据点，时刻在瞭望着东洋。 洪武元年（1376），朱元璋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这仅限于官书记载，民间仍用“省”来称呼。万历元年（1573），考虑到香港的地理位置，朱翊钧就在东莞县内另设一个“新安县”，隶属于广东布政使司（省）的广州府管辖。这新安县的行政区域，大体已和今日香港相一致。 社会方面，当年迁徙过来的江西人已开始分迁。拿锦田邓氏为例，明朝时就有屏山邓氏和粉岭邓氏。在今日元朗区，除了邓氏宗祠之外，还有一处保存完整的聚星楼，它见证了明代“本地人”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 聚星楼古塔 聚星楼是屏山邓氏第七世祖邓彦通于洪武十五年（1382）所修的一座建筑，它是香港现存的唯一一座古塔。此塔在明代被称作风水塔，据说能“挡北煞，镇水灾”；另外还可保佑族人在科举中考取功名，故又名文昌阁，当地则称之为文塔。 除了这些大族，明代也是中原人南迁入港的高峰期。这些移民大多散居在新界和离岛区的沿海地带，主要以务农、采珠、制盐、捕鱼、制瓷和植树维生。 所谓的植树，港人种的是一种可以结出香料的“香树”，被称为“莞香”。就像唐代的珍珠和宋代的海盐一样，香料就是明代最为著名的特产之一。当时的香港香树遍山，香料则经由广州销往全国各地。 莞香 还有陶瓷产业，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西洋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明初因海禁而盛行“朝贡”，即藩属国需向宗主国定期进贡礼物，而广州府正是东南亚诸国的上供地点。在大屿山的竹篙湾遗址，就曾出土过成批的东南亚碎瓷。此外还有大埔碗窰窰址，那里是明代的一个外销瓷加工中心。 物产丰富，应有尽有，当地自然就会形成市集：一个农民或商贩买卖、交换物品的固定场所。在岭南地区，市集被称为“墟市”，据清《广东新语》载：“粤谓野市曰虚”，逛墟市则叫做“趁墟”。 正当香港（新安）经济逐渐步入正轨之时，刚刚入主北京的清政府却颁布了一道《迁海令》。 在公元1661年，中国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清 清军南下时，有“开台先驱”之称的郑芝龙曾在福州立唐王为帝，不久即兵败降清，然其子郑成功仍据福建一带试图反攻。在康熙元年（1661），郑成功眼瞅势危就转攻台湾。此后，“明郑”势力就以台湾为大本营，喊起了“反清复明”的口号。 因明末政治败坏，汉人移居台湾者甚多，权臣鳌拜担心百姓投靠“明郑”，便下令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内迁距海五十里（一说三十里），有越界者概处死刑。 按《南明史》的记载：“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陆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以及“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 简单来讲，就是满人（清）担心汉人“抱团”，所以就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 在“迁海”后的二十多年内，中国几乎失去了全部出海口，彻底变成了一个内陆国。 香港迁海示意图 《迁海令》于1661颁布，在1685年终止。在此期间，清廷重新划界围拦，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全部被拆除或焚毁，越界者不容分说当场处决。禁令的实施，不仅使沿海居民失去了祖辈经营的土地和房产，还令当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摧残，这无疑是近代中国的一大损失，香港深受其害。 康熙初年，朝廷弃用了明代的“布政使司”，一律改称“行省”，行政上还是沿用省、府、县的三级制，至1842年前，香港都隶属于广东省广州府的新安县管辖。在康熙五年至七年时，曾因迁界一度更名为东莞，此后又复名新安。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随着一道《展海令》的颁布，香港（新安）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复界后，香港（新安）当地居民大概由四个族群构成。 第一类是北宋年间从中原过来的“本地人”，在上文有着具体介绍。本地人操着一口“围头话”，他们捷足先登，将祖业都设在了肥沃的平原上，至清代已可以靠着经商或收田租为生，相对清闲。复界后，本地人担起了振兴当地经济的重任。他们就地修整房屋和祠堂，并在各处重建墟市，例如元朗区的旧墟、大埔的太和市等等。 第二类是“客家人”。客家先民原本定居在黄河流域，他们随着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就渐渐来到了华南生活。在颁布《展海令》后，香港（新安）也开始有了客家人的身影，但由于平原已被“本地人”占据，他们就只能在山区立足。客家人艰苦朴素，一座“围屋”就代表着一个家族。比如荃湾的三栋屋、沙田的山下围、以及元朗的潘屋等，都是客家文化的经典。 第三类是“疍家人”，也称“水上人”，相传他们是岭南古越族的后裔。疍家人以舟为家，主要活跃在珠江流域和广东沿岸，他们擅长捕鱼、采珠，也会给“本地人”提供海上运输服务，总之衣食住行都在船上，只有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才会上岸。据北宋的《太平寰宇记》载：“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多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疍家人的语言和今天的广东话最为相似，但捎带口音。 清代疍家人 第四类是“闽南人”，也称“福佬”，大多来自闽南、海南、台湾，以及广东的惠州、汕尾等地。“福佬”性格刚烈，精明能干，移居香港后基本都在从事渔业。他们讲着一口闽南话（福佬话），有极强的商业头脑。 在清代，能同时遇到以上四类族人的地方，基本只在九龙。 九龙半岛，为今日香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当时这里曾设有“官富场”（盐场），也有军队驻守，而明清时的官富巡检司权力则更大。据清《新安县志》记载，官富巡检司管辖的范围几乎覆盖了当今香港全境（九龙，香港岛，新界），甚至还包括了深圳福田一带。 九龙寨城遗址 在明万历年间，为了防止倭寇骚扰，朝廷就在九龙湾设置了汛地（近代军队驻防地段）。至清初迁界时，海上已有倭寇、“明郑”和洋人三大势力，康熙因此加强了汛地基建，并增兵驻防。此后清廷又修建了九龙寨城、九龙炮台、官涌炮台、尖沙咀炮台等一些列军事设施。这些因素也侧面促进了九龙地区的发展。 “大清新安官富巡检司”起初位于香港岛，在《南京条约》后被迫迁往了九龙，并改名为“九龙巡检司”，也再次带动了当地发展。 今日九龙 清军入关时，南明、“明郑”、尚之信等政权先后主政岭南，地区持续动荡。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尚之信被捕，广东才首次纳入了清朝疆域。在1684年，就是准备废除《迁海令》的头一年，康熙却率先撤掉了创立近千年的广州市舶司，另设海关一座。清代税关，设在内陆的叫做常关，以征收来往土特产的商品税；设在沿海地区的叫做海关，征税对象则是国际货品，收入颇丰。 在大部分时间内，广州是清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因此香港也在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清初，具体征税的工作由广东海关治下的“常关”负责。在香港地区，四处常关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它们分别位于马湾、九龙城、长洲和佛头洲。 但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海关就基本失去了关税的自主权。 有关香港地名的由来，笔者认为明代的“莞香”说最为可信，“香树遍港”，即是香港。 而英文Hong Kong的发音，貌似和疍家讲的广东话比较相近。有机会的话可往水上寻找他们，他们是岭南古越族的后裔，是香港最早的主人。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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