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区的发达与否主要取决于生存资料。比如在东亚地区，当一些部落还处于游牧，甚至狩猎采集的状态时，华夏民族早已步入了农业阶段。所以对个人来说，“移民”华夏就是个极其自然的选择了。
严格来说，中国的信史阶段应该始于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万事皆为传说。 然而仅过了半个世纪，信史竟然有了“亡国”的记载。 商周时期，在华夏西北方有个叫“犬戎”的部落，他们本是临近大漠的游牧民族，后来趁着周室衰落逐年南移，最后竟发展到了周都镐京（西安）附近。 终于，通过不断挑衅与耐心的等待，犬戎在公元前771年一举攻陷镐京，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误被杀于骊山，西周灭亡。 “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史记·陈杞世家》
镐京陷落时，因秦襄公出兵协助，周平王才得以顺利东迁，遂封秦王为诸侯。所谓“生于忧患”，大概是亲历动荡之后，秦国始终都保有着一份责任和义务，然后化为一剂猛药，书写了历史。而犬戎不久便被秦军所破，其残部更名换姓，去了更远的北方。传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术，曾派道士入海求仙。归来，道士只带回一本“仙书”，书中写道：“亡秦者，胡也。”匈奴，他们与犬戎类似，不仅都是游牧民族，还总爱在边境骚扰，以寻求机会祭出重拳。但尚无资料证明两者同源。以上两个动作，都是战略上的一种无奈。而在中国内部，一场积极的“屯垦戍边”活动正在进行，也称“移民实边”。“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因为“生于忧患”，秦王对移民就极其敏感，所以势必要率先下手。移民实边，即鼓励内陆人口向边境迁徙，并在当地驻军的保护下进行屯田。如此一来，不仅激发了地区活力，也可以给军队提供粮草。民族英雄蒙恬，曾在河套地区主持屯田，筑长城，一度令匈奴北徙。他死后，头曼单于逐渐南下，局面再度胶着。从汉高祖到武帝初年，中国对匈奴大体处于劣势，不仅要遣公主和亲，就连皇后也受过调戏。从武帝开始，中国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先后将匈奴赶出河套、河西。河，即黄河；套，即黄河在内蒙流经的一个“几”字形大弯曲。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自古黄河泛滥，只有河套地区水草丰美。那年收复河套，武帝诏曰：“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可知中国不仅大胜，还获得牛羊百万。随后，武帝又在河套设朔方郡（巴彦淖尔）、五原郡（包头），并移民十万戍边，补修长城。河西，即黄河以西，这里直通古代西域。起初，匈奴垄断了河西一切资源，西域也被迫奉匈奴为宗主。作为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在蒙语中有“统万”之意，即“统领一万大军”。后来，头曼被自己的亲儿子冒顿所杀，后者自立为单于。再据考证，“冒顿”一词有“初始”之意，因此冒顿单于就是匈奴的“始皇帝”，大可推断是抄袭中国。“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 治理西域时，匈奴在当地设“僮仆都尉”，僮仆即奴隶之意，可见匈奴人的扭曲心理。再等汉军入驻，治所变为“西域都护”，文明瞬间提升。事实证明，无论在素质、文化、生产方式等各个方面，匈奴都较中国相去甚远，且有意在学习模仿。那么对城邦来说，亲华还是亲匈？貌似不难选择。此消彼长，匈奴内部则出现了裂痕。西汉末年，他们在西域战场接连受挫，五位单于相继独立。不久，呼韩邪兵败降汉。这时，汉元帝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应呼韩邪单于的要求，他把其子民安置在了汉境五原郡（包头）附近，还将王昭君许给了他。因战乱或信仰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且无法返回的人被称作“难民”，或叫“政治移民”。就像呼韩邪的匈奴人，他们从此就在汉地定居，传宗接代。再至东汉初年，匈奴彻底分裂为南北两部，后来南匈奴兵败，又一批难民来到了中国境内。这次，汉帝将他们放置在了并州的西河郡，已经越过了长城。时值公元一世纪，很难说这种做法是出于人道主义，反倒是“炮灰”论更为可信。事实上，后来每当北匈奴来袭，南匈奴总能充当先锋，为汉军争取时间。直到北单于兵败去了欧洲，化为匈奴阿提拉。总的来说，通过不断的北伐，以及数次有预谋的政治移民，中国北方也就此获得了稳定。人民安心劳作，社会恢复了秩序。然而，那些远离故土的胡人，注定会被华夏文化所吸引。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不断南移，并尝试与汉人杂居，婚配。逐渐，山西、河北一带的匈奴人已颇具规模。到了东汉末年，南单于顺势依附曹操，他的族人也得以继续发展。当时，匈奴移民的待遇实则已超过汉人，在同片蓝天之下，他们却不用缴纳贡赋，渐渐忘乎所以。“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后来，曹操认为匈奴户口增速过快，便趁南单于呼厨泉来邺朝贺之时，死活把他留在了魏国，并派其下属回去履职。为了便于管理，曹操还把匈奴集中迁移到太原郡境内，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领袖由匈奴担任，再让汉人进行监督。五部中属左部势力最强，它大致位于今山西省汾阳市，部领袖是呼厨泉的侄子，叫做刘豹。邓艾曾进言：“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从胡姓变为汉族刘姓，可见胡人当时的汉化程度。事实上，自曹操死后，魏国因受吴、蜀的牵制，几乎放弃了对北方移民的管理，导致汉人已沦为弱势群体，处处受到匈奴排挤。再半个世纪后，刘豹之子刘渊，已成为匈奴的实际领军人物。终于在西晋永安元年（304），刘渊在山西建立了中原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赵”，彻底脱离了中国。十年后，他带领南匈奴后裔先后攻陷了洛阳和长安，一跃成为中国之主。从此，胡人开始统治汉人，“国民”要服从于“移民”，前后绵延近三个世纪。
老话说：“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即凡在中国失传的礼节，都能在周边少数民族那里寻求。很多人崇拜的日本文化，可暂且看作为大唐文化的一个缩影，而大唐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多民族文化融合之后的产物。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公元三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才导致了诸多蛮族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强力冲击，继而衍生出这种令人赞叹大唐文化。 那么可想而知，中国最原始、最纯正的华夏文化究竟是何等的卓尔不群，恐怕永远也无法被还原出来了。 所谓“五胡乱华”，指的是晋末中国周边的五个胡族集体叛乱，并导致西晋灭亡的政治事件。“五胡”分别为：匈奴、鲜卑、羯、氐、羌族。除匈奴外，另外四族的崛起也是因移民所致。东汉时期，鲜卑族乘虚占据了匈奴故地，并迅速移民发展。其中拓拨、宇文、慕容、秃发等几大部落先后建立前燕、南凉等政权。晋武帝泰始六年（270），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曾攻陷凉州，打响了胡族第一枪。羯族也称“羯胡”，他们以匈奴奴隶的身份移民中国，后来逐渐摆脱匈奴，暗自壮大。族人石勒曾协助刘渊伐晋，并建立了后赵政权。氐族源自西南，最早散落于四川境内。东汉三国时期，曹操和刘备都曾把氐人移入汉境，权当“炮灰”。族人李雄、苻坚、吕光先后建立了成汉、前秦、后凉政权，其中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羌族居于陕甘一带，势力相对最弱，但汉化程度最深，族人姚苌曾建立“后秦”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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