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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英两国代表齐聚南京，准备就当下发生的鸦片战争寻求和解。
在英舰皋华丽号上，一纸涉及赔款、开埠、税率、割地等诸多条款的《南京条约》逐渐浮出水面，英方译为Treaty of Nanking。 十几年后列强卷土重来，清廷在与英法美俄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后，又单独与俄国签下《瑷珲条约》，二约在西方译为Treaty of Tianjin和Treaty of Aigun。两年后，留守北京的奕䜣与列强再次订下《北京条约》Treaty of Peking，战争才彻底终结。 而无论是康熙朝的清俄《尼布楚条约》Treaty of Nerchinsk，还是光绪朝的清日《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亦或是一九五一年的《日美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这种产生于两国或多国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按国际惯例签订的相关文书，西方皆称之为Treaty，即条约、和约。 就算总有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但条约总体上是硬性约束，当事各国需严格执行，否则会受到国际制裁或战争惩罚。 但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在那份因西方联军进京，清廷急于乞和而签下的《辛丑条约》西方版本里，却不见了单词Treaty，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很长的：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或Boxer Protocol，直译过来便是：《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一九零零年动乱的最后议定》或《拳乱协定》。同样是割地赔款，为何之前西方谓之“条约”Treaty，到了辛丑年就变成了“议定”或“协定”Protocol？一九二五年，美、英呼吁各国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气体、液体或器件，并最终签订了《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但在不久爆发的二次大战中，德、日等国就公然使用化学武器，根本不把“议定”放在眼里。还有一九九七年，为防止气候变化，八十四国共同签署了一份《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但利益使然，美、加等国于近年先后宣布退出，并没受到任何阻碍。可见，“议定”的规格要比“条约”弱势许多，前者无须产生在国与国之间，往往是一份由多国共商，且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协议，即所谓的“君子协定”。那么，为何“辛丑赔款”是“议定”而非“条约”呢？众所周知，它明明是大清国与西方十一国共商的一份战后解决方案。我们从《拳乱协定》Boxer Protocol说起。“仁宗睿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据称近日之江南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 -《嘉庆上谕》 拳乱即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嘉庆年间的义和团，最初就是由一群无赖组成，平日横行乡曲、欺压善良的流氓组织，后因洋教势力介入开始变得极端排外。到咸丰年间，鉴于《天津条约》中有“准许英国公民在华自由行，英国传教士自由传教。”以及《北京条约》中“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华买地，盖房”等条款，来清的外国人总之是多了起来，导致义和团的规模也与日俱增。起初清廷将义和团唤作“拳乱”或“拳匪”，后因慈禧痛恨洋人干政，另涉战争、变法、皇位争夺等若干复杂问题，遂又改称人家“义和拳”“小拳拳”，将其变身为正规军。有了朝廷撑腰，拳匪一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他们从外省汇聚到北京，沿途焚烧教堂、破坏铁路，德、日公使因此殒命。“现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义和团会，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如能藉御外悔，必能得力。” -《光绪上谕》 虽然暗地鼓动拳匪，但对外慈禧却宣称这是一场失控的暴乱，还假装派了百余人保护使馆。而在要求加大人力无果后，各国便陆续调兵进京协防，于是就发展成了战争。所以此事亦可以理解为，与西方联军对抗的并不是清军而是义和团，即庚子战争没有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当大家坐下来谈判时，也没人愿意承认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慈禧本想利用义和团来碰碰运气，赢了打击西方势力；输了便称是被拳匪劫持才被迫宣战的，而义和团的旗号也正是“扶清灭洋”，所以她坚信这不是“条约”而是“议定”。对于列强来说，在与清国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之后，实在不愿再扣上一顶侵略的帽子，左右能拿到好处，何不来个瞒天过海，将其淡化成“议定”呢？所以在公元一九零一年，这份丧权辱国的条文应被称为《辛丑协定》，按今天的翻译习惯也该是《北京议定书》。1901 议定不比条约，乃君子行为也，那么谁是“君子”？谁又是“小人”呢？在社科院九十年代的期刊《近代史研究》中，宓汝成先生就把他们分辨得明明白白。起初在商讨赔偿时，美国就以清国急需重建为由，提出金额不要高于《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德、日等国附和，唯有俄国以保护东清铁路为由提出异议。折衷后，庚子赔款的本金初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即清国人人均分摊一两。本金确定了，又是俄国以无法一次性付清为由提出了利息，这下连本带利就变成了九亿八千万两白银。本息都确定了，俄国再次提出了“镑亏”说。因当时国际上以英镑计价，银价则有下跌趋势，所以要补上由此损失的约八百万两白银。最终，大清总共要付出近十亿两白银的代价，这几乎是国家半个世纪的收入。其中俄国分得两亿八千六百万两，约占整体十三，列诸国第一。即便如此，他们却继续寻求与清国另签“条约”，并拒绝从东北撤军，直到被日军完爆。而就当俄国不断撒泼的同时，美国在事发第二年（1902）就通过媒体放出了有关庚款退赔的讯息。一九零四年，美国驻华公使开始就退款问题与清国展开谈判。一九零七年冬，老罗斯福总统正式在国会发表咨文，准备履行退款计划。法、意、荷、日等国随后表示跟进。美国的退款用于教育、医疗、留学等各个领域，包括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一批一流院所的创办发展，以及胡适、梅贻琦、茅以升、梁思成等一众匠人学者的赴美深造，均是凭此落实落细，可谓在软硬件两方面对中国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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