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口，就不得不提起清代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早在乾嘉时期，此人就严重意识到人口激增的潜在危害，可谓中国人口计划的一大先驱。
明末，因番薯由美洲传入，中国人口急速飙升。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尚约一亿四千三百万，到五十九年（1794）竟至三亿有余。而人口激增的同时，国民生产却远不能跟上需求，导致百姓困苦，社会动荡。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以论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为题发表散文《治平篇》，轰动一时。作者认为，人们都愿意生活在和平年代，如今社会安定一百多年了，但人口也增加了二十倍，你高祖有十间屋子一顷农田，后来娶妻生子，子孙再婚配繁衍，到你这代，二十多口人还住在十间屋里，吃着一顷田里产出的粮食，这正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随后，作者又谦虚地把上述问题归咎于两方面：一是天地，说疾病和天灾都会使人口锐减，但处于盛世又能咋办呢？其次才提到君臣调剂，委婉列举了一些解决办法，如遗民、赈济等。“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乎之民慮也。” -《洪北江全集·治平篇》 或许是因为乾隆老不晓事，或许是嘉庆羽毛未丰，亦或是和珅从中作梗，试想在那样一个集权高压的年代，洪亮吉的言行并没有影响其仕途。嘉庆元年（1796），他反而由外地入京，在上书房成了乾隆长曾孙奕纯的老师。但民间亦在盛传，该《治平篇》含沙射影，有暗示统治阶层手脚过长，蛋糕切得太狠，致资源分配不均之嫌。发泄了情绪还没受到惩罚，身居显位的洪亮吉逐渐大胆起来。嘉庆三年（1798），因各地教徒暴动，他又以征邪教疏为题撰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这次终于惹恼了权贵，找个借口回乡避祸去了。其一，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上谥号为“纯”，庙号高宗；其二，在高宗驾崩仅十五日后，嘉庆就赐死了权臣和珅，大有除旧布新之势。不久，嘉庆又颁布诏书曰：“广开言路，原欲内外臣工，各抒所见，指陈利毙...如果敷陈得当，朕必虚心采纳，特加奖擢，以风励有位。（引《仁宗睿皇帝实录》）”大意就是你们随便提意见，提得好朕重重有赏。同年，因朝廷急于编修《高宗纯皇帝实录》，帝师、大学士朱珪就想起了赋闲在家的洪亮吉，后者欣然进京。据《清史稿·洪亮吉传》：“性豪迈，喜论当世事。”话说这人本性如此，直言不讳。又因他对嘉庆谕旨有过于解读，还严重误会了和珅倒台的政治意义，不禁又提起笔来。康熙时，洪亮吉的曾祖洪璟就因文字狱获罪罢官，事隔多年，洪亮吉这次呈上的又是一本童叟无欺，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略微明智的是，由于担心上疏被内廷压住，洪亮吉就一股脑儿写了三封，分别交予成亲王永瑆、帝师朱圭、大学士刘权之三位挚友，希望他们能找机会递上去。 结果呢，两位汉臣畏手畏脚，谎称见不到皇上，而永瑆看都没看就扔给了皇弟，这便有了一本《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话说“万言书”其实只有六千余字，但在嘉庆眼中，该文讥切朝政，疾言遽色，不仅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还屡次提及父亲乾隆的功绩，甚至把雍正、康熙也抬出来赞美一番，气的嘉庆当场骂道：“语涉不经，全无伦次，以小臣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引《仁宗睿皇帝实录》）”“亮吉以為今日皇上當先法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 -《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凡事不能太过认真，洪亮吉到头才明白，所谓的“广开言路”，的确被自己过度解读了，身为臣子，指陈利毙看来是越俎代庖了。还有和珅跌倒，那“吃饱”的终归只有嘉庆一人，不是什么纪晓岚、杜小月，也不是尔康、金锁和小燕子，更不是你洪亮吉或王老吉，故断然不能凭此来揣摩皇帝心思。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当时，嘉庆先以大不敬之罪处洪亮吉以死刑，而反复看过折子后，又改判流放伊犁，半年后再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的理由将其释回原籍，“帮凶”永瑆亦被免值军机处，此事就算不了了之了。告老还乡的洪亮吉不再过问政事，靠游说讲学走完了余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病逝常州老家。至道光十四年（1834），大清人口已逾四亿，通盘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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