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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滦河作家是钟爱家乡的赤子，颂扬故土的歌者。这片美丽富庶的滦河两岸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的伊甸园、灵魂的栖息地，是他们的情之所系、心之所牵的地方。所以，他们把歌颂家乡、热爱故土作为作品的主体意识，把描写父老乡亲、风土人情作为作品的主体，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浓烈的家园意识、鲜明的时代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厚的历史内蕴和多样的创作手法等创作特征。 浓烈的家园意识。滦河流域不仅是滦河作家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浓重的恋乡情结。他们的诗中盖满了“家乡”的印戳，浸透了“怀乡”的情感。他们用笔为家乡写生，为乡亲们塑像，为土地歌唱。他们的作品是生活的恋歌、生命的长歌、精神的放歌，就像滦河的水一样滔滔不绝，像燕山的山脉一样绵延不断。  如身处滦河源头的小说家胡学文有着深厚的“坝上草原情结”。作为草原的儿子，他十分珍爱养育了自己的辽阔草原。他曾说：“我对坝上草原的景致有一种偏爱。”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无际的草滩、蛮荒的乡野、弥漫的沙尘、觅食的牛羊……这些都成为他小说的底色和背景，于是便有了《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追寻女儿的人性，《血乳同根》中的铁女提刀断喝的血性，《秋风绝唱》中的瘸羊倌虔诚地守护着草原的韧性，《极地胭脂》中的小红不顾一切去爱的野性，从而使我们看到了草原人所独有的草原文化性格。可以说他的小说是博大粗犷、美丽纯净的坝上草原风光与淳朴耿直、刚毅坚忍的坝上草原人民性格的完美融合，凡是阅读过他小说的读者无一不被他的作品中所流溢出来的那种草原人所特有的血性所震撼，被他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坝上人的坚韧和刚强所征服。同是在滦河源头闪电河和黑风河河畔的蒙古族作家奥奇和季华也把这里看作是他们的精神之源，创作之地，生命之根，用作品表达着他们对草原和草原人民的敬畏之心、热爱之情；探寻着草原和草原人生命的本源和本质。 生活在滦河上游的被称为诗坛“三刘”（我把他们称之为“上庄诗派”）的刘章、刘向东、刘福君一直满怀深情地歌颂故乡。在他们的诗中表现出了凝重的恋乡情结和家园意识。刘章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故乡的爱恋：“不如归，归何处？/北山下，白云边，故乡热土！/热土里，埋我先祖，/热土上，有我茅屋；/我吃热土生的五谷长大，/我在热土上开始人生之路。”他把故乡作为自己精神的归宿。因为那里是人世间“最美”“最洁净”“最纯朴”的地方。他“愿缕缕情思，梦魂归去，/化故乡小草上的一滴清露”（《乡声》）。乡土在刘向东的眼里和心里也是这样的美丽、洁净，他敞开心扉，坦诚地写出了自己怀恋故乡的“游子”情怀：“一个人独自向远方/背负整片故土的体温/离亲人的骨殖越远/离老屋的呼吸越近……”因而他发出这样的誓言：“背着破烂行李我要归来/找到了天堂我也要归来/归根是落叶很在乎的幸福/晚秋是游子魂归的时辰”（《出门在外》）。从故乡到城市，是一种生活形态的转变，但诗人怀乡的情感形态却没有改变，“就连梦呢/也是在土炕上最美最香”（《家园》）。即使身在故乡的刘福君也用这样“简单朴素”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我是农民，不用交代/我种庄稼也和庄稼住在一个地方/我爱玉米谷子小麦高粱/也爱它们拔节抽穗扬花和灌浆”，“我爱/布衣茶饭的日子和石头上的硬茧/也爱门前的水井屋后的柴垛/它们荆条一样护住我新盖的瓦房”。这是多么古老质朴、清新多彩的家园，多么醇厚浓重、深沉热烈的赤子心怀。在这里，故乡已不单纯是诗人的审美对象和生活的场所，也是精神的家园，不管他们走多远，这里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同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诗人何理，在他的诗歌中也表现出了浓厚的恋山情结。他说：“我与山有不解之缘，我是它的一株草，一棵树，山里有我的根啊。”山是他的生命根基，山是他的生命支撑，山是他的灵魂所依，山是他的精神所在。诗人王琦也这样说：“想到小时候，妈妈在我做梦的时候/ 总会这样俯下身来轻轻吻我/俯下身来的星星吻着大地/这群羊在星光下睡得很安稳/哦，我要感谢这个不眠之夜/我多么愿意是这群羊中的一只/默默享受，母亲般的注视。”故乡金钩屯是诗人心灵的家园，虽然他身在外面，但心一直对家乡对母亲魂牵梦绕，时刻回望家乡和回想在家乡那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和所得到的母亲的爱抚。  处于滦河中下游美丽山海之间的作家们也表现出了浓郁的恋乡情结，他们把对家乡山水的挚爱深情化作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有着深远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故土家园的美好景致。如李大钊在为寻求国家出路、人民的幸福而殚精竭虑工作的同时，时常留恋并经常到家乡附近的奇峰秀丽、松柏蓊郁、静谧幽深的昌黎五峰山避暑读书，到奇峰屏列、耸翠叠绿、风光旖旎的碣石山游玩。这里成为他修身养性、愉悦性情的好地方，同时他在这里还写下了《山中即景》《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游碣石山杂记》等诗文。他这样赞誉五峰山的绝美景色：“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而身居昌黎的散文家、文化学者董宝瑞也把审美关注点放在了对家乡山光水色的描绘上，写出了颇具历史神韵和地域灵性的《碣石观海》《海岳吟》《五峰长翠》等散文，让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名山秀水的奇丽壮美，体味到作者热爱家乡的炽烈情感。同样，诗人戴砚田的《寄给滦河》、散文家林闻的《金银色唱片》也都写出了山光水色的绮丽风光。他们既是在自由自在地写景，也是自由自在地抒写心灵，表现出了浓厚的恋家情绪。 同样，生活在滦河下游的沃野平原中的作家们也是由衷地赞美家乡,尽情展示了家乡的自然景观。处于滦河下游的关仁山将滦河视为精神之河，创作出了《麦河》（书中的麦河即滦河）《天高地厚》《日头》《白纸门》等小说，以此深切关注家乡的土地、深情礼赞仁厚的父老乡亲，倾诉着自己对故园的深厚情愫。夏玉祥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情愫，在散文《儿时村边的那条河》中把村河春夏冬三季景色描摹得如诗如画，令人沉醉：“每年立春，河岸的柳树就泛起绿来，那绿是淡淡的，嫩嫩的”。夏天“河里更是生机盎然。看上去水草丰茂，野花鲜艳；杨柳环围，随风摇曳。鱼蛙在水中游动，鸟雀在水面鸣飞”。“冬天来了，河水上冻了，冰河像一个宽大深厚的玻璃场，又光滑又平坦，大家都去滑冰和甩冰猴儿”。卢品贤在散文《守望滦河》中曾经这样写家乡的美景：“我的老家在滦河南岸，那片黄白晶莹的沙土地并不贫瘠。春天,房前屋后到处盛开着马兰花、蒲公英、香艾。夏日，果林瓜棚飘出沁人心脾的瓜果甜香。秋后，田野里拔出来晾晒的花生一眼望不到边。冬天，红红的窗花和粮囤上倒贴的福字显示出家家日子殷实而祥和。在乡下，最难忘的是看皮影、赶集、推碾子、贴窗花、蒸年糕，儿时的记忆就像一粒粒珍珠，被岁月串成珠链，打磨得光熠而珍贵”。可见，家乡是作者“儿时的乐园”，成为儿时最美的图式，并深深地铭刻在心中，虽经岁月消磨，迄今反而显得愈加真切，历久弥新。同样孙武勋的在诗歌《秋色赋》中也写出了家乡“但见粼光浅水，更有夹岸垂柳。绿叶映衬芦花羞，无垠稻田黄透”的美丽风光。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和孙梦成的诗集《水乡情韵》同样表现了水乡的情韵和诗意。作者既是在自由自在地写家乡美景，也是在自由自在地抒写美丽心灵，表现了对家乡的挚爱之情。  不仅本土的作家是这样，就是多年走出滦河的作家也时刻不忘家园，回望自己从家乡走出的人生历程，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创作之源。如诗人李瑛对家乡始终怀有“走到哪里也难以忘怀的情感”。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之际，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了《寻找一座城》，用“生长着年轮的笔”表达着对家乡真挚的爱恋。近些年，他还先后写了《青蛙》《蟋蟀》《感谢野菜》《小时的衣服》《回忆》等怀念家乡的作品。在家乡举办他的个人作品专场朗诵会时，他写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唐山丰润区是我的故乡，它的山凝成我的骨骼，它的水流成我的血液，它的泥土孕育了我生命的基因，我是吃它的乳汁长大的。我的青少年动荡苦难的岁月，是在她温暖的怀抱里度过的，离开她后，无论我走到哪里，也无论离开她多久，总是情牵梦绕地想起她，怀念她。她像一座巨大的磁场，时时刻刻吸引着我”。由此可见诗人的赤子心怀，纯真的恋乡之情。诗人峭岩也这样写自己在家乡的童年生活：“我从十月的晨露中走来/我从腊月的寒风中走来/我从布满野蒺藜的田野中走来/我从滚烫的沙砾上走来……”正是在家乡的艰苦的童年生活使得他意志坚强、立场坚定、笔锋坚韧。诗人旭宇也怀着一颗赤子心怀，写了许多吟哦家乡的诗篇，表现了浓厚的恋乡情结。如《家乡赋》：“天空的云，我的魂，/旅行千里万里，/一生思念的雷，在梦里/总将亮晶晶的爱，落在家乡的土地上”。诗人的魂虽像天空的云一样飘飞，但思念的雷声时刻在梦里炸响，爱的雨丝总是飘飘洒洒“落在家乡的土地上”。诗人爱家乡的人民，爱家乡的土地，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几乎家乡的一切都是他的最爱。从维熙的长篇纪实小说《裸雪》则真实地记叙了他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在家乡玉田的一段生活经历，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他的精神乐园，那里有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有善良纯朴的家人、邻里，有生活中的无穷乐趣、浓浓的爱意和真挚的友情，作家对此表现出了深切地怀念：“回到生养我们的这片热土，寻觅曾经拥有的点滴温情，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精神的故乡”。管桦的长篇小说《将军河》，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和歌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也是作家对美好家园怀恋和守望的表达。 鲜明的时代精神。在滦河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精神，表达出了时代的先声和人民的心声。如郭小川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以饱满的热情和火辣辣的诗句，召唤青年在困难面前高昂“英雄的意志”“走在时代的前哨”“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让“青春的火光”在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里燃烧。翟泰丰三万多行的长诗《三十春秋赋》是一部气势恢宏、昂扬奔放的讴歌改革开放的浩瀚、壮美的诗章，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进入历史新的时期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壮举。旭宇的诗集《醒来的歌声》“推开沉睡的历史”，追问历史，询问社会，拷问心灵，以充沛的激情和深刻的理念呼唤人们醒来，大胆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勇敢打开思想的闸门，昂首走进除旧布新、万物复苏的新时代。李木马的长诗《铿锵青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铁路建筑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壮举，高度赞美了为民族振兴、国家复兴而无私奉献的建设者们。张学梦的诗中也饱含着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他的诗歌不仅仅引领了中国新时期诗歌的走向，而且还在导引人们的思想，甚至是时代的走向。如他的长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被誉为是“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谱写雄壮的进行曲”，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如何实现现代化”重大命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率先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令全党、全民“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你将怎样去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你用什么去推动社会生产力？/思想的银燕有没有从额顶起飞？/臂上小生产的胎迹有没有擦去？/你能看懂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吗？/哪些科学家头像是时代的标记？”所以，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要使“我们自己”现代化。诗人“在这里提出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真正是'当务之急’”。这是诗篇所展示的一个新的领域，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这首诗的重大价值，在于他把自我生命与历史在现代性这一点上凝聚起来，提出迫切的时代命题，从而以其尖锐性和震撼性，高标了诗歌现代审美精神。”[2]在他后来的《生产力之歌》等诗歌中对发展生产力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进行了诗性的解读和推崇，针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这样，张学梦的诗以“铿锵有力的语势和大众、时代相融相系的语境”，使“中国诗坛振聋发聩”[3]。李小雨的诗歌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青春意识。如诗集《雁翎歌》是一首“以曲钻机、大钳和输油泵的长啸交织成的志气歌”，也是“一部诗人激情荡漾、舒缓悠扬的交响曲。在这些诗中，诗人没有那种呐喊式的呼叫，没有那种口号式的宣泄，没有照相般的摹写，而是把自己的激情和思考融会到沸腾的生活中，“尝试着用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和诗的氛围，刻画和表现这群活跃在石油战线的新的人物”[4]。如《红纱巾》《让我们爱吧》《我们的日子》《鸽子》等依次展现在青春诗坛上，给人以青春的感召和新异的惊喜。这些诗“始于时代潮音的感召，发于锦绣诗心的苏醒，便显现了她的审美个性的端倪，这便是生命意识的复活和超越意识的萌发。她把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同对生命的珍视融为一体”[5]。王立新的报告文学同样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和时代精神。如他20世纪80年代中赴凤阳采访，写出了《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深刻地表现出了万里在安徽期间所进行农村改革的伟大创举。进入新世纪以后，他写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的作品。如《曹妃甸》生动表现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曹妃甸建设精神”，“体现出关注现实、拥抱生活、反映时代的创作精神，也有较好的文学性”。接着，他创作了《曹妃甸》的姊妹篇《首钢大搬迁》，被人称为是一部“具体而又生动地反映首钢人一诺千金精神的沉实和厚重的作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工业史诗”[6]。  祁淑英的传记文学《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生动地表现了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们胸怀“科技救国”的远大理想到西方求学，学成后怀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回归祖国，为国家、为人民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们的国家能成为军事强国，从而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些科技伟人堪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楷模，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绝响！孙武勋的《海韵诗稿》《海韵歌吟》讴歌了时代精神和社会人文状况，记录和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变迁以及自己的思想轨迹，充满了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杨勇的电视剧本《镇长》《代理县长》《最美的青春》《最美的乡村》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变革史、农村发展史和农民心灵史。他用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用笔来书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 强烈的忧患意识。滦河作家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与人民“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流溢出一种浓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情怀。如何申是怀着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来创作小说的，尤其是在“乡镇干部系列”“穷人系列”的小说中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精神向度。他作品中深刻地揭示出了农村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奋斗和迷惘，希望和烦恼，以及他们背负的历史和现实的重任，真实地描绘出了村民们的生存状态、欲望和追求，以及造成他们人性扭曲和遭轻慢的种种社会因素。这种对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尊敬、同情、忧伤是他艺术创造的组成部分，也使他的创作目的得到充分的伸展和有力的表现。他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切和一种对人世艰辛的伤感。他写出了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写出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民思想的异化，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他不无忧虑地慨叹：“现在大家都在夸富……数字上脱贫和富足是很容易办到的，真正落到实处是要花费大气力的。”[7]他在《奔小康的王老祥》中，生动地表现了村民王老祥奔小康的艰难，在《年前年后》《乡镇干部》等作品中深刻地表现出了农村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奋斗和迷惘、希望和烦恼的心路历程，真实地描绘出了农民的生存状态、欲望和追求，透溢出了对他们生活现状的关注疼爱之情和深沉冷峻的忧虑之思。关仁山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还乡”，在《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红月亮照常升起》《平原上的舞蹈》等作品中深度地介入了农村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的矛盾和焦点，生动地展示了在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痛苦、迷惘和觉醒、奋斗，“灵魂的震荡与洗礼”的全过程，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地呼唤。再如孟翔聚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变奏曲》大胆地揭示了改革者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旧体制的种种弊端，戳开了政治生活中的痈疽对社会历史和民生的戕害与反动、对人才的遏制和绞杀，讴歌了一种为国为民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百折不挠、不惜一切的“国魂”精神。张楚以敏感的心灵“洞察了小镇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并通过展示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人的生存状态，刻画他们的生存困境和困境中的挣扎，表达着自己对于生活和生命真相的追问和思索”。李海健面对纯净美丽的山乡景色被污染，对“将来的月亮和星星/再也不能在小河里/洗澡了”（《门前的小河》）流露出深深的“担心”和忧伤之情。这种质朴的忧患情感和人文情怀生动表现出了诗人对家园的呵护和守卫，成为了滦河作家们对山清水秀的滦河风光被破坏被污染而呈现出来的普遍心态。一合的报告文学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出了《黑脸》《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等一系列产生深刻影响力的反腐作品。他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对腐败麻木不仁，淡然处之，那就丧失一个作家的良心和天职，还怎么能推动、促进反腐败？让社会清明，让党廉政？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他的作品“指向人类理性，即以人类普遍的价值取向观照和评估报告对象，以良知正义常识透视人物和事件的内质”[8]。也正是因为一合有这种勇于追求真相、发现真相、表现真相的勇气，才有了这人人称道的反腐作品。  厚重的历史内蕴。滦河作家的作品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理性内涵，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嬗变的节奏和社会行进的步履，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和意愿。如著名剧作家、报告文学家宋之的始终站在社会的前沿和战斗的前列，对社会生活进行敏锐地观察和深刻地洞视，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的报告文学《1936年春在太原》、剧本《雾重庆》《群猴》《打击侵略者》《保卫和平》等以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力量，猛烈抨击旧社会，愤怒声讨侵略者，以昂扬的斗志和燃烧的激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呐喊，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不同历史阶段的优秀作品而载入史册。浩然的作品则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历史。他的《艳阳天》全景式地描绘出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蓬勃向上的社会境况，《金光大道》具体地展示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党内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苍生》真实地表现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等则对从反右到“文革”阶段那段梦魇般的岁月给予了深刻地批判和反省。 除此，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段的历史事件，有着深厚的历史容量。如郭秋良的《康熙皇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而又细密地解读了康熙的生命历程，以全新视角观照和诠释了康熙时期的清王朝的历史过程。何理的长篇叙事诗《天涯风雪》描述了在清乾隆年间，土尔扈特蒙古人在部族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控制和奴役，历经千辛万苦、冲破千难万险回到祖国的英雄壮举。任月海的长篇小说《康熙会盟》用生动的笔触表现了康熙皇帝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与噶尔丹斗智斗勇，举行了著名的多伦诺尔会盟，使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于清朝，为彻底清除噶尔丹势力，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任荣会、老剑等人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大龙脉》是一幅反映大清晚期民族衰落、广大仁人志士寻求强国之路、创办近代工业的宏阔画卷，折射出了一个历史转型时期的民族的痛苦与彷徨，构成了一种世纪性的概括，代表了“当时一切进步的人们求强求富、振兴中华的理性和愿望”，成为19世纪末中国“改革者、理想实业家的集体写照”。伦洪波、杨立元的《滦州起义》表现了辛亥时期与武昌起义齐名的滦州起义的全过程，大力颂扬了革命的先烈们为了推动历史的前进，不惜抛头洒血，推翻封建的满清王朝，以谋求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李尔重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抗日战争，涉及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描写斗争之复杂，场景之壮阔，人物之众多，都是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管桦的《将军河》视野开阔、规模宏大，对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作了最本质、最有力的艺术概括。阎瑞赓的《冀东大暴动》翔实地记述了冀东抗战初期的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生动地表现了冀东大暴动从发动到成功到西撤的全过程。王凤翔的《血染雄关》全景式地再现了山海关解放和保卫战史实，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牺牲精神。张峻的《历史在说》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以所谓的“以战养战”强迫塞北山民种大烟和收缴大烟，诱导中国人吸大烟，妄图从精神和肉体上根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罪恶行径。 许多诗人还用诗体的形式表现了伟大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如峭岩的《遵义诗笔记》追忆了红色遵义的光辉历程，讴歌了改革开放以来遵义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对伟大的共产党和革命前辈的无比敬仰之情。刘福君的《诗意毛泽东》以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视角，通过局部显示整体、通过细节表现精神，生动地塑造了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与平凡完美统一的伟人的形象。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白石的长篇系列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这是一部具有丰厚内涵和深远意义的文献，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篇章”，“一份沉痛历史刚正证言”，[9]是一部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10]的长篇小说。它反映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约50年共和国艰难曲折多变的历史过程，表现的是主人公所历经的从社会底层的劳改农场、农村，到高层省委大院多个层级的现实生活。它是用生动的形象在表现过去的一个国家的悲怆历史，一个民族悲痛的心灵史。它的思想意义不仅是复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重要的是表现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不仅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真相，重要的是揭露造成整个国家悲剧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引发人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以避免重蹈覆辙、劫难再生。为历史作证，还历史以真相，使得此书成为“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教科书”。[11] 多样的创作手法。滦河作家有自觉的文本意识，他们在结构作品时不拘一格，灵动自由，但他们不固守一端，而是创新求变、锐意进取，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在诗歌方面，李瑛的《一月的哀思》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构筑了一座高耸的悼念总理的艺术丰碑，把诗学的人学观念推向了一种极致。翟泰丰的《三十春秋赋》“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新颖的创作手法”，“在史迹中渲染文采，在史迹中把握发声吟诗”，是“现实史迹与浪漫欢歌的统一，是现实史迹与人间悲乐离合、情感抒发的统一”。韩作荣的《无言三章》《无题三章》《无为三章》充满了诗心、哲心，大气、深邃，底蕴丰厚，透着生命的活力和历史内涵。李小雨的《红纱巾》以象征、隐喻等手法雕刻了一代人“红纱巾”记忆中呈现的精神图谱，显现了她的审美个性的端倪，这便是生命意识的复活和超越意识的萌发。大解的长诗《悲歌》把当代生活纳入神话的整体结构之中，并力图通过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历史建构一种新的诗学结构，突出人在生存史上的主体性。诗中融入了人生与神话、生存与理想的多种模式，显现了博大精深的史诗意识。刘向东的《长城守望者》《家园》《母亲的灯》等诗歌突破了传统乡土诗对原始物象的陈述或静观，将直觉、象征、思辨等审美要素融入诗歌，开拓出一个博大深邃的智力空间，表现出了质朴深邃、平易博大的诗学风范，表现出了智性与感性的融汇，思想与形象、美感与哲思的有机结合。 在小说方面，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在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上别具一格。它以主人公曹七巧的生活经历、感受及心理变化的时空顺序为基本线索，以“分家”作为情节发展的转折点，使作品分为前后主要的两大部分，随着家庭的变故，人物关系的转换，主人公心理的变异也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小说还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技巧，通过场景切换、使时间发生倒置、跳跃和凝固，改变时间的连贯性和线条性，并利用场景切换对空间进行切割，将多个空间编织在一起，通过空间的“并置”，打破了叙事的规范，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方法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既是一个长卷的整体，又有阶段分明的历程；从整体上看，则如万山丛中，群峰起伏，各臻其妙；从段落上看，则如奇芳斗艳，各有具相，独领风骚。全书用的是通俗、流畅、质朴的语言，简练、含蓄的笔调，起伏错落的安排，浓淡和谐的神色，能使读者行于平淡无奇的蹊径之中，不知不觉进入'山阴道上’。这里体现了我们常见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点——简练含蓄，平淡出奇”[12]。关仁山在《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等作品中通过一种新颖的叙事角度和叙事人称，把冀东平原的农村故事讲述得波澜激荡、出神入化。肖波的《大饭碗》将全书分为七个章节，每个章节铺展七个标题。大环套小环，方式以七七四十九叙述。章节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也就是阳光的组合，以此切入，七彩缤纷，涵盖了主题。标题共49个，每题围绕一个故事，同时前后呼应，全书整体不隔断，让人耳目一新。  在散文方面，武华的散文追求人性与佛理的合一，表现了一种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意蕴和淡泊随和、坦荡从容的美学境界心境。杨林勃的散文清新自然、朴实厚重，既有自然万物之灵气，又有历史人生之内涵，用多样的笔墨，写出了多彩的自然和多情的心语。张丽钧的散文别具一格、别有洞天，通过凝视而进行透视，通过点染而实现铺排，在方寸之间可见旷远的精神架构，在精挑细选的一词一句之内得现高贵的人文情怀。韩进勇的《故乡冷暖》以朴实的近乎白描的笔墨再现了淳朴温馨的农家生活和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表现了实实在在的赤子情怀和“地地道道的血脉乡音”，有着水粉画般的灵韵和诗意般的氛围，令人痴迷和陶醉。 在报告文学方面，宋之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新闻剪辑方式，夹叙夹议，以“好人证”“厨子”为交叉中心，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完美的篇章，语言幽默，行文流畅，好似一篇寓意深刻的散文诗。由于其结构方法的灵活多样、富有张力，一改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所以它成为报告文学的走向成熟的标志。  王立新的《曹妃甸》善于将历史与现今紧密联系，找出历史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把历史与现今互相融通；善于将历史真实、哲学思索融入生动的描述和透辟的议论之中，因而使得这部作品文采焕然、警策动人。（待续） 推荐阅读： 杨立元 ‖ “一年四季黄台下，只钓清欢不钓愁”——读霍志国兄《过往黄台》 杨立元 ‖ 一部难忘乡愁的真情之作——读韩进勇的《老槐树下的故乡》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作品获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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