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推动者为什么往往产生在民间！

周光召曾经对中国科学这样评价： “中国科学之所以缺乏原始性创新，与缺乏哲学思维有关……在中国本土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一定是地处边远山区、一个在自由自在地做深入研究的民间科技工作者。在主流科学家不赞成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不断用科学方法加以验证，……而且要准备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或者是受到各种批评。”

很多人可能会问，主流的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有大把的经费，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为什么推动科学革命的人往往不是他们？

答案很简单，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仍在，而且永远不会变。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律不是什么可观察的东西，而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要正确地认识它，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的思辨。

很多人不了解哲学是如何帮助我们来认识自然的？其实，它根源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人和万物一样，不仅由同一种物质组成，也由同一个原理支配，因此，人存在与发展的原理就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原理，认识了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原理，也就认识了大自然最普遍的规律。

显然，哲学方法本质上就是系统方法，它根据万物在运动原理上的统一性，通过系统间的类比来认识万物。有了这种方法论，我们就可以从宏观系统来认识微观系统，从可观察的系统现象来认识不可观察的系统现象，进而得到对自然更本质的认识。

可哲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苦难。比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习环境非常恶劣，却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两院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那样苦……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

主流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优越，这样的环境是很难产生真正的思想的。反倒是民间科学家，往往是一面打工，一面进行科学研究，环境的艰难非常人能够想像，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下，真正的思想才更容易产生。如果再同时掌握了西方最前沿的知识，思想和知识相结合，才更容易推动科学革命。

科学研究是一项单调的工作，需要顽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的追求才能够实现突破。主流的科学家的考核体系束缚了他们，使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名利场上，写迎合现有科学标准的论文，以求升官与发财。最典型的就是现有的科学研究的主流主要是对物质基本结构的探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够获得名利，这就使他们忽视了对自然之理的探索，要知道真正的自然规律不是东西，而是一个理，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很难突破现有的科学体系。而民间科学家不会去迎合现有的考核体系，而会把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

创新是对传统的突破，主流的科学家的利益都绑定在现有的科学成果之上，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想让决定自己利益的科学体系倒塌，甚至要强力维护，又怎么去创新呢？比如，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一旦对它的研究突破，极有可能推动科学革命。可主流的科学家却对这种研究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污为伪科学进行打击。民间科学家不受任何限制，他们的动力来源于兴趣，可以海马行空，在思维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翱翔，这更容易实现创新。

况且，新的科学体系的建立需要的是思想，只要建立了更接近自然事实的前提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科学体系就会建立。它并不需要精密仪器，也不需要高精尖的实验。比如爱因斯坦，就是在纯思辨当中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推动了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有一百年的周期性，上一次科学革命出现在一百多年前，它以爱因斯坦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为代表。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新一轮的科学革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的牛顿或爱因斯坦已经建立了全新的科学体系，力图推动新一轮的科学革命，使中国科学后来居上。

科学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上的自恰，二个是科学实验对理论推论的验证。理论上的自恰民间科学家可以做到，但要把论文发表出去，并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却是难于上青天。当年如果不是普朗克慧眼识珠，力主把当时看起来“不着调”的爱因斯坦的论发表出去，科学革命是不会产生的。

如果想要跨越这一步也并不是不可以，那就是需要科学实验对理论推论的证明，而这需要严苛的实验条件和资金支持。比如，用确定性的科学实验重复特异功能现象。

不过，对于民间科学家来说，这都是难上加难的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中国迫切需要一场科学革命，但能够推动科学革命的人却在民间，而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却不允许这样的人出头。说句实话，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让民间科学家同台竞争，说不定科学革命早就在中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