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历史播迁还是今天的传承和传播，华语都在走着一条与一些西方语言不同的道路。华语传承是历史上华语播迁的继续，也体现着重视母语的中华传统，但在世界范围内华语传播兴起的时候却又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难。 关键词：华语传播和传承 现状 困难 华语分布在世界许多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成为国际语言。近年来关注华语传播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发表了一批关于华语传播的报告或相关资料。已经出版6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华语传播的内容作为专题出现了四次，可见它在中国有关方面所受重视的程度。语言传播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和其他语言相比，华语的传播却表现出了自身的明显特点。 一 华语的自然传播 1.1 关于语言传播 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在涉及语言传播的时候会使用不同的术语，例如语言扩张、语言推广、语言扩散、语言播迁、语言传播等等。这些不同的术语中，语言扩张是贬义词，指语言侵略行为；语言推广似乎带有官方色彩，有强制的感觉，有人很排斥这个概念；语言扩散和语言播迁是中性术语，但其适用的范围略显狭窄，例如前者不能包括自然的“语言传承”，后者则无法涵盖语言传播中“人为”的一面。我们倾向于使用“语言传播”这个术语（郭熙，1999、2004）。近年来这个术语在中国语言学界使用得多了起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大量使用的就是“语言传播”。对这个术语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新闻传播学界用它指媒体通过语言开展的信息传播活动。一般说来，“语言传播”的这两个所指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们后面的讨论或许可以看到，二者是会互相影响的。 1.2 语言传播的两种类型 在我们看来，语言传播可以分为自然传播和有意识的传播（郭熙，1999、2004）。所谓自然传播是指客观条件造成的语言播迁现象，尽管它的传播并非是纯粹自然的；语言播迁现象比较容易理解，对于迁徙者而言，人走到哪里，自己的语言也会伴随而至；至于迁徙者的后代则情况各异，有保持自己母语的，也有使用所在地语言的，其中的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例如，不同的语言接触就可能导致语言的迁移。有意识的语言传播则是国家、政府、集团或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对某种语言使用范围进行人为扩大的行为或活动，体现为某种语言语主的主导下扩大自己语言使用范围的种种努力。在不少情况下，这种努力体现了传播者的意志，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渗透目标。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上述两种传播类型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例如，为什么语言传播会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的传播？对于前者，为什么到了新的地方，人们为什么还会坚守自己的语言？世界上总有人口迁徙，为什么有的语言随着迁徙而得到延续，有的则逐渐或者很快地萎缩或消亡？就后者而论，人们为什么乐于传播自己的语言？而且会有种种不同的借口？如何才能更快地传播自己的语言？ 1.3 华语的自然传播 华语传播也有自然传播和有意传播两个方面，但自然传播并非是真的“自然”，有多种原因和方式。 1.3.1自然传播的原因 华语的自然传播或者播迁有多种形式。这跟迁徙模式有关。我们把语言播迁看作是语言传播的一种自然现象，这是从语言播迁伴随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说的。事实上，迁徙未必是自然的，其中更多的是迫于种种现实因素，例如为生计而卖苦力，自然灾害，民族驱赶，追寻新的生活环境，等等。进入语言传承阶段，语言播迁更可能不是纯自然的，可能有来自族群的压力，也具有一定的被迫性。例如新加坡一些英语家庭的华人不愿学习使用母语，但迫于政府的压力，也只好学习。 另一方面，不同原因形成的迁徙，导致了语言不同形式的社会存在方式，进而也影响到各社会的语言状态和社区语言的播迁和发展。 本世纪以前，华语的传播基本上是华人迁徙或移民带来的自然传播。早期移民多以聚居的方式生活在新的环境中，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容易得到保留和传承。因此，今天海外各种各样的华人社会，各以自己原来的方言或华语作为交际工具，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例如，西马来从北向南语言使用各异，槟城说“福建话”，怡宝和吉隆坡说广东话，而马六甲和新山说华语；印尼巴淡说华语，棉兰说潮州话，西加里曼丹的坤甸说潮州话，山口洋和邦加则说客家话。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华人移民的后裔，在聚集的状态下，自然习得了父辈的语言。进入学校教育阶段后，如果当地的教育不采用其母语的话，除非特别的坚持，否则就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语言使用——逐步放弃母语的使用，而采用当地通行的语言。 1.3.2中国移民特点对华语传播方式的影响 中国移民群体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到语言的使用。传统的移民多为劳工，多无教育背景，家庭语言背景是各种各样的方言，其中主要是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三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他们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中多使用普通话，在不少地方也形成了所谓的普通话言语社区。近年来出现的大批商务移民则又带来了新的语言景观：主体方言由传统的闽粤客三种转为其他方言，其中尤其以浙江温州方言为多，这显然与近年来浙江温州人大量聚集性外出有关。笔者曾对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移民情况进行过实地考察，在这些地方，温州移民或侨民已经是当地华人社会的主体，温州话也已经成了当地华人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华人社区甚至可以看作是温州一些地方的整体搬迁。在这里，华语使用者中有的很少跟当地人接触，甚至不会使用当地的语言，历史上华人移民的一些现象似乎正在重演。这种情况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存在。笔者在美国的调查中也遇到过。 所以说，居住方式对语言维系的作用很大。这一点在以往的讨论中关注不多。事实上，华人传统的居住方式给华语的保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各地华人原来的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缺乏语言习得的机会，而年轻一代使用华语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这些都给华语的传承带来了新的压力。我们相信最经济、最有效的保护语言的方法是让下一代自然习得自己的母语，包括方言，因为它是最容易习得的语言，它也负载着我们的文化。 1.3.3不同时期和类型中国移民的语言态度 不同的语言态度也影响到语言的传承和维护。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移民对母语的语言态度不同。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不少关于海外华人热爱祖籍国的报道。这种情况在不同代级的人群中并不一样。第一代移民对故土的眷恋意识相当强烈，但从第二代开始就会发生变化。各地的调查都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国内的进城务工人员也与此类似。的确，一般来说，第一代乃至第二代的移民对祖籍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大多非常关注下一代的母语教育问题。在移民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认同还会持续更多的辈代，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当然，其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同样是华人聚集的社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就不同，而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又不同。我们都知道，认同会影响到母语的传承。这样，似乎出现了一个循环：语言传承教育是为了实现认同的目标，而掌握母语又要有认同作为强烈的动机。 吴英成（2010）按照西方学者对英语研究的成果把华语分为三个圈。目前形成的海外华语圈被看作中圈。从中圈形成的角度看，无论是美国西部的华语区，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区等等，都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的血泪史形成的，几乎没有例外。这跟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两次移民潮都不一样。 或许正是这种受屈辱的历史在起作用，华人的自护意识非常强烈，在文化传统的继承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体现有所不同，在马来西亚保持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而在新加坡，也在把华语作为华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语言文化传承教育。在北美和欧洲，则表现为各种周末班的语言教育。 1.3.4华语自然传播的局限与障碍 华语在自然传播中，既有局限性，也会碰到障碍，这里的障碍指人们为了克服自然传播的局限性而进行种种努力中所遇到的阻力。 华语自然传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方言流行，历史上的华人来自各地，各操自己的方言，这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方言群体；（2）华语的使用范围受限，华语通常只在华人社会内部使用，离开华人社区，就必须使用当地主流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一些强势语言的社会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3）远离祖语，由于以往社会的封闭性，历史上的华人移民移出后就无法从祖语的大树中获取营养，语言使用上逐步偏离祖语，形成所谓的新方言；（4）在与主流语言的接触中受当地主流语言的影响，逐步出现语码夹杂、语码混合甚至语码转换等等。这些对华语的传播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克服或解决上述问题，各地的华人社会通常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一般所说的“母语维护”，例如进行语言传承教育，强调文化的根的作用，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自然的干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多个方面。例如，政府、当地其他民族、下一代的抵制等等。尤其是当下一代无法自然习得母语而被迫学习的情况下，遇到的阻力更为强烈。这种情况下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应该是“人为的语言传播”了。 语言维护意味着一种语言在语言接触或使用中处于弱势。维护也是传播，而且是更重要、更有效的传播。目前一个总的情况是，有关当局重视在“外圈”的传播，忽视了对传承的维护。这可以从政府资金扶持的力度看出来。 1.3.5华语传播与英语传播 英语传播和华语传播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例如，早期都是通过人口迁徙形成的语言播迁，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些英语使用者从一开始就有种族的优越感。如澳大利亚的英国占领者，早期屠杀土著，后来又排斥其他移民，尤其是华人。联邦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Parton）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才做了调整。而这一调整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白绢，2012）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英语传播总体上是人为传播的结果。他们有隐性的传播战略，辅之以强势语言的地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华语则不相同，华语传播一直是一种非排他性传播，即使是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华人仍然以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语言，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为目标。当时在南洋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胡愈之等人，上个世纪早期就提倡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华人在菲律宾的华文教学中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菲律宾公民。（菲律宾华文教育年鉴，2009） 二 当前华语传播的 特点 近年来，华语传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所谓“汉语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2.1 参与的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推动者广泛；（2）学习者广泛。 2.1.1 推动者的广泛性 当前华语传播的推动者的广泛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推动者中，有官方的政府部门或组织，也有民间的社团或机构；有规模庞大的正规名牌大学，也有普通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甚至是家庭补习班；有中国大陆作为大本营支持的志愿者，也有海峡对岸方方面面的投入和帮助。从政府方面看，有祖语国政府，也有非祖语国政府；有华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政府，也有华语为非官方语言的国家政府。就连一向并不十分重视华语海外教学的香港也挂起了孔子学院的牌子，开始汉语国际教育的硕士培养，甚至跟外国联手，例如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跟新加坡华文教学研究中心合作，把学校办到了海外。人们熟知的孔子学院，在华语传播上更是不遗余力。据孔子学院总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0月，已在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设在91国（地区）共322所，其中，亚洲30国（地区）81所，非洲16国21所，欧洲31国105所，美洲12国103所，大洋洲2国1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缅甸、马里、巴哈马、突尼斯、坦桑尼亚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11国31个，非洲5国5个，欧洲10国82个，美洲6国240个，大洋洲2国11个。（http://www./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而《新京报》的最新的报道说，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5/14792954_0.shtml）目前真可谓千军万马进军华语传播战场，人们都希望在这个大好时机抢占滩头，分得一杯羹。 2.1.2学习者的广泛性 华语学习者越来越多。这里说的学习者，既包括华侨，也包括外国人（含华人）或外族人的华语学习。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这个群体基本是属于第二语言学习；（2）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语或母语学习，其中有第一语言学习，也有第二语言学习；（3）外国人的外语学习，一般来说是第二语言学习。 上述学习群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华语教学多为目标语环境下的民族语言教学或外国语言教学，目前的情况则比较复杂，除了上面说的情况外，增加了以下几种类型：（1）非目标语或目标环境下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2）非目标语环境中本民族语（母语或祖语）学习；（3）非目标语环境下的非民族语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教学还是学习的困难都增加了不少。可以预见的一个情况是，这种语言学习正在向低龄化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师资培养模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化了。 2.2 手段的多样性 华语传播的手段正在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的情况是既有传统的学校教学，也有广播电视传播手段，更有新媒体的助力，平板电脑、手机、电子书籍等等十八般武器纷纷登场。人们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这些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传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媒介对语言传播有重要影响。早期的语言传播一般认为是通过农业活动进行的。文字的产生发展了新的语言传播的方式，使单一的口耳相传发展成跨越空间、跨越时间的大范围的传播。但是，文字衍生的语言传播只能体现在书面形式上。 广播、电视的出现培育了另一种传播，即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声音传到另外的地方去。有趣的是，它们虽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但因为是以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所以也在客观上传播了语言。如果说，10多年前一个华语词汇从世界的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地方需要许多时日的话，今天一个新词语的扩散只在分秒之间。我们今天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媒体语言传播则把二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语言传播的同时，人们也传递了大量的中华文化信息。 手段多样还体现在教学模式上。新的条件下对象的广泛性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教学性质出现了多样，因此导致了教学模式的多样性（郭熙，2004）。 2.3 动机的复杂性 现在有许多人都声称在传播华语，但动机各异。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文化的，也有爱好的，有群体利益的驱使，也有个人利益的角逐。 在群体利益方面，主要表现在母语的传承和维护方面，这方面的相关机构如海外一些公益性的中文学校、各地华社、家长和一些地方的政府。他们的目标是为了社会或社群的整体利益，例如，试图通过语言的传承维系民族的向心力。这中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信息情报等的考虑，例如美国就把汉语列为战略语言。 在个体利益方面，主要表现为推动者对经济利益的获取和学习者本人对语言目标的追求。在这一目标下，尽管他们追逐的是个人利益，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华语的传播，促进了华语的传承和维护。 当然，也还有不少是双重动机兼具的。因为如果没有经费的获取，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没有经济实力来展开华语传承和维护工作。 2.4 华语传播发展的不平衡性 华语传播事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平衡现象。 2.4.1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发展不平衡 尽管语言传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主体仍然是教学。语言规划理论认为，语言政策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因此，语言教育规划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英格拉姆（1989）从原因、内容、制约因素和规划主体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认为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和内容受到社会、教育资源、经济、人口、国际环境等的影响，这些主要是动机的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目的、时间分配、学习模式、师资、评估方式、课程设计、教材编写、水平测试等等。 我们探讨过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差异（郭熙，2012），这些差异主要是从学习对象和学习目标两个角度考虑的。华语教学面临着双重任务，即，既有语言传承维护的任务，也有向其他人群辐射扩散的任务。不过，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的对象各自所占的比例尚无具体数据，一般认为是7：3。这两支队伍近年来都有很大发展，但是，汉语教学的发展相当迅速。一是来中国学汉语的外国人不断增加，二是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给汉语教学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汉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以成人为对象的目标语环境下的习得和教学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编写了大量的教材，探讨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汉语教学的发展。相比之下，华文教学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专门讨论。 2.4.2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这一点在华语传播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对待华语传播的态度、采取的传播方式以及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别，在发展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对这些不同的国家，应采用不同的传播模式，也应有不同的扶持力度。 三 华语传播的优势 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将给华语传播带来更多的机遇。机遇历来伴随着挑战。如何抓住机遇，面对挑战？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国际传播的路线又是什么？华语工作者的责任和任务是什么？ 3.1 华语传播的优势 3.1.1华侨华人重视母语教育 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正确理解华人重视母语教育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重视母语教育是华语在海外得以传承的根本力量。无论是早期的私塾，后来的政府学校，还是今天的各式各样的语言学习机构，都可以看到华人对母语教育的执着。这是华语传播的巨大的精神动力。 3.1.2华语使用人口众多 人口多少是影响语言使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使用华语的人口众多，人口的发展趋势会影响各群体竞相追逐政治势力。但人口远不是全部。 3.1.3华语地位不断提升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重视，华语也搭上这班顺风车占尽便宜。当然，优秀的历史文化受到推崇也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地位因素取决于多个方面，但根本在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族群的威望。威望的形成有多重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影响，但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经济显然起着重要作用。 3.2 华语传播中的困难和问题 人们在为华语传播高唱赞歌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看到华语传播中的困难和问题。 3.2.1语言竞争中处于劣势 华语传播在海外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状况。一方面，人们看到了华语带来新的新的机会，积极学习华语，同时，也听到一些另外的声音，认为是中国正在进行语言扩张。当今世界充满竞争，语言也不例外。大国霸权在语言竞争中也出尽了风头。学好英语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华语目前不具备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具备相当的条件。应该看到的是，华语的地位仍然不高，所谓的“华语热”远没有达到真热的程度，而且华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地位也不同。例如在新加坡和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可以体会到其间的差异。华语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我们已经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华语学习群体。一个是以认同和文化传承为目标的华语教学，一个是以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为目标的华语教学，后者通常称为汉语教学。前者更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后者则是指向个人利益，更多的是在经济物质层面。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华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如果没有各种后续措施，仅靠靠热情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单纯的母语教育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必须考虑把华文学习跟学习者的切身需求联系起来，把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和对他们在当地生存发展有用的技能教育结合起来。例如，可以考虑母语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开设出华文＋电脑、华文＋广告、华文＋会计、华文＋商贸等等课程。目前一些学校已经开设了商贸华语等，应该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遇到类似的挑战。以语言文化传承为目标的华语学习者基本上都是学龄阶段，他们对学习华语的意义不会像成人那样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中一些人或许更在意的是，这种母语教育剥夺了他们休息玩乐的时间。在海外，除了新加坡以外，华语教育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对于海外的学习者来说，除了学习母语外，还要学习当地语言；如果当地语言不是英语，还要学习第三种语言。无论如何，在当前华语还是一种弱势语言、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华语传播的困难可以想见。而且，长期以来，受所谓“华语难学”“汉字难学”的影响，不少学习者对华语学习有很大的压力乃至恐惧感。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激励他们。目前人们想到的是利用趣味教学、现代技术、网络技术等等。然而，这些变量都很难控制，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兴趣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 3.2.2 华语地域化 华语有各种地域变体，这是华语传播中又一个难点。人口变迁必然带来社会变迁，进而也引起语言变异等等。汉语本来就方言分歧严重，使用不同方言的人移居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与不同的语言接触，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域变体。语言变异呈现出双向性。一方面，它表现出各地的一些特征，同时，又有一种涌动的暗流，推动者核心区语言的变化。华语在传播的历史中经历着这样的变异和发展，使语言传承者产生一种“无矩可循”的感觉。理想的语言传播者希望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把各地的华语统一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困难。以往的华语传播中，语言学习者多是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例如外国人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学习，或者是国外的华人在自己语言社区的母语学校学习。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来中国学习外，人们还在自己的国家学习华语，其交际对象也主要是使用当地华语的人。 3.2.3 部分汉字书写、读音和文体不一致 有人把繁简两套汉字看作是影响华语传播的一个因素。的确，汉字本身就非常复杂，又有繁简两套。这给汉字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随着电脑科技技术的发展，目前繁简字主要是认读问题。而且在学习华语的两个群体中，汉字的“难度”并不一致。事实上，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是两岸部分汉字读音规范有差异，它带来的麻烦并不少。这些过去已经有不少讨论（郭熙，2007）。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忽视了。各地华语在语言风格上，尤其是文体上的差异也给华语传播带来一些困难。例如，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行文（主要是公文或应用文）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一个地区学习的人在另一个地区可能并不适应。 3.2.4华语传播研究不够 一是缺乏战略研究。我们更缺乏战略布局。孔子学院的做法似乎像是战略，但未必是成功的战略，因此招致了各种非议。英语的传播有自己的战略。它的战略都是无声的，潜在的，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大造声势。目前围绕华语和华语传播展开的研究目前多属于战术的研究。华语传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需要整个华人社会和热爱华语的人共同努力，需要宽容，不要追求完美。在实践中学，在研究中建设。 二是各地华语的研究不够。这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任务。《全球华语词典》应该说是各地华语词汇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目前针对《全球华语词典》出现了一些批评，这很好。有的问题很难说谁对谁非，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有助于今后的改进。我们应该欢迎。《全球华语词典》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传播华语，同时也致力于服务华语传播。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继续，《全球华语大词典》正在筹备中，而“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也已经列入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该项工作也已经展开。这还远远不够。世界性的华语研究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三是对华裔语言习得规律不够，也缺乏教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我们没有对华裔学生采用相应的语言能力评估方式，我们也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估华文教学的机制。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我们也缺乏系统的研究。目前围绕非华人外国人的华语教学展开的研究很多，但仍然没有解决好所谓“三教问题”，华文教学上则更弱。对新媒体传播功能的开发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探索，但尚未看到突破性的进展。 除此以外，我们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一方面是华语传播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培训大量重复，教材堆积成山，标志性的却很少。华语传播成了发财工具，恶性竞争使得市场白热化。 3.2.5华语传播渠道单一 教学是华语传播的主体，但不应该成为单一渠道。各种媒体应该担负起传播华语的重任。目前各种媒体也在进行华语传播，但多数只是把课堂搬到其他媒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优势或特点的很少见到。我们是否可以编创语言学习游戏，是否可以办一份拼音报纸，供那些关心中华文化但文字阅读能力还不够的华文学习者阅读？ 各地华文教学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办有各种教学协会、论坛、学术会议等，这点很好，但我们还缺乏整个华语传播的协调机构或组织。各种教育机构，加上各地的华文媒体、出版商、信息商等，应联手探讨，多渠道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到维护与辐射互补、高校和中小学互补、各地互补、各行互补，等等。 四 结语 华语传播无论于世界还是于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业。华语传播是一种非排他性传播，它的目标是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它应该成为和平传播、维护自己民族语言的范例。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共存共赢。认识华语传播性质和不同时期的特点，分析华语传播的优势和困难，是华语传播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的道路不会平坦。让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白 娟（2012）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菲律宾华文教育综合年鉴（2009）菲律宾华教中心出版部。 郭 熙（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 熙（2004）《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郭 熙（2007）《华文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 熙（2012）《华语研究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2010）《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英成（2003）《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载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泛太平洋私人出版有限公司。 吴英成（2010）《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6-2011《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 [1] 本研究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10JZD0043)、国务院侨办研究项目“传承与认同--新形势下海外华文教育策略研究”（批准号：GQBY2011021）联合资助。本文相关内容曾分别在马来亚大学举办的华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5月26-27日，吉隆坡）和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2012年9月3-4日）上进行演讲。  郭 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现代汉语、海外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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