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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土耳其现代文学、乃至土耳其文学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的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这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大文豪是土耳其文学界的骄傲，而他在作品中深刻探讨的许多问题有力地折射出当代土耳其和它的人民面对传统、西方、现代化等种种事物的反思。他的书中既流淌着东方的古老和神秘主义气息，也运用着西方精巧的构思、写作手法和现代哲学思想。正是由于他深刻的文学成就，他的名字常常与卡夫卡（Franz Kafka）、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等一代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 奥尔罕·帕慕克其人
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6月7日出生在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İstanbul Teknik Üniversitesi）学习了3年建筑学，之后前往伊斯坦布尔大学（İstanbul Üniversitesi）学习新闻传播，1974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帕慕克的第一部作品《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孩子们》（Cevdet Bey ve Oğulları）于1982年出版，他也因此获得了1983年的奥尔罕·凯末尔小说奖（Orhan Kemal Novel Prize）。历史小说《白色城堡》（Beyaz Kale）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也奠定了帕慕克的国际名声。帕慕克的里程碑式作品《黑书》（Kara Kitap）1990年出版当年即成为土耳其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小说《新人生》（Yeni Hayat）从1995年起便成为了土耳其书店中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也再次让帕慕克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与他的另一部宏大作品《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ım Kırmızı）及《黑书》一起并称为帕慕克的“三大核心作品”。 总体上，帕慕克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了西方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冲突带来的迷茫和身份缺失感，通常营造出了一种不安的、动荡的氛围，情节复杂、有趣，人物特点生动而具有深度。今天，帕慕克常被世界文坛看作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也自认为他的小说具有存在主义色彩，接近于加缪（Albert Camus）式的存在主义。
● 来源：维基百科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历史和当下的结合体。美国学者约翰·弗莱利（John Freely）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是“激动人心的”和“经久不息的”，他曾说： “这座城市经历了数不尽的包围、洗劫、征服、内战、起义、火灾、地震和重建。它在无数次的名称、人口、宗教和政治变动中仍然留下了它的历史记忆。它曾被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突厥人统治，这之后是欧洲列强的到来。同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里生活着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 帕慕克在BBC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如果你将一座城市视作主角，那么书中的人物则是观察这座城市的工具，而不是用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人物的心理，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那样，是可以通过这座城市推断出来的。你拥有这些在城市中四处移动的观察视角，通过对他们的想象终能获得这座城市准确的图景。所以，我们不可能将人物和城市分离，反之亦然。还有一点就是，在每座城市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城市中，地铁的声音具有自己的特性，它便能够被你的心灵记住。每当你在一部电影里面听到这个声音时，刹那间，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就会被唤醒。在伊斯坦布尔，标志性的声音则是轮船“呜呜”的汽笛声，“哧哧”的烟囱声，夹杂着海鸥鸣叫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涛声和老式小船的“噗吐噗吐”声。如果我在世界的另一端闭上眼睛，当你在我面前播放这些声音时，伊斯坦布尔便会突然在我脑海中出现。”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ıralar ve Şehir）中，帕慕克描绘了“住在城市某地的另一个自己“，即他的童年所看到的景象。从正面来讲，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多彩之城。但它也有自己的晦暗一面，帕慕克指出：“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成为了土耳其人心中的创伤，逼迫着土耳其变得孤立、孤独。土耳其人最终形成了某种……对奥斯曼帝国终结之感伤（Hüzün of end‐of‐empire）的集体认同和自豪。” 在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这一主题与其作为土耳其第一大城市的大都会身份相契合。流动的城市生活，伴着从经历历史风霜的清真寺里传来的萦绕天际的宣礼声，和安静矗立的宣礼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对身份的探索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写道，土耳其是当今世界“无所适从的国家”之一。土耳其本身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之地，突厥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巴尔干文化一起组成了土耳其的传统文化。在凯末尔领导的革命后，土耳其确立了亲西方的世俗主义政体，又导致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土耳其文化传统的伊斯兰教元素被打压。但土耳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西方国家”，而是走向了自身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土耳其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一员，还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角色，抑或是突厥语族国家的领头羊？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地跨两洲的城市，土耳其是一个地跨两洲的国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欧亚大桥则是连接欧亚的通道。帕慕克将这座桥视为对自身的一个比喻，因为他和这座桥一样，不属于任何地方，但都立足于欧亚两个大陆上。帕慕克说，作为一名作家，他希望他的作品被看作一座桥：“这座桥不属于任何大陆，不属于任何文明，但这座桥作为旁观者，拥有观察不同文明的独特视角。”
● 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欧亚大桥（来源：Fine Art America） 帕慕克时常在他的小说中引用《古兰经》的话语，这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2:115）这句话贯穿了他的巨著《我的名字叫红》的全文。然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兰教是具有自主精神的，这与东方伊斯兰世界中宗教和政治、规章等相紧密捆绑的情形不同。学者海威尔·威廉姆斯（Hywel Williams）认为，在帕慕克的叙述中，土耳其式生活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种统一的精神，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是“对于一种超然统一的理解（a transcending unity of understanding）”。 帕慕克许多作品中破碎的、非线性的土耳其世界（Turkish World）是一个当下的世界，其中有一群杰出的人在不断现代化的土耳其中苦苦找寻自己的身份，但没有人成为或找到真正的那个自己。正如《黑书》里主人公卡里普（Galip）所言，“我既是自己，也是一个他者。” 在当今世界文坛中，帕慕克是那个对土耳其飞速变化的本国文化提出拷问和深刻反省的人。他用既忧郁又辛辣的笔法，融合了想象和现实，勾勒出了这一个横跨欧亚且连接东西的、富有激情而又令人敬畏的国度。 后现代主义在帕慕克所写的土耳其里，塑料袋（代表现代社会）和宣礼塔（象征着传统）这两个物品多次出现。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描绘土耳其大城市的城区现代化生活时写道： “人们听着雷鬼乐，看着西部片，中午吃麦当劳，晚上吃本地菜，喷着法国香水，穿着复古风格的衣服……电子游戏则成为了知识。艺术通过变得媚俗来迎合大众艺术品位上的迷茫。艺术家、画廊所有者、评论家和公众一齐沉湎于这一切……” 利奥塔将这种情况称为“后现代状态”。 帕慕克自身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在1980-1990年代，后现代社会将焦点投射到集体认同上：民族、国家、部族、性别、阶级、文化和文明。这样一来，帕慕克的“深切关注对象”从“物”变为了“意义”：探索现代土耳其都市社会及其景象、声音和民众的“意义”——比如重复描写狗的吠叫、雪、对东西方身份的迷茫和犯罪行为，这些都是帕慕克小说的重要意向，它们用以探索真理、尤其是文化上的真理的构建方式，其中的一个核心在于集体中“自我”的构建伴随着集体中“他人”的构建。例如，《新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压迫和真理的构建，而建构主义学者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将真理视为被建构的意义。 写在最后在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会的颁奖词如是写道：“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新的象征。”帕慕克是两脚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作家，一边是清真寺、宣礼塔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另一边是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现代化的未来。这一切在他的故乡、也是他灵魂的居所——伊斯坦布尔结合。帕慕克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更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地跨两洲之城永远的孩子。 编译：唐飞戈 本文整理自Turkish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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