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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19世纪文学的式微，当今的小说写作渐成碎片化的书写。帕慕克显然是这“碎片”的迷恋者。在这本涵盖了生活、艺术、素描与旅行的随笔集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地震的恐慌、父亲的手提箱、女儿如梦的童年琐事，还是游走在城市的断想、书与人的命运，所有碎片如镜像一般，交错杂陈，暗暗指向的却是帕慕克写作的根本——伊斯坦布尔。 如果说，巴尔扎克穷其一生意欲完成的是一部建立在巴黎与外省地理坐标上的《人间喜剧》，那么伊斯坦布尔则是帕慕克的文学起点与归宿。而于其间发生的平凡生活碎片则是这城的外在映像。帕慕克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困惑”融入记忆与文字，以记忆再造这城，在现实的荒芜中拼接出曾经的辉煌。 土耳其居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身份的认同是人们集体的焦虑。欧洲虽是一种希望，代表着无尽可能的未来，却又是一片“异土”，于是有了那份浓浓的无法排遣的呼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将前往何处。”无论帕慕克游历到世界何方，土耳其那浓郁的呼愁，仍是作家不可割舍的灵魂所在。他见到了作为异乡客的无所适从，没有自我的灵魂，在充满希冀的新大陆上挣扎求存，局外人的命运如影随形。 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帕慕克回眸一望，望见的是民族生存的困局：西方文明来势汹汹，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国族的大我已成齑粉，个体的小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帕慕克一次次回到故土，在文字中一次次描摹自己精神的原乡。文学于此，不仅仅是叙事言志，文以载道方是其存在的根本。 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时，帕慕克说，“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这固然是对陀氏文学根基的评论，亦是帕慕克的“夫子自道”。 一如纳博科夫，在美国文化面前，故国已成记忆中的失乐园，曾经的家国终不免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放弃了母语的书写，“无根的焦虑”从此贯穿了作家的余年。脱离了精神原乡的书写，如悬置于空中的楼阁，没有根基；失去了文字生存的土壤，文学也便失却了本初的意义。在加缪、略萨的作品中，帕慕克看到了自身的影子：边缘是历史赋予的身份，他无意摆脱。而正是这种边缘客的位置，使得作家得以看清存在的意义。在西方文明的大举侵蚀之前，他始终保持着某种疏离，不试图介入，也不盲目追随，只远远观望对岸的喧嚣，仿佛清醒的“异乡客”。 在面对“为谁而写作”的问题时，帕慕克坦言，他为土耳其写作。“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城市赋予他书写的本能，一切源于对这城、这家国的眷恋。本报综合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别样的色彩》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宗笑飞 林边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责编：Z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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