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者按 2022年12月6日上午10时，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举国默哀。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凝结着江泽民同志的心血和奋斗。连日来，汽车行业充满悲痛之情，以各种方式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很多人的思绪回到当年江泽民同志关心汽车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 上汽大众（2015年12月7日前名为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至今难忘江泽民对上海大众的关心和扶持。据他回忆，江泽民在离开工作了8年的一汽后，仍一直牵挂着中国汽车工业。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到上海后，他考察了中德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感到上海大众建设困难很大，遂请时任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推荐总经理人选，王荣钧随后上任。 彼时，江泽民表示，一定要搞好上海大众，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它搞好。在他推动下，桑塔纳国产化被上海市政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连续颁布多项措施。他还提出桑塔纳国产化零部件配套要打“中华牌”，面向全国，面向中华。 1987年10月，江泽民对来访的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Dr.Carl H.Hahn）说，我全力支持上海大众，相信德国大众也会全力支持。我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有热线联系，他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都会帮助解决。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8月首次回上海，专门听取上海大众等企业的汇报，支持上海大众下一步扩大产能发展。此后，他经常打电话询问上海大众的情况。每次参观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他都要到上海大众展台，询问当前什么情况、产量如何、产品怎样、有什么问题等。 江泽民十分关心汽车人才。主政上海时，他提出上海汽车工业发展需要一大批人才。他对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怀有深厚的情感，1987年，饶斌在上海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前往医院看望，嘱咐医院尽全力医治，并一直关怀到最后。 1989年3月，他到上海大众考察时，专门到上海汽车厂，看望一名他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期间同住一个宿舍的老工人…… 2022年12月3日，王荣钧接受帮宁工作室电话采访，满怀敬意与深情，讲述了这些亲历往事，由衷感念江泽民对上海大众的支持和贡献。 王荣钧于1932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解放初期在南京市做青年团工作。1954年，北上长春支援一汽建设，时年22岁，从此开始汽车生涯。1969年，他到十堰参加二汽（即后来的东风公司）建设。此后14年，他见证并参与了二汽建设的艰难岁月。1983年，王荣钧调任机械工业部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3年后调任上海大众总经理，1996年离休。 ▍首次接触德国大众 我跟江泽民同志相识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1956年5月，他从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回国后，在一汽动力处历任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务。 那时，我在一汽党委宣传部工作，江泽民经常到宣传部来找我，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他很关心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如巴拿马运河事件、国内的大游行等。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清晰、知识渊博、待人坦诚、平易近人。  1959年9月，我被调回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江泽民同志的爱人王冶坪也从人事处调到党委办公室，我们的工作关系比较密切。 王冶坪负责誊写我们起草的文稿，她的字迹工整清晰。此外，报告中要引用很多数据，这些数据都由她到计划处或者生产处收集。她为人正派，工作勤勤恳恳。  当时我爱人陈现在一汽党委组织部工作，党委机关的几个女同志关系很要好，有时约在一起照相。相机是江泽民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台卓尔基135相机。我常给她们拍照，上面这张照片是1961年8月王冶坪和陈现的合影。 1962年，江泽民调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结束了8年的一汽岁月。王冶坪也离开一汽到上海工作。直到1985年，我们才重新取得联系。这期间，我只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但没有直接联系。 虽然离开了汽车行业，但江泽民一直牵挂着中国汽车工业。1978年11月，他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期间，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考察欧洲机械工业，代表团团长是周子健，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代表团秘书长就是江泽民。成员包括国家部委及地方机械工业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 蒋涛（1938年参加革命，2021年3月7日去世）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他是上海市机电工业局局长、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后来担任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董事长）。 他们访问了欧洲6个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德国（西德）、法国和瑞士。这次考察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包括汽车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蒋涛后来这样回忆：“接触了多个国家的汽车企业，德国大众是惟一一个既愿意转让技术、又愿意提供资金的公司。我们都觉得德国大众提出的合作条件最好，再加上参观时看到德国大众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各种各样的轿车产品，大家认为德国大众可以作为合作伙伴来考虑。” 座谈会结束后，江泽民找到蒋涛说：“蒋涛同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回去后要抓紧落实。第一，要抓紧时间向国家计委有关部门汇报。第二，要抓紧时间向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请他们支持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们跟德国大众正式合作前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蒋涛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欢迎来上海工作”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到上海后，他先了解情况，在考察了中德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后，他觉得上海大众非常困难，急需加强领导。他找到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希望他推荐一个总经理人选，要求这个人懂现代汽车，最好在一汽或二汽这样的现代化大企业里工作过。 上海大众第一任总经理是张昌谋，解放前在美国留学。他干了一年多就提出辞职，说身体吃不消。张昌谋人不错，外语好，干劲足，但没组织过大企业，也没干过汽车，做得很辛苦。 陈祖涛推荐我担任上海大众总经理，另外还推荐二汽规划处处长兼副总工程师刘炎生，作为总工程师人选。1986年7月，我出差到机械工业部开会，住在苏州胡同（机械工业部招待所），这时我已经离开二汽，在机械工业部部属企业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担任局长。 （陈）祖涛同志打电话找我，要我去一趟中汽公司，说有事商量。见面后，他说，江泽民要我推荐一个上海大众总经理人选，我推荐了你，他说认识你，他正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你可以打电话到他北京的家里，跟他直接联系。 我就给江泽民打电话，我说，祖涛同志推荐我去上海大众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企业、我能不能干得了？江泽民说，我到上海时间不长，还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等我开完人代会回去后，你到上海来一趟，先了解一下情况。 1986年8月初，我和二汽的刘炎生到上海，江泽民在康办（康平路，原上海市委办公地点）接见了我们。他说，欢迎你们来上海工作，上海需要人才，上海的汽车工业需要一大批人才，不仅是你们几个，而是要几十个、几百个…… 我们决定去上海，但压力很大，很多老朋友也为我担心。二汽一位资深副总工程师和别人讲，老王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怎么能答应去上海大众呢，后面有苦头吃呢。 我去时任二汽厂长陈清泰家里去告别，他和他爱人对我说，你这是上刀山下火海，德国和中国的媒体都认为这是个失败的项目，你敢去啊？ 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担心。陈祖涛和李荫寰（中汽公司总工程师）给我壮胆，说，我们了解你、支持你，你能搞好，去吧。 当时上海大众缺乏翻译人才。被派驻到中国的德国专家，只有公司级经理能和我们用英语交流，下面的技术干部大都讲德语，而上海一时之间又找不到那么多德语翻译。上海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招聘德语翻译，有些人过去虽然学的是德语，但多年不从事德语翻译工作，业务已经荒疏了。 对于技术干部，先在上海招聘，再面向全国招聘。那时候，外地人才到上海，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户口，二是房子。上海户口非常紧俏，外地人进不来。房子同样紧张。 对这两个问题，江泽民指示上海市政府特事特办，特别是户口问题要特批。上海大众招聘引进的外地人才中，高层管理者的户口特批落到市区，普通技术人才也要特批才能落到安亭。 还有大学生问题。当时大学生不够用，各企业都在抢人才。国家给上海市有分配指标，上海市再分给我们一些。以1988年为例，上海市分给上海大众10名大学生，这算相当照顾上海大众了，有的企业连一个大学生也分不到。 按照当时的规定，企业接收大学生，要给所在大学交培养费，每人10万元。分配到上海大众的这些大学生经过几年锤炼后，大都成为上海汽车工业的栋梁。 最典型的是唐登杰，现任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他是当年这10名大学生中的一个，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工程机械专业毕业，1986年进入上海大众，最初在生产规划部工业工程科当技术更改员。唐登杰为人正派，敢讲真话，品质优秀。当年提拔他当工业工程科经理，是我和他谈的话、签的字。  ▍“卖了裤子也要把它搞好” 江泽民一直非常关心上海大众，我到上海大众后，他要我及时反映公司发展情况。上海市当时有三大企业，分别是上海宝钢（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金山石化和上海大众。江泽民到上海时，这几家公司都在建设中，他感觉上海市同时支撑这几家公司，财力、物力、人力压力太大，就提出将上海宝钢退回冶金部管理，将金山石化退回化工部管理。作为上海市市长，他就抓上海大众。 在一次上海市人代会上，他说，我们一定要搞好上海大众，把上海的汽车工业搞上去，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它搞好。 上海市政府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市政府连续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成立“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派了两位副市长参加领导小组，成员有上海市有关委办主任、局长，以此领导和协调桑塔纳的国产化问题。我也是其中成员。同时成立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负责日常国产化工作的组织、规划、协调服务等工作。 其次，召开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有上海市和国内相关部门、配套企业参加，协调零部件生产任务。 为了鼓励和支持企业接受国产化任务，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六条优惠政策。这六条政策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免税和贷款。对愿意给桑塔纳配套的企业，实行免税政策，同时优先给予贷款。 最后，面向全国配套，打“中华牌”。这是江泽民提出来的，即桑塔纳国产化零部件配套面向全国，面向中华。 也有人不明白，说：不是上海的桑塔纳吗？原来有个上海牌，怎么变成“中华牌”了？我们解释说，“中华牌”的意思是面向全国配套，依靠全国的力量来搞桑塔纳的国产化，而不是仅仅上海自己做。 “中华牌”怎么打？一是，面向当时技术最先进的一汽、二汽，以及给一汽和二汽配套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引进先进设备较多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二是，面向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军工企业。当时一汽和二汽还没有上轿车，而军工企业正想实现“军转民”，所以都愿意给我们提供配套服务。 然而，不管是六条政策，还是打“中华牌”，都不能立马见效，都需要时间。由于国产化进展缓慢，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我们到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常被批评国产化进展太慢。 1987年10月，时任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Dr.Carl H.Hahn）到访中国，上海市政府在北京昆仑饭店宴请哈恩博士，与汽车有关的部委领导应邀参加。 席间，江泽民说，上海市全力支持上海大众建设，相信德国大众也是大力支持的。我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有热线联系，他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帮助解决。 哈恩博士也站起来说，刚才听到江（泽民）市长对上海大众的支持，我很感动，现在我也宣布，我对王荣钧先生也要建立热线联系，不管我在哪个国家出差，甚至是在飞机上，只要王先生给我打电话，我都接，有问题我帮他解决。 在这之前，业界有很多关于上海大众国产化太慢的舆论。这次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表示要齐心协力支持上海大众搞上去。从那以后，关于上海大众的负面言论就少了。 ▍总书记第一次回上海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8月，他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回上海，专门听取上海宝钢、上海大众等几个企业的汇报。 我主要汇报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桑塔纳轿车在德国主要是私人使用，驾驶员就是主人，前排座位宽敞，后排一般都空着，有时坐坐小孩。而在中国，桑塔纳主要是给机关和企业领导使用的公务车，领导坐后排空间比较紧，伸不开腿。作出租车用时，也感到后排空间不足。  我们根据这些市场反馈意见，在德国大众帮助下，把桑塔纳车身加长，让后排座位变得宽松些。样车做出来后，我们带到江泽民开会的地方，请他试乘。朱镕基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和江泽民一起试乘和听汇报。 第二，上海大众已经达到10万辆产能，接下来，怎么进一步发展，实现15万辆甚至30万辆产能？我借这个机会向江泽民汇报，希望国家批准支持上海大众下一步发展。他说，好啊，你们给中央计划部门、给国务院打报告。  我给上海市主要领导朱镕基等同志汇报，积极争取提升产能立项。这时，台湾裕隆汽车公司派人来上海，想在上海汽车厂的基础上跟上海合作。德方知道后坚决反对，他们不希望在上海安亭多一个竞争对手。 我的想法和德方一致，提出把上海汽车厂合并到上海大众。上海汽车厂最高年产量只有7000多辆，我们打算把上海汽车厂改造成为上海大众的一个分厂，以此扩大产能。 上海市政府支持我们的意见，北京方面也支持。上海汽车厂合并进来后，我们重新购置设备，在原来厂房场地上建设上海大众汽车二厂。二厂建成后，上海大众产能增加到20多万辆。 上海大众第一步实现国产化，第二步提高产能，这两步走下来，产量提高，成本降低，价格下降。我主要参与了这两方面工作。 ▍一封“告状信” 1987年，朱镕基、陈祖涛两位领导受邀到美国考察，通用汽车向中国传递出合作意向。德国大众看到外媒报道后有些紧张，担心中国跟美国汽车制造商合作，上海大众竞争压力增大。 这其中还有一个背景。德国大众和中国谈合作时，按照规划，上海大众项目一期产能15万辆，再滚动发展到30万辆，形成规模经济。但因受中德两国当时经济形势影响，曾经德国方面甚至想放弃合作，表示没有能力，没有钱再投资。 中方（主要是饶斌）提出，双方合作不要停，虽然没有建设15万辆的资金，那就先做2万辆，以后再创造条件发展。同时，饶斌承诺，以后中国搞大项目时，汽车年产15万辆或者30万辆，合作伙伴首先是德国大众，在上海大众基础上发展。 德国人被说服，于是上海大众在艰难中起步。这次，德方认为，中国如果和美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那就表示没有兑现承诺。 德国大众总部打电话给上海大众两个德方经理，批评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任何信息？两个德方经理马上来找我，表示总部非常恼火，对他们很不满意，他们压力很大。   我说，这样吧，我给上海市领导写一封信，反映这个情况。我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江泽民市长和黄菊、李肇基两位副市长，把朱镕基、陈祖涛两位已出发去美国考察的事、饶斌同志过去的承诺，以及德国方面的反应等向三位市领导汇报，表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德双方合作。 这封信被转呈到国务院相关部委和中汽公司。我本意是给上海市领导反映情况，但被北京有关领导认为我是在告状，十分恼火，我受到很大压力。 江泽民得知上海大众德国经理受到压力、思想非常紧张时，专门抽时间接见这两位德国经理，告诉他们，上海会处理好这个问题，上海市政府肯定支持上海大众发展，让他们放心，并要他们向德国总部汇报。 ▍“对待他要比对待我更重视” 到北京工作后，江泽民不时来电话问上海大众的情况。每次参观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他都专门到上海大众展台，问现在什么情况、产量如何、产品怎样、还有什么问题等。 1993年3月，上海大众第三任总经理方宏坠楼事件发生后，他也非常关心，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方宏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他知道后，就让秘书贾廷安到一机部招待所接我去他办公室，谈上海大众近况。 江泽民对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有着深厚的感情。饶斌非常关心桑塔纳国产化进程。1987年7月，他专程来上海考察，帮助上海大众推进桑塔纳国产化，到上海大众和零部件厂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7月31日，我接到电话，江泽民请饶斌同志在衡山宾馆吃晚饭，邀请蒋涛和我参加。晚饭从6点吃到8点，席间，我们交换了对上海大众下一步发展的设想和实施办法。饭后，江泽民陪饶斌回房休息。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我接到电话，说饶（斌）部长病倒了。我和上汽副总经理叶平马上赶到衡山宾馆，一看他情况不好，就叫了120救护车，送到华东医院。经检查是中风，脑干部位出血，当时他还能清醒地说话。我问，饶部长，是否需要通知张矛同志（饶斌爱人）？他说，不要。 第二天，饶斌慢慢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住院期间，江泽民来看过他几次，还把医院院长请来说，饶斌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的病一定要尽全力治好，你们对待他，要比对待我更重视。 饶斌同志最终不幸去世。他为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和上海大众今后发展，不辞辛劳，冒着高温来到上海，一病不起，离开了大家。江泽民一直关怀到最后。 对一起共事过的老同志，江泽民都很有感情，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1989年3月，他到上海汽车厂，专门看望一位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时同住一个宿舍的工人，这位工人后来当上了技师。在苏联实习期间，江泽民交到很多朋友，大部分是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这种情谊维持到现在。
 2007年1月15日，江泽民已经卸任，他邀请曾在一汽工作过的老同志到钓鱼台叙旧，我和陈现也参加了那次聚会。大家见面非常开心，弹钢琴、唱歌、交谈、合影留念，尽情地回忆过去一起工作的日子。他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还是老样子嘛”，意思是我看起来没有变老。 江泽民对上海大众和上海汽车工业的关心和支持令人难忘。在他的关怀下，上海汽车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头羊，为中国汽车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去世，令上海汽车人万分悲痛，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把我国汽车工业搞强，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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