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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 回忆我的高中母校
07 他们活跃在吕梁山区 初战中阳留誉镇 中阳县留誉镇驻有敌巡缉队20余人，步枪10多支，是敌人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约有80华里。队委研究了情况，决定拔掉这个据点。建队后不几天的一天深夜12时许，部队到达留誉镇，拓克宽指挥，由阎红彦中队主攻，白锡林中队负责向中阳县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敌人。但部队过早被敌人发现，鸣枪报警，敌人全部龟缩在碉堡里不出来。队领导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猛攻，田有莘、阎茂林二位同志负伤。这时我火力集中射击，敌人见势不妙，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逃跑了，他们只缴获步枪一支。战后，游击队分析了这次战斗不利的原因，认为是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汲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锄家沿遭遇战
阎红彦 锄家沿在孝义县和中阳县的交界处，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1931年农历四月间，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寿高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这个村子时，队伍停下来休息。这时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有察觉，直到敌人走近我们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兴垣同志发现，鸣枪报警。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住的村庄猛烈射击。阎红彦同志临危不慌，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阎红彦同志却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白锡林带领，绕到敌人侧翼，向敌人马群猛烈射击。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击中倒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阎红彦同志乘机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各山人员一齐射击，枪声四起。这时又下起倾盆大雨。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溃散而走。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我们缴获敌人几支枪，牟中队长牺牲，蒲政平同志负伤，由地下党送进医院治疗。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水送饭，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水头镇伏击战 夏季的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地方党送来情报，说白军来了一个连，住在水头镇，这个连是来包围他们的。水头距游击队驻地只有四五十华里。经队委研究讨论，决定在敌人出击必经之路上，选择有利地形打伏击消灭敌人。战斗由拓克宽、阎红彦同志指挥，游击队先派出白锡林同志化装前往侦察，部队天黑后出动，在水头不远 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两面是高山密林的有利地形埋伏，等待敌人到来。
拓克宽 拂晓，敌人的几个侦察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了，游击队没有惊动他。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阎红彦同志鸣枪为号，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拼命地向山里逃窜，敌准备占据制高点，死里逃生。游击队预先埋伏在此的胡廷俊小组，占据有利地形，对反扑的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不少敌人。经过激战，敌人大部分被歼灭或当了俘虏，只有少数几个逃跑了。这一仗，他们俘敌五六十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游击队进占水头镇，群众纷纷送茶送饭。队员们在街头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会上还宣布了对俘虏的处理，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每人两块银洋。会后，搞了一餐饭招待俘虏，把他们送出警戒线，放他们回家，俘虏感动地说：“红军官长给了我们活命，我们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游击队队委会贯彻了党的俘虏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游击队于当晚撤出了水头镇到原驻地休整。 老鸦掌战斗 游击队向石楼前进，经过一夜的行军，拂晓到老鸦掌。这里地形险要，重山峻岭，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里有一个骆驼场。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就在这里宿营。天亮后，发现了敌人的便衣侦探。警戒班把这几个人活捉了，这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随之高山上的敌人也开了枪，他们的警戒班迅速撤回来。游击队听到枪声，拓克宽率队迅速爬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游击队沉着应战，待敌人逼到近距离时，才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猛投猛射。敌人死伤了几个，退下山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力量进攻，游击队多次打退敌人，战斗持续到中午。当时的晋西游击队的武器弹药是很宝贵的，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午后，游击队撤出了战斗，向高山上转移。 08 他们反“围剿”西渡黄河，实行战略转移 1931年农历7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倒台后，徐永昌上了台，驻扎山西的各派军阀的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一致反共的局面。这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已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武装部队，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区各县反动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了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图消灭晋西游击队。在这之前，省委估计到情况的严重性，指示游击队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夏末，阎红彦等同志不惧艰险，从太原运回了两千发子弹和其他武器。阎红彦同志又秘密来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吕梁山地区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如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在无法立足时，为了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省委并将此事通知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在离石、中阳等县绕到敌后，向敌人开展游击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拔除一些据点，后来又袭击吕梁山南部的敌巡警队。在中阳县的暖泉、隰县的水口、永和县境等地扫除了敌人一些哨所，逮捕了一些土豪地主。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采用奔袭消灭敌人的小股武装，同敌人周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步步为营，加紧搜山，使游击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游击队向隰县一带运动。一天，当我军进到坡牛山时发现了敌人。这是敌人的一支搜剿部队。游击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敌军在机枪、追击炮掩护下，对我军阵地发起冲锋。队领导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恋战，以免遭到敌人包围，命令李成兰等几个同志掩护，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山顶的小白庙集中。当晚，队伍集中后清查人数，有杜兴垣等八九人失踪，战士张琪同志负伤，派张忠继同志护送出山，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群众遭到残暴镇压，给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也越来越困难。游击队转移到宋庄、土桥一带，得悉敌军已侵占了关上、楼底等处，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房舍，正在派重兵侵占宋庄一带，游击队决定向南移动，以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后来又迫不得已突围西进。这次战斗就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最后一次战斗。 游击队退入密林山区，只能在山上兜圈子。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后来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隔断，游击队经过一段艰苦转战，也有较大减员。队员们只能用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从平定县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晋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农历七月十五，在一个高山顶上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一部分人有严重的悲观情绪，只看到敌暂时的强大，自己力量还弱小的一面，因而主张埋枪散伙，等以后局势好转了再干；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就在晋西和敌人打到底，为革命拼个死活。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符友坚、陈玉清等坚决主张按山西省委早有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移到西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不主张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去。在激烈的争论中，阎红彦等反复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在军事上，敌人多于我们数百倍，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又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转入地下，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都有基础，地方党和群众条件较好，晋西游击队到陕北人地皆熟；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估计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还在西北活动，能找到他们共同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这样摆情况，讲道理，结果意见取得统一，决定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这支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过黄河到陕西去，要求回家乡活动，经队委研究同意，每人发给30元银洋作路费。他们表示以后仍要积极进行活动，能带枪的还带走了枪支弹药。这时部队共30余人，每人挑选好枪两支（盒子枪18支、冲锋枪21支、步枪24支、小手枪2支、共计60余支）。其余的就埋在山中，请当地同志设法联系地下党，给予处理。 09 他们转战千里，从陕北到陇东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黄河边要行军200多里，还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困难很大，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行动。一天夜晚，部队在高山岭行军，迷失了方向，在危难之际，突然发现了灯光，杨重远和阎红彦去侦察，原来是一位老乡，还认识阎红彦，他说：“我姓郭，我是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的。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他还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只是前边一条石沟没有敌哨兵，从这条沟摸出去，走十多里路就没有敌人了。”他们按老乡指示的方向前进了。石沟是一条两山相夹的狭沟，多年没有人迹，走了十几里路出了沟口，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我们把绑腿、皮带、旗杆全都利用起来，搭成人梯攀上悬崖，在朦胧月光下，摸了一夜，赶天亮登上山顶，同志们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稍休息一时，继续在泥泞深草树林中行进。这样，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突围后的第二天，他们终于看到了翻滚咆哮的黄河。在突围后到黄河边的途中，李生茂失去了联络。这时全队只剩下30个人了。
他们是：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莘、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董金芝、胡廷璧、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这30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过考验的红军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部队到三交附近河边，几经周折没有得渡，最后登上高山在乌龙庙里休息。杨重远等步出庙门，到山顶上查看地形，准备渡河。队员们俯瞰黄河情景，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绵延不断的荒山秃岭在茫茫薄雾中显得肃穆而庄严。 晚上，正在大家焦急等待渡河的时候；阎红彦领着水手王怀安等六人带着羊皮筏子来了，大家很是欣喜、激动，再一次领受着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这些筏子是用油涂了、充了气的羊皮简连接起来的。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队伍趁着夜色来到河边，当时虽是秋季，但在西北高原黄河深谷的夜晚，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为了抗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这天是农历七月二十日，天空没有星月，水手前拉后推，白锡林水性好，也帮着推。这样—批一批地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同志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杨重远焦急地说：“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随即派会水的白锡林、吴岱峰下水。他们在河中乱石堆里将油篓打捞上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搏斗，30个人胜利地渡过了黄河，来到西岸。我们热情地送别了水手，并付了渡河费。这时天才开始发亮，太阳也慢慢地升起来了。
晋西游击队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从1930年夏开始筹建，1931年春末在吕梁山区正式建立。旧历七月二十日西渡黄河，又在陕北特委、陕西省委领导下，从陕北到陇东，转战千余里，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使这支早期的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以中央红军为榜样，走井冈山道路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所取得的一个胜利。晋西游击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是在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参加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艰苦的革命历程，一方面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同时也借此向我们的老战友——晋西游击队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烈士们表示深切的哀悼。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10 过河后，他们成为西北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改任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天章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约定，要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9月上旬渡黄河前后得到陕北特委的接应。渡河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晋西游击队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杨任支队政委。游击支队南移到安定县，得到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大力支持，动员30余名当地青年加入，充实了游击支队的力量。他们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在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了各地反动势力的气焰，使游击支队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还争取并改造了杨琪的几百名民间武装，并且发动农民群众斗地主分粮食，受到陕北人民群众的欢迎。遵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游击支队与保运武装向南转移，同年10月下旬到达陕甘边南梁地区，与同刘志丹联络的地方武装会合。1932年初，杨重远、谢子长、吴岱峰和阎红彦排除阻力，根据陕甘省委指示将晋西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阎红彦、吴岱峰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任参谋长兼中共队委会委员。1932年1月上旬，在甘肃合水歼敌两个连。2月12日，奉中共陕甘省委命令，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杨继续担任参谋长和中共队委会委员。他积极协助总指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歼灭了耀县照金镇、宜君瑶曲镇(今属耀县)和旬邑县的民团，毙伤敌数百人，还两次袭击了正宁县城山河镇。4月下旬打下旬邑县城，处决了反动县长。5月，刘志丹随陕甘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回到部队，为排挤谢子长，杜衡将任陕甘游击总队分为三支队和五支队，撤销总指挥部和总指挥的职务，逼谢子长离开部队。待谢子长离开部队之后，杜衡旋即恢复陕甘游击总队总指挥部，并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杨仍为参谋长，杨在北伐时期已经担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军官，还是晋西游击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永安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此期间，他协助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半个月内挺进数百里，经过大小九个战役，八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缴获长短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游击队发动的“进剿”。一天，指挥部获得情报：敌八十六师一个营，从宜川开到英旺镇布防。杨亲自核实了情报，并弄清英旺镇的地形，立即制订作战方案，并向队委会汇报。得到批准后，先派30多人组成突击队，由他率领占领英旺镇东山的制高点，刘志丹率领主力部队由牛武镇向英旺镇挺进。第二天拂晓，突击队在杨的指挥下以强大的火力吸引敌人，主力部队乘机向敌人驻地发起进攻。敌军凭借庙宇、房屋等建筑物顽抗，一直激战至中午。杨当机立断，组织力量强攻敌军营部，并不失时机地带领战士向敌人喊话：“红军游击队不打士兵弟兄！欢迎士兵弟兄过来当红军！”经过政治攻势，敌军官兵纷纷缴械投降，游击队取得全歼敌人一个营的胜利。同年12月下旬，陕甘游击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1 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挥师东进宜君县焦坪，南下照金香山，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奔袭淳化，攻占金锁关，歼灭了旬邑、彬县等地民团势力，开辟红军新的游击区，在照金苏区建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逐步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4日，省委派习仲勋、金理科等人到达照金地区，开展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等工作。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下辖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从政治和组织上彻底整顿边区的20多支游击队，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薛家寨建设红军和游击队的后方基地，设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4月5日，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新的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当选副主席，革委会下设经济、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领导群众成立区、乡、村革委会，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庙宇的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相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和贫农，补充土地不足的中农，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面对照金苏区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以及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等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开展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6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渡过渭河后陷入敌军重围，红军战士苦战数月后转移到秦岭山中。7月，省委领导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遭遇敌军受挫后退入照金，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游击第一大队也进入了照金，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了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任务。8月14日，习仲勋等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特委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并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1000多人再次“围剿”苏区，游击队主力和边区革委会保卫队联合作战，取得薛家寨保卫战的胜利。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30多名南下幸存指战员，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率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攻克了合水县城和庆阳三十里铺。与此同时，数千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照金苏区，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游击队和后勤人员扼守关隘连连挫敌，10月15日，叛徒陈克敏带领敌军乘夜从后山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 12 巩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尽快组建第四十二师，分别组建以安定、南梁和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开辟南梁苏区。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恢复，并成立第四十二师、建立中共师党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共500多人、战马200多匹，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力量，并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  习仲勋（右） 1934年1月，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并以所属部队为基础分别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第二团，近400人。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主席。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陕甘边“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党政军目前的任务是：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把临时政权转变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边区特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和赤淳工委，许多乡村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9月，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委会主席。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一致通过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到正式政权的转变，标志着不稳固的游击区域已经转变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下旬，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等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来到南梁，两军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骑兵团和各地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既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陕甘边苏区。10月，国民党军分六路“围剿”陕甘边根据地，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有效打击下，各路敌军为保存实力纷纷撤退。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6个师的兵力和各县民团近6万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形势，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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