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不少学者都赞同这种逻辑，一些专家明火执仗般地宣称白人与黑人，以及亚裔之间存在智力不均等，认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存在种族歧视以及民主权利不均衡的现实是完全合理而科学的。尽管美国在19世纪公认是一个促进社会流动的国度，但绝大多数赤贫阶层的子弟也仍然没有机会实现最基本的阶层流动；绝大多数富裕阶层家庭的孩子沦落到服务生的概率也趋近于零。所以，当时的人们其实已经很疑惑，社会权力从家长到后代进行传递，这是不是又变相复原了贵族制度。这种情况下，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提出的生物学理论，其实起到了抚平社会舆论的作用，也就是劝服人们接受现实——这个现实指的是人类天性、遗传等因素造成的差异，决定了结果和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了一个人们不怎么喜欢，却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社会。世界知名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R. C. 列万廷（1929-2021），曾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列万廷在其所著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的学说》一书中指出，生物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 事实上，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决定一切的观念，成为了19世纪文学占主导性的主题。《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的学说》书中列举谈到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哪怕奥利弗从出生起就被安置到了济贫院，却有完全不同于赤贫阶层孩子的容貌，说话的语法也是完美的，这一切只因为他身上流的是上层中产阶级的血液），还有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丹尼尔无师自通地具备了犹太法典的学习能力），以及爱弥儿·左拉的《娜娜》（娜娜的先人是堕落的罪犯，使得她好逸恶劳，还有性瘾）。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大众意识弥漫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遗传带来的性格、品质的内在差异最终会支配教育和环境的单纯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物学家甚至还荒唐地进行实验，所谓证明黑人小孩的颅骨缝要比白人小孩的颅骨缝闭合得早，所以其大脑就封闭了，以至于无法教他们太多东西。列万廷指出，无论是单纯地强调基因决定论，还是退而求其次主张环境和基因相结合（但强调基因占支配地位），都忽略了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环境对于能力所起到的数量级改变效应。也就是说，归于基因差异的差异，如果纳入具体环境，很容易消失。19世纪科学家进行的一些实验，是在刻意选择样本所推导出的主观结论。实际上，20世纪以来，也有科学家进行相对更为严谨的实验并发现，将同卵双胞胎分开抚养，决定实验对象一定年龄智商和学业、事业成就的，确实有生父母智商的因素，但养父母的智商、教养能力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而言，智商测试本身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