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史学方法的贡献。把史学方法系统地整理成书，近代当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早，至今此类书仍大有市场。
胡先生专门写文章谈治学经验，论史学方法，已是年近花甲之后。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员讲述过史学方法的不同方面。重温这些论述，联系胡先生的治学经历，我认为胡先生的史学方法，可以概括为是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方法。—元化，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多样性，即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课题，灵活地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乾嘉考据方法、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等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这是胡先生史学方法的特色。胡先生是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影响下而选择历史研究专业的。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又以《资本论》的首译者王亚南为师。受他们的影响，胡先生坚信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方面，经历了从教条主义的寻章摘句、打语录仗到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转变。他认为经典著作中，“有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对这一部分论点当然可以当作理论，加以广泛使用。有的是就某一具体史实所作的理论性概括，这样的结论就不能任意往别处硬套。”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前后有些观点并不相同，对于自己的文章有些修订，因此，即使撰写《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杰维尔“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即使“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因此，胡先生读马列著作并不专门留意记诵其中的结论，而是处处注意马、恩、列对每一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方法。然后看这种方法在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问题上能否使用。思想上每受到启发，就及时捕捉住，日积月累，掌握的方法、观点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看法。平时为了使自己的思路跟着经典作家走，经常读经典著作，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理论修养。《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就是受《资本论》影响而建立起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唐末农民战争》，也是学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当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上发生动摇时，胡先生发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等文章，大声疾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疑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的理论体系，无论西方学术界创造出了多少'合理内核’，还没有—个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比的理论体系，更不用说有资格来代替这个体系了。”
同时，“马克思主义从创建开始．就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一贯不拒绝资产阶级学者所发现的真理，那怕是局部真理，并且把它们先后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加丰富和完善。主张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既有需要，也有可能。”
因此，“不能设想等到新的经典作家诞生以后再发展马克思主义，应当承认现在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时代，当今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是完全可以做出一定贡献的。”要改变在理论研究方面，一部分权威人士有发展权，一些理论工作者有注释权，而一般人仅有学习、领会领会的义务的局面。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理论研究、学术探讨是天下的公器，而不是那一个人的专利品和家私物产。理论工作者人人有责任、义务，面对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提炼出新的理论，为伟大的时代服务，丰富马列主义的宝库。实践产生、修正理论，又是理论最有权威的裁判员，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是取决于权势大小、名望高低，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正确对待和运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胡先生不断超越自我的具体体现。面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进西方研究方法的现实，胡先生主张对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方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简单地使用'拿来主义’的作法，也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来—个盲目拒绝。”如果不把这些新的“合理内核”加以吸收和消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显得落后于时代，甚至会使某些人产生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看法。
但是“在引进西方的'合理内核’时，不能冲淡和丢弃我们的特色；在强调保持和维护我们的特色时，也不能抱残守缺，拒绝吸收、采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方法中的合理因素。”认为运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出路，是解决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不是指使用新概念、新名词去证明人们早已了解的事物和道理，也就是新瓶必须装新酒才算解决问题。同时，主张放开眼界引进新方法研究新课题，不仅要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引进血缘关系较近的相邻学科的方法，使用起来要更加方便和有效。据此，引进的目光应该首先投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
胡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率先垂范这样做。他撰写了《运用“角色”原理研究历史人物的设想》，并用“社会化”原理分析隋文帝佞佛的原因，在于隋文帝第—个社会化阶段是在寺院中同僧尼相处中度过的，所接触的是佛教经论而很少儒家经典，这对他崇奉佛教及“不悦儒术”有一定影响。还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分析隋文带的多疑寡信、过度沉猜问题。认为不应当单纯从隋文帝先天的个人秉赋上寻找答案，应通过杨坚的个人经历加以解释。
首先，一个以非常规手段夺取政权的集团和个人，往往对自身的统治是否巩固特别关注，即深恐别人也用同类手段夺走他的权位。其次，杨坚以不正当的手段、违反封建道德的方式，夺得了帝位，但他恐怕也自知难以掩尽天下人的耳日，必然认为对他不心服口服的人很多。最后，杨坚没有经历一般开国皇帝那样长期打天下的艰苦过程，不可能拥有像汉高祖等所拥有的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班子。这样不仅对杨坚的沉猜成性有了深刻全面的新解释，而且对理解其他历史人物和现象也有借鉴参考价值。
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胡先生以富于理论修养而著名，但并不拒绝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他认为：“所谓'历史学’，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所谓乾嘉学派的治史，无非是考证史籍的真伪及其记载是否属实，考证旧典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撰写背景，实际上就是考订旧史料，并认定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 两者的关系是“历史学和史料学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继承乾嘉遗风考订史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相反相成的。”“那种不考订记载，随意引用史料的学风是不可取的。因此，考证也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之—。”胡先生不仅这样论述，而且他还撰写了《“玄武门之变”有关史实考辨》等考证文章。在胡先生的很多论著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史料的考订成果。
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方法，这是胡先生归纳的综合性史学方法。胡先生认为：“按照辩证法的要求。不能隔断事物的发展，看不到变化，静止地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应当看到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遵循前一个原则，研究历史就应当瞻前顾后；遵循后—个原则，研究历史就应当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方法，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内容，涵容了多种史学方法。
瞻前顾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克断代史研究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隔断了历史发展脉络的弊病。搞断代史研究的学者应当上挂下联，尽量扩大研究领域。拓宽学术视野。还可用分工协作的办法做到瞻前顾后。胡先生用这种方法撰写了《魏晋隋唐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等论文，上挂下联，道出了人所未曾道及的历史联系，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人以新的启迪。
左顾右盼的方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要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二是说不能只搞社会史、政治史等，也要注意研究有关的学科。要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历史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实际上是历史比较法，也就是通过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探讨历史共同规律和各自特点的方法。在进行中外历史比较时，胡先生认为：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特点，必须以世界各国、各民族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本规律和特征为基础。
首先，是要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不仅把中国封建社会要同西欧封建社会比较，而且还要同拜占廷、印度、日本、朝鲜等封建社会进行比较。其次，进行中外历史比较，还必须注意历史阶段的选择是否合适。其三，比较各民族、各国相应历史阶段的特点，还应当注意把握基本的事实和主要的趋势。历史比较法古老而应用范围广泛，不仅可用于中外历史比较，还可用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及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左顾右盼方法的另一个内容，是指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发挥边缘、交叉学科的杂交优势。
历史学家决不能只用简单的叙述来撰写历史，而必须综合地、多方面地观察和认识历史。不仅把其他学科的方法吸收到历史研究领域中来，而且还要研究有关学科的历史，从而深化历史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家应当满怀希望地利用这些研究技术带来的可能性，采取这种态度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也是有益的。历史学一直借鉴其他学科，正象其他学科也一直在借鉴历史学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历史学为什么不应当利用数学家、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研制的和不断完善的武库。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经验证明，许多使人最感兴趣和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大批出现在各个学科为自己划定的那些界线的边缘和交叉处。”胡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可以说是应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方法的典范之作。首先，贯通古今，以中国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没有断代史隔断历史发展脉络之弊，并深入分析了各朝代的特点。其次，融合中西，以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较而寻找出其特点。其三，以政治经济学体系与历史学相结合，发挥跨学科研究的优势。
元好问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显示出古代士大夫固蔽自守的思想，带有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忧。胡先生在年近花甲之后撰文介绍论述史学方法，实有金针度人之意。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史学方法，是胡先生取得学术成就的金针，又是治学方法的总结。体现了胡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开放的胸怀、与时俱进的精神，博取西方学术方法和中国乾嘉考据方法之长于一炉，把创造性的理论思辨与实事求是的实证考据熔于一体，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好的方法是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从这个角度讲胡先生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史学方法，是贡献给史学界的珍贵遗产，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十世纪过去了。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家胡先生，无论是在坎坷的岁月，还是在多彩的暮年，视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信念未移，献身历史研究事业的初衷不变。以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深厚的理论修养、扎实的史学功力、恢弘的大家气度、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史学理论、隋唐史、史学方法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很多论著，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的许多观点，已被史学界所认同；他的思路，给史学作者以新的启迪；他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所收录的著名史学家之一。
历史学家评论研究千秋青史，社会实践也检验历史学家的成果贡献。同时，“不但古人有历史局限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物有历史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也都具有局限性，概莫能外。”“比前人有创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运的人物也只能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无论哪一代人，他们所认识的真理都有相对性，虽然其中都有绝对真理的因素，但任何人也不能穷尽绝对真理。”无疑胡先生的学术贡献，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就带着时代的局限，也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同时也是留给历史学界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提高了后来学者研究的起点，作为后学有责任发扬光大，更有义务继承发展。（续完）
（原载《胡如雷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66—92页。此次做了些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