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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公众号，节选自历史学家李剑鸣教授著作《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并不需要特殊的禀赋与才能，也用不到多少复杂而高妙的技艺；只要记忆力好，能坐得住“冷板凳”，又碰巧掌握了足够的资料，就可以取得不俗的成绩。当然，这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说法。 18世纪博学的英国人塞缪尔·约翰逊就说过：   他接着还提到了17世纪法国人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词典》，并称之为一本对喜好传记的人“非常有用的著作”。可是，正是在这本书里，培尔却就历史写作发表了一番与约翰逊大相径庭的见解： 在这里，培尔不仅阐明了历史写作的难度和特殊性，而且就治史者的修养和技艺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在他看来，历史写作比文学创作要难得多，做一个历史学家绝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其实，比培尔早生近一千年的唐人刘知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系统而深刻的看法。刘知几主持国史编修长达二十余年，写成一部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可谓深得史学“三昧”。 当有人问及何以古来“文士多而史才少”时，他的回答是：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素质；有“学”无“才”，正如家有资产而不善经营，不能生财；有“才”无“学”，又恰似能工巧匠没有材料和工具，也造不出房屋；再则，史家还须有正义感，敢于肩负道德责任；能集这些条件于一身的人自然不多，“故史才少也”。这就是常说的“史家三长”之论。 诚然，历来论及治史的人，大都认为“三长”难以兼备。章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一部中外史学史，似乎也给这种说法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佐证：令人折服的史学大师寥若晨星，学识精湛而优美可诵的史学著作确乎是凤毛麟角。不过，才、学、识也应有层次之分，把标准定得过高，符合的人自然就寥寥无几。如果只求在三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也就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归根结底，才、学、识三者的结合，方构成史家的综合素养。 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不过，不同时代的史学，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点；历代史家对方法及其意义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当然，要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并不能单纯依赖史学方法教程。史学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典范性、经验性和实践性。方法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现成工具，它只有被人理解和掌握以后才能发挥功效。 因此，方法说到底是一种个体性的素质。方法主要不是栖身于方法论教程里面，而是潜藏在众多学者的治史实践和典范论著当中。观察成名学者的治史经验，阅读高质量的史学论著，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加以琢磨，乃是参悟治史方法的最佳途径。最末一条尤为重要，因为历代学者通常都是在研究实践中了解和掌握方法，初学者唯有白己读书，我材料，写文章，方能逐渐懂得如何运用专业技艺。只看方法论指南，自己不动手做研究，是绝不可能真正领会史学方法的。 当然，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于史学方法也并非未置一词。实际上，史学方法论读物为数不少，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侧重从理论上阐述方法，另一类则结合治学实践来谈技巧和经验。 第一类书籍大多出自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专家之手，以理论性和思辨性见长，有些还显得抽象而玄奥。例如，有一种苏联学者的方法论著作，把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并对“方法论”和“方法学”加以区分。这类论著与治史的实际可能有一定的距离，读过以后也许只对一些概念留有模糊的印象。 专业史家一般不喜欢泛泛地讨论方法，而他们的回忆录和治学经验谈，往往能给人很多方法论的启迪。他们所谈通常是个人的经验体会，或许缺乏“理论深度”，但对初学者来说，其意义可能不逊于系统的理论。 有的史家自称是“手艺人”，而杰出史家就成了“精通本行手艺的大师”。手艺自然可以揣摩和习得。初学者温习前人的经验，由老师指导而进行研究的尝试，以此了解和学习治史的手艺，其收获肯定要大大超过研读方法论书籍。 研究历史不仅要讲究修养和方法，还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古人所谓“绳墨”和“类例”，就含有规范的意思。章学诚说：“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他讲的“规矩方圆”，是指古代的治史规范，与今天所说的学术规范并不完全一样。 学术规范一般由学术通则和具体学科规范所构成。初学者在接触治史的规范时，需要恰当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共通原则，又须重视史学所独有的范式和技术性要求。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治史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材料和根据，因而史学论著通常引文重叠，注释繁复；这一点往往引起外人的误解和讥诮，似乎史家生有“掉书袋”的癖好，著史无异于做资料汇编。偶有专业史家对此也认识模糊，怀疑引文重叠和注释繁复的必要性，甚至将史书疏远普通读者之弊归咎于引文和注释过多。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说，取消或限制引文和注释，实际上等于摧毁史学的学科特性。正是由于引文繁多、注释详尽这一特点，史家才有必要格外讲究引文的处理和注释的体例。 总之，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治史者，这不仅是初学者关心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专业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来求索答案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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