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26军小院记下

昵称13mk3 2022-12-08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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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在朝阳街上的足迹

我只要去烟台，就要到久负盛名的朝阳街上走一趟，寻觅少年时的印记。

朝阳街出名，在于她是烟台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许多洋行、商号云集于此，孙中山曾在朝阳街克利顿饭店住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先后住在烟台山军26招待所、福山里胡同军268号院、烟台山山塔巷军26小院，这几个地方离朝阳街都不远，所以，当年我经常穿梭于朝阳街上。如今，对这条街的印象还是难以忘怀。

今天，重走朝阳百年老街，让人浮想连连，思绪穿越时空，体味历史韵味。

每次来到朝阳街，我都要到母亲工作过的单位烟台市化工批发站看一看。

母亲1953年10月从军2678师坦克团转业到地方，在青岛化工批发系统工作几年。

军26换防烟台，父亲调到文登33师，母亲随军从青岛来到烟台化工批发系统。

烟台市化工批发站，变换了几次“面孔”，曾叫过中国化工原料公司烟台市公司，山东省烟台市工业器材公司，山东省烟台生产资料批发站，山东省烟台工业器材批发站，山东省烟台化工分公司，中国化工原料公司山东烟台批发站。我对母亲的单位叫习惯了，无论怎么变化，一直就叫化工批发站。

军26调到莱阳，母亲随军到莱阳，1972年到1979年，在人民银行莱阳县支行做会计。

母亲长期从事统计工作和会计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认真负责，业务精湛，工作出色，经常受到单位领导表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母亲在化工批发站干的时间最长，从1953年到1971年，一直就在这个单位。

我在烟台上学时，有时一放学，就到化工批发站找母亲，她听到我的声音，抬起头看我一眼，又继续她的工作，母亲话不多，但那一个眼神就足够了，那个眼神带来的是母亲的爱意，那个眼神一直在我脑海里，忘不掉的。

有时化工批发站组织乒乓球比赛，母亲带我去观看。我印象中，有一次一场比赛，母亲的同事，一个进攻，一个防守，打得十分出彩。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乒乓球。六十年代，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这些乒坛名将的名字已深入人心。记得在福山里胡同8号院，有一户房子空了，里边有一张乒乓球台，我有时在这里打球，母亲下班了，过来看看我打球，给我鼓劲。

母亲赵秀珍

烟台化工批发站离福山里胡同军268号院不远，也就有两百米，所以，母亲那些年，每天往返于8号院和化工批发站。

福山里胡同8号院，门前有一棵老树，有说槐树有说榆树的，它在这里不知迎送了多少住在此院的主人。多年后我做梦曾梦见过这棵大树。

福山里胡同8号院大门

8号院主建筑是一幢两层日式建筑，坐南向北住着四户，东西厢房也是二层，住着四户，整个楼房是相连的，围着主楼一圈全是走廊，东西两头有木质楼梯，室内全是棕红色地板地，东西厢房楼顶算是三楼，是个水泥平台，周围有栏杆，我常上去玩，当时站在这里，许多景色尽收眼底。

院子南边是一排平房，住着几户人家，我烟台一中同学杨建歧住在这里。

我家在福山里胡同8号院，算是时间比较久的。我家右邻开始是守备3师酒同文师长家人，后来搬来烟威警备区赵玉佐家人。左邻是33师副贺副师长，后来是77师师长朱道良家人。我家搬离后，我烟台一中同学孙毅搬进来居住。院里的发小，以后都先后搬家了。长大以后，我还见到几个，八十年代在莱阳见到朱光，他是军26某单位的干部，听发小支兵说他转业回烟台。九十年代在济南见到酒济喻，从部队转业到电信部门。在烟台见到贺戈玉，在科委工作。八十年代贺戈玉大妹妹在莱阳145医院，和我家同为邻居，但现在都联系不上了。只有杨建歧、孙毅和酒济川有联系，还有招德街发小支军和支兵。

我们一群在福山里胡同8号院长大的孩子，从小整天在一起玩耍，免不了有时搞个“恶作剧”，发生个“小冲突”。如我们几个少年，合伙把一个发小家烟筒给堵住，让烟倒流进家。还有，我和一个发小打架，一拳把他鼻子打破了。现在想来，小孩无知造成的，这就是成长的烦恼。

福山里胡同8号院西边是烟台军分区的一个小院，住着一个班的规模，有几位战士在此养马，养着几匹军马和几十头猪。六七十年代，我军从整体上没有实现机械化和摩托化，许多部队都是骡马化，军分区做为非主力作战部队，没有几辆汽车，主要靠军马运送物资。

我和8号院的小伙伴经常到军分区这个小院来玩，看看那些膘肥体壮的军马，有时候，养马的战士给军马换新的铁马蹄，我记得把旧马蹄换下来，换上新的马蹄，还要钉上钉子，用锤子敲进去，每敲一次，马就动一下，是疼的吗？反正我心里跟着那把锤子，锤子敲一下马蹄，我心里就震动一下。

有时候军马出动，去火车站等地拉物资，我和8号院的小伙伴也跟着一起去，养马的军人挥动着马鞭，赶着马车，伴随着马蹄声，我们福山里8号院的小伙伴，跟着马车一同前进，仿佛我们也是解放军战士，好不气派。每次把物资送到军分区，我们在军分区院子里玩一会，再坐着马车回来，一派执行军事任务的样子。

在这个小院南边一间大房，有草料房和马圈，草料房里有喂马的花生饼，有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弄一块吃吃，挺香的。

军2677师副师长朱道良，驻非洲某国家军事顾问团顾问，他每年回福山里胡同8号院休假，时常去军分区小院和那些小战士下象棋，我在那看会了，让父母买来象棋也学着下棋，由于没有下功夫去学棋，到现在也就是个会走棋的水平。

福山里胡同8号院北邻，是军26船运大队营区，每天早晨，我在床上就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接着军人们喊着“一二一”出操了，不一会，他们唱着洪亮的军歌返回营区。船运大队张政委住在我们院里东厢房一楼，他个头不高，矮矮胖胖，我在楼上晚上睡觉都听到他的呼噜声。我们8号院跟着船运大队“沾了不少光”，船运大队经常搬来鱼虾，一毛两毛一斤，我小时吃了不少新鲜的带鱼、黄花鱼和鲅鱼，到现在也喜欢这几种鱼。

作者儿童照

有一次，父亲刘乃晏从部队回到福山里胡同8号院家里，见到我叫我，我眯着眼睛看父亲，好一会才认清是父亲，父亲说：“这孩子眼睛近视了。”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认识几个字能看书了。有时弄来一本书，如痴如迷的看。记得一个周日，妈妈要带我们兄弟几个离开福山里胡同8号院，去烟台近郊77师看父亲，我不想去，因为借来一本书，我白天看了，晚上接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近一宿一鼓作气看完了。现在想来，老是那样看书，就这么着把眼睛弄坏了。父亲带我去朝阳街一家眼睛店配了第一幅眼镜，幸亏有了眼镜，不然看远处，真是看不清楚。过去没有眼镜，看电影都困难。一次，烟台军分区放映电影《东方红》，父亲的战友带我们去看电影，他听说我眼睛不好，给我一个军用望远镜，这才把《东方红》看完。父亲给我配了眼镜，看远处不用愁了，平时我不戴，只有看电影什么的戴着。1966年至1968年，因为停课在家，军26在烟台山下有个礼堂，经常放电影，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武训传》、《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我都是戴着眼镜看的。那年代，放映这些电影是当作“大毒草”批判，部队内部放的，按理说小孩是不能看的。可每一次听说放电影，我都想方设法“混”进去。那年月物质匮乏，文化生活单调，看上一场电影，就是一件快乐之事。那时候年龄小，虽然电影主题内容不会完全看懂，权当看个热闹，心里也高兴，享受一次文化“大餐”。

“文革”前，朝阳街上有一座电影院，历史悠久的老牌电影院，母亲时常带我去看电影，在这里先后看过《海鹰》、《特快列车》、《甲午风云》等。人年少的时候，幻想特别多，叫“理想”也行，看到有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暗自立下决心，长大后一定也要那么做。

看了《海鹰》，王心刚主演的，我心想长大后当个海军战士，开着鱼雷艇驰骋海疆，保卫祖国，和敌人进行斗争。看了《特快列车》，我心想当个列车员不错，天天在火车上“挺姿”，走南闯北的见世面。《甲午风云》对我少年心灵震憾极大，从电影院出来，电影结尾画面一直在脑海里不散，就是邓世昌壮烈牺牲在水中的那一幅画面，这个英雄形象，至今都记忆犹新。

现在回想朝阳街，可以这么说，从小在朝阳街上，享受了精神“食粮”，获取了精神力量。

朝阳街电影院

母亲的前半生，我感觉好像一直在“漂着”，青岛三四年，烟台十多年，过不多久，就搬家，一直没有安生下来。八十年代，母亲50多岁来到济南，后半生才算是安定下来。

我年少时心目中的母亲，爱家敬业，心地善良，操心助人，但是一个性急口直的人。我小的时候，母亲一直希望我，健康成长，学好知识，掌握本领，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一直严格要求着我，有时候对我的管教显得比较“严厉”。

福山里胡同8号院发小酒济川回忆说：“你母亲对你们兄弟三个管得很严。”

母亲对我要求严，严在要求我，要好好学习，热爱劳动，不乱交人。母亲一直要求我上学要认真听课，做好作业，并支持我参加校外活动，如参加烟台体校武术队、学校合唱队、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从学校回到家里，特别是“文革”停课期间，母亲给我安排“劳动课”，在福山里8号院家里洗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等。对此，我小时候想不明白，我一个男孩怎么尽干些女孩的活，现在明了母亲用意，她在培养我的勤劳观。还有，母亲限制我出去“乱交人”，特别是社会上不认识的人。“文革”学校停课，我在家闲了两年，母亲不让我出去“乱闯”，只允许在福山里8号院和烟台山上玩，不让我去学抽烟、乱串门，参与“文攻武斗”等。那个时候，许多学生不上学，整天“胡乱打闹”，有的小孩装作大人学抽烟，少年的模仿力极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记得有一次我和福山里胡同一些大孩子到烟台港务局军代表办公室院里偷摘无花果，被逮个正着，母亲知道后严肃批评我，不准我“偷鸡摸狗”。这些事不是什么大事，母亲对我的教育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对我成人后走上一条正道是有益的。

毓璜顶军26大院子女马永安回忆：“还记得我们当兵前上栖霞县大柳树公社下丁家大队上围城村下乡助农劳动的情景吗？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每天上工前都要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讲一些祝福他的话。那时候上围城村只有30几户人家。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称得上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么一个小村庄。因为“文化大革命”，部队要求军队干部子女不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以军直工处就组织了这样一种活动。这是对我们这些个从未参与过社会生活的军队大院子弟也是一种别样的教育。”

马永安还说：“我们在毓璜顶军部大院留下许多童少年回忆。经常在礼堂前篮球场看叔叔们打篮球。有我大哥马永平，李明，陈磊，李建军等。下雨天，我们手拿大扫把在球场上扑蜻蜓。在办公大楼前的散树上玩耍，夏季挖知了，拿着竹竿粘知了。夏季到海边游泳赶小海。秋季搂树叶烧大锅底，冬季当锅炉房叔叔们放蒸汽的时候玩孙悟空腾云驾雾。我们自制划雪板溜冰。我们也很调皮，当时的暖气管道上面缠绕着草编绳，我们都把它拿下来点火烧了，然后盖上一些，让其产生烟雾，要的那种效果。儿时在大院里暖气管道里玩地道战，等等，多了去了。可以说，大院里每一个角落无不留下我们这些大院孩子的身影。”

少年时，曾经想过，母亲，对我怎么那么“严厉”，有时候让我接受不了。现在想来，我那时的阅历，根本无法理解母亲的苦心。那时候父亲在烟台军26部队工作，部队时常换防，常年和在烟台市区的母亲分居两地，却很少回家。工作生活教子等繁琐事情，几乎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于五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母亲许多战友和部队干部家属，为了照顾家庭和子女，都做上“全职太太”。而母亲不忘初心，继续工作。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我记得，在烟台上小学中学时，晚饭后，母亲经常在单位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我们兄弟在福山里胡同8号院，经常是等不到她回来，就已经入睡了，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等母亲回来，但几乎没有等到。我们兄弟几个，年少无知，青春期“叛逆”，不会替劳累的母亲解忧。反而时常淘气调皮，甚至有时候不听母亲的话。在学校和邻里间，很少有学校老师和邻居，会找到家来，向母亲“告状”。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情，往往惹的母亲很是生气。工作压力，加上孩子不尽人意的表现，有时弄的母亲心烦意乱的。只好批评我们兄弟几个，我两个弟弟默不作声，只有我，有时候不太“服管”，和母亲“顶撞”。有时候心里气不过，我离开福山里胡同8号院出走，害的母亲带着大弟弟到处寻找。虽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多，但现在想来，我太不懂事了。记的有一次，我当时已十三、四岁，和母亲“顶嘴”，近乎“水火不相容”了，母亲非常生气地说:“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了，还不听话。”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我，对我震动很大。母亲为我操心操劳，怕我学坏走歪路，我不能再不懂事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惹母亲生气了。并且母亲的那句话，让我深刻的记住了一辈子。

站在福山里胡同8号院不远处的朝阳街上，回忆年少年时的顽皮，给母亲带来的“烦恼”，是自己不懂事造成的，对不起了，母亲。每每想起少年的调皮，我就会责备自己。

面对朝阳街，我在想，少时，不知在繁华似锦的朝阳街上，来回多少次了。面对朝阳街，不会忘记当年父母亲带我流趟于此的情景，不会忘记在这里拍摄的我与父亲母亲和弟弟合影的老相片。

6、在烟台山上的回想

到烟台，有时我会去烟台山转转，那儿有我感情的寄托，那是军26幼儿园的故地，童少年时代的两个故居也在那里。

这些故地故居的印迹，不像过眼烟云，始终让我难以忘怀，富有感情。少时故居，是历史的情结，情感的寄托。

1955年，父亲从军2678师坦克团调动工作来到烟台附近的33师98团工作。我3岁时跟父亲从青岛来到烟台，到烟台山军26幼儿园，开始度过童年生活。

父亲说，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去幼儿园。每一次他抱我去幼儿园，一见到幼儿园大门我就大哭，叫嚷着要回家，他哄着我，在一边看着我和幼儿园小朋友玩起来了，忘记不上幼儿园这回事了，他才悄然离去上班。

在幼儿园上了3年学，给我留下些印记。

我印象幼儿园工作人员有些是军人，有些不是军人。幼儿园的一位男军医，挂着中尉军衔，他会表演魔术。有一次，我们一群小朋友围着他，让他表演一个节目，他很会表演，他让我们看到，他从嗓子里拽出一条线，上边连着许多缝衣服的针，这是真的吗？当时情景就是那样的，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人的嗓子里，怎么放下那么多针？

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阿姨把我们都领到厕所里“蹲坑”，养成早起大便的习惯。有一次，我闹肚子，大便拉在裤子里了。阿姨把小朋友集合起来，大意是告诉小朋友，怎样预防拉肚子，千万不要拉到裤子里。现在想来，小小年纪生病拉肚子，那能控制了呢?

幼儿园里军26的子女生活，牵动着军首长。我长大以后，每次对父亲说起军26幼儿园的生活，父亲就对我说，军长陈宏十分关心幼儿园的生活，经常指示有关部门，从农场拉来鸡蛋、猪肉等补贴幼儿园生活。应该说，五六十年代，幼儿园生活不错，我们这些孩子没有挨过饿。有一次，吃中午饭，鸡蛋汤里有葱叶，我不愿吃葱叶，嫌有股味道，我告诉阿姨葱叶的味道吃不惯，当时，那个阿姨很不愿意，非逼我吃下去，并警告不吃完不准睡午觉。就这样，我一个中午，孤零零一人坐在那儿，直至小朋友起床。现在想来，我这人也太“轴”了，但这些阿姨，幼儿教育水平尚有缺陷。对待儿童，爱心和耐心是必需的，幼儿教育方法要得当。当然也不能怪阿姨，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这些幼儿园阿姨恐怕文化专业水平也不会太高，不能责怪她们。

我们在幼儿园，每个周末，军里派来班车，拉我们到毓璜顶军26大院澡塘洗澡，在大池塘里，小朋友争先恐后下到池塘，像一群快乐地“小鸭子”在水中嘻笑打闹，好不热闹。阿姨在池塘边上，逐个帮着小朋友洗澡，阿姨好辛苦呀。

在幼儿园几年，学习了什么知识？没印象了。但是小朋友做游戏有印象。如老鹰捉小鸡，还有丢手绢，这首歌大意还记得，“丢手绢，丢手绢，悄悄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说话。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儿童的快乐时光，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父亲刘乃晏于1958年

在幼儿园里，免不了要生病，生病的画面，至今还在脑子里。每个小朋友病了，为防止传染其他小孩，阿姨就会送到一个单间隔离。有一次，我感冒了，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天眩地转，身边没有一个人，挺孤单的。

在烟台军26子弟小学上学也是如此，有一次我生病，把我隔离在二楼一个单间，白天从楼上看在院里课间玩耍的同学，他们玩得那么开心，当时我在想，什么时候能恢复我的“自由”呀，自由是人的天性，况且是少年。

在烟台山军26幼儿园时，我得了一次肠道重病住院，报了病危，父亲在烟台毓璜顶军26军部开会，请不下来假看我，是母亲陪我渡过“难关”。

父亲刘乃晏晚年对我说过几次我病危的事，他回忆：“从1953年到1965年，我一直和家人聚少离多，即使是节假日，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有一年，我大儿子在烟台军26幼儿园不慎得病，住院报了病危，我在烟台开会，想请假去看看病危的孩子，却没有得到允许。那个年代，我们33师担负守卫海边防的任务，军事训练、国防施工任务繁重，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也得不到休息。所以，我很少回到烟台。”

在幼儿园上大班时，有一次和几个小朋友室内做游戏，叫“老鹰捉小鸡”，我跑的最快，但被后来赶来的一个小朋友撞到墙上，造成肩膀骨折。幼儿园一位军人司务长，从烟台坐火车送我去济南区军总医院，在总院40多天，我吊着绑带，这个画面还有印象。司务长叔叔在总院时间不长，回烟台了，我一个四五的孩子，独自在医院怎么过来的？不得而知。母亲去济南开会，坐火车把我带回到烟台。

后来，成年以后听父亲说起，是军26某团团长的儿子把我肩膀撞骨折的，我认识他，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碰碰磕磕在所难免，我被撞骨折，是不小心造成的，没有什么。

军26毓璜顶大院的马永安告诉我，他们住在军部大院的孩子，定时坐着军里安排的班车，到烟台山军26幼儿园上学。当年，幼儿园里那么多军26的后代，如今能联系上的没有几个。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儿童生活已逝去了，找回来的只是童心。但愿上过军26幼儿园，还有上过军26子弟小学的伙伴们，大家都安好。

在军26子弟小学的场景，我再啰嗦几句。那是1961年前后，我和大弟弟每天周一去上学，寄宿在学校里，周末回家，和母亲、小弟弟团聚。父亲在外地，有时候回来，偶见一面。记得夏日的一天，父亲回烟台有事，晚上到子弟小学，接上我和大弟弟，在烟台海岸街上，母亲也在，给我们买来冰棍，好像还有冰淇淋，面对月光下平静的大海，抬头仰望繁华似锦的星空，伴随着习习海风，十分开心。这是我少年时难得的和父母同时在一起的场面，所以印象深刻。

军26子弟小学里，每逢过节，都要杀猪，我们听到猪叫，都要赶过去围观。只见炊事员叔叔用铁钩子套在猪脖子上，几个人把猪抬出来，三下五除二就把猪给“卸”了，为我们改善生活。

我们晚上睡觉前，比较热闹，大家在各自床上，赶在熄灯前玩最后一把，有的男孩特淘，做出洋相表情，让我们哈哈大笑。熄灯后，有的小孩不安生，还在说悄悄话，时常被巡查的阿姨抓到，不让说话尽早入睡。

一次，我和上一年级的大弟弟发生“争执”，为了一把铅笔刀，我俩都想要，争夺中一不小心把他手指割破了，到现在我还在想着这件事，让给弟弟不就得了，至于把他手都割破，想来就惭愧。

军26后代张贝力告诉我，他也在军26子弟小学上过学。其实，六十年代在烟台的军26子女，大都在这个学校上过学。

作者少时

我在幼儿园上到大班毕业，因为和上小学没有衔接好，在家里闲了半年多。那个时候，我家住在烟台山军26招待所家属院，这是个不大的院落，军26的一个小院，之中有几排日式楼房，我家在最后边一座楼上。我天天待在家里，因为没有玩伴，父亲母亲上班，大弟小弟在幼儿园，只有我跟媬姆在家。一次，我去媬姆屋里，发现在一只媬姆手工做的鞋子里，放了一张五元钱的人民币，我知道钱可以用来买好吃的，出于好奇我把五元钱拿走了。后来媬姆对我母亲说，买菜的五元钱不见了，到处找没有找到。我听到后，赶紧对母亲说一声，在我这里。我赶紧找出来交给了媬姆。我不会撒谎，当时母亲没有责怪我，我想，只要把钱拿出来，就是认错改错的态度了。所以，母亲没说什么。以后每当想起此事，心中不免在想，小小年纪怎么能做这种“荒唐”事。

在烟台山军26招待所家属院居住，留下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1961年深秋，烟台遭遇类似台风式的大风，天气阴沉，狂风大作，大风呼呼狂叫，院子的一棵老树刮倒了。不久，院内传来戴师长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一次听到癌症这个词，并且是新中国成立后军26病逝较早的一位师长。戴成功，开国大校，76师师长。父亲经常说起戴师长，他们是抗战就相识的鲁中区军老战友。

我爷爷刘惠厚从沂南县老家，到烟台山军26招待所家里住了一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爷爷。他留着个大胡子，我很好奇，人老了怎么长那么多的胡子。爷爷抗战时是共产党的村长，为山东“抗大”秘密保存了不少文件和书籍，为此被日伪军抓去惨遭毒打。

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到了冬季，每家都在想办法弄些食材，我印象军26派来的马车，拉来部队生产基地的白菜萝卜和黄豆，给军26招待所家属院每家分一点。我那时候小，不知道家里放些白菜萝卜是为什么？现在知道是什么缘故了。

烟台山，位于市区最北端，三面环海、环境优美、景色迷人。

烟台被称为芝罘，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了防止倭寇入侵，在山顶上设立了为数不少的烽火台，因为它以狼烟为信号，所以，这座海拔只有42.5米的小山，便得了烟台山这样一个称呼，山下的城市也因此得名烟台。

说起烟台山，这里还有现存的亚洲最大的近代领事馆建筑群。一幢幢形态各异的领事馆，如英国“外廊式”建筑，丹麦城堡式建筑，还有日本简约建筑，它们在这里彰显着属于自己的风格。

我们这些从部队院里生长的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春节”和“八一”建军节以外，很难见着父亲的面，母亲因为也要上班工作，所以一日三餐吃的主食，通常都是从部队食堂里打回来，我经常去烟台山军26招待所食堂买馒头。

少时，从福山里胡同8号院，去烟台山军26招待所，几乎每天要去烟台山，到了山上，自然要玩一会的，面对烟台山上一排排当年诸多国家留下的领事馆小洋楼，我都十分好奇地进去看看，甚至地下通道，也要爬进去看个究竟。

军26招待所位于烟台山半山腰，半山以上为海军辖区，我很想上去看看，因为那儿有个白色灯塔，无奈，这里是海军辖区，去不成的。

在烟台山军26招待所，我在这里学会骑三轮车。每次开饭前，招待所一辆三轮车，我都上去骑一会。一开始，不会骑，骑上去有些害怕，学会以后胆大放开骑了，围着招待所院子转来转去，引来住在招待所里军人的眼光。奇怪的是，学会骑三轮车，再学骑自行车，颇费一番功夫，因为两者要领不一样。

1969年，我家从福山里胡同8号院搬到烟台山山塔巷，这是军26的一个小院，北边紧挨着是军26幼儿园旧址，东边是烟台山军26招待所。此院一座日式楼房，住着四户人家，我家住东边二楼，楼下主人记不清了，西边住着军2678师政治部副主任支福田和军2677师师长朱道良的家人。

在山塔巷里居住，条件比福山里胡同8号院好一些了，在福山里8号院，我们兄弟三个挤在一个屋里一张大床上睡觉，在山塔巷的房子里，条件大为改善，我们一人一个单人床，我那时也十四五岁了。

烟台山山塔巷院子比福山里8号院大一些，院西边有几棵大树，还有葡萄。因为上中学了，放学回来，在院里玩不多久天就黑了。我和大弟弟在烟台一中上学，每天结伴而去，中午、晚上回家。一次，中午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在厨房里炸藕片，母亲对我说：“洗洗手吃饭了。”这一幕定格在我脑子里，母亲那时候在朝阳街化工批发站上班，她可以吃食堂，但为了我们，利用午休回来做饭，母亲太不容易了。

在山塔巷军26小院里，给我留下了“糖饼”的故事。我的发小支兵，我家和他家一起搬家，来到烟台山山塔巷军26小院。每一家在院子里都有一个厨房，他姥姥，经常驼着背，用勤劳的双手，调馅、和面，按照江苏宜兴口味制作糖饼。有时候，支兵姥姥在做糖饼，我玩耍路过这里，见到姥姥和支兵母亲史阿姨在厨房里，我会停顿下来，在厨房外边等一会，看姥姥如何做饼，无非就是想要嗅到糖饼的香味，想吃一口这个香喷喷的糖饼。糖饼做好了，史阿姨叫住我，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糖饼，此时，我心里好一个感动，史阿姨就像我的妈妈，史姥姥就像我的姥姥，因为我的上海姥姥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去世了，我很羡慕支兵从小有姥姥相伴照顾。

这个糖饼的符号，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却深深地留在烟台山山塔巷军26小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