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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零、李堡两次扩大会议与二五减租运动 革命政权建立以后，要做的工作很多，二五减租、发动群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这项工作早在一九四0年十月海安苏北临时参政会上就已提出，刘少奇作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会议作出了决议。行署曾颁布过有关二五减租的条例。  这是一项十分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地初步建成后，区党委和行政委员会对这一地区的土地状况和农村经济的特点，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苏中的农村经济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土地比较集中，拥有数百亩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很多，最大地主在启东海门一带有已成熟的田地四百万亩，约合一万六千亩左右，另有未成熟田九百六十万步，约合三万八千四百亩。靖江一千亩以上的地主有五个，东台有一大地主有田地一万八千亩。因此中农、贫农所有土地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封建方式的剥削与经营的垦殖农业公司，具有较大的实力。如南通大实业家张骞搞起来的大赉公司，有地约十万亩，并不断在海边陆地筑地围田，种植棉花。 其它大的垦牧公司还有大晋、大豫、大丰、大纲、大华等，情况相类似。另有裕华公司等更含有大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投资。这些大公司管理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但剥削方式仍沿用银租、物产地租，且采用分租、估租等封建手段，带有较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性质。三是封建剥削相当重。地租的类别和收租办法花样繁多，分物租(包括包租和分租)、银租(即货币地租)、劳役地租等。分租标准高者地主得七成，农民得三成;银租标准高者每亩每年需缴十块银元。收租的方法有抽行分收、监督产量按成收租、估计议分等等。此外，还有先付押金后种田、预先缴租、“花利头”、“升田”、“大利分收”、额外小租等额外的剥削。高利贷有大头利、“大二分”、“九出十归”、“滚雪球”、“膘子会”等。 雇农的工资亦极低，分长短工、男女工，男长工一年仅得十二元至四十元，女工减半，童工更少，往往无工资。一个男长工终年劳作，实际上只等于三斗米价格的工资。农民的生活确实苦不堪言。 为了削弱封建势力和发动农民起来抗战，必须进行二五减租，增加雇工工资。因之，要发动千千万万农民群众起来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二五减租是唯一的好办法。 尽管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日益频繁，我们撤出了东台等大部分市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但是区党委还是花很大的力量抓紧了这一工作。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中区党委在泰东县的浒零召开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夏收减租和开展群众运动问题，决定抓紧中心地区，用大刀阔斧的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减租减息，赎田，并改善人民生活。五月，又在泰东县的李堡区召开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和部署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减租运动。这两次会议在二五减租、发动群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两次会议由区党委书记刘炎主持，粟裕、陈丕显和我都参加了会议。 李堡区的区党委扩大会议，各地、县委的负责同志大多到了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建设根据地，主要是建设地方武装、二五减租和发动群众。关于建设地方武装问题，大家的意见一致，但在二五减租问题上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分歧的意见与一九四0年十月海安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所争论的焦点恰恰相反。 参政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中上层士绅，要求少减或不减。这两次会议持不同意见的是以四地委书记向明为代表的部分老同志，主张多减一些，从二五减改为三七减，理由是苏中大地主多，租利重，减得少了，农民得不到什么利益。他们说过去土地革命没收所有土地和一切财产，如今只提二五减租，是太右了!他们忽略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升到第一位的实际，认为减租愈减得多愈好、愈革命。这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肃清。这些同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刚从山上下来不久，有某些“左”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党中央的指示是二五减租，向明等坚持主张三七减，说不能再让步。 刘炎未明确发表意见，陈王显、我和其他大部分同志原则上主张二五减，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开明士绅，树敌不能太多。现在按抗战前的地租减百分之二十五并限定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取消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这样做，农民能得到实际利益了，而且二五减租后，政府还要实行累进税制，租子收得愈多，公粮交得也愈多。地主的纯收入就不太多了。 根据几个月来我们在黄桥地区进行秋收减租减息的实践来看，二五减租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在反磨擦斗争中争取了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黄桥决战后，有十三万群众组织起来为抗战出力，便是有力的证明。 向明是位好同志，但当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位老红军，当时任团的负责工作，找刘炎吵，骂他“右倾机会主义”。刘炎只是倾听不同意见，不和他多说什么。我有点看不下去，会后我问刘炎:“你为什么不和他讲道理?”刘炎回答说:“你不要着急，今天和他谈，是谈不通的;明天他想通了会来找我检讨的。”次日，果然这位同志找上门来了，向刘炎承认错误，眼眶中含着泪花。刘炎耐心诚恳地和他谈。从抗战开始以来形势的变化，谈到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不能把地主逼到敌人一边去。谈完后，刘炎送他到门口，很诚恳。那时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非常真诚坦荡，有意见就说，说清了就算了，很融洽。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也畅所欲言，毋须有任何顾虑，争得面红耳赤，还是极亲密的好同志。 鉴于对二五减租意见有分歧，部分同志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区党委向华中局请示。刘少奇来电指示:二五减租是一条原则，但要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租税重的可以多减，租税轻的可以少减。要灵活掌握，切不可超过地主能容忍的程度，从而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当时的这个“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对我们很有教育。那时，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在理论上还未强调，但实际工作中已开始注意了。刘少奇的指示提高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水平。 在李堡区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对地主阶级的认识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少数同志认为地主阶级是阶级敌人，不应该作为统战对象。他们不会真心和我们联合抗战。 有的同志说，在中心区里的地主，大的逃了，中小地主走不远，只好留在家里敷衍我们，靠近敌伪据点附近和封锁线上的地主，几乎都逃进据点依靠伪军，有的还当了汉奸，反对我们。如皋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还举例说，如皋东面的汤家园附近，有个拥有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有三个女儿。老地主生病快死了，睡在床上，听说要实行减租减息，就把三个女儿叫到跟前，对她们说:“现在我家家产不小了，都是祖宗积攒下来的。看来跟共产党走不一定保得住，过去听说江西不是搞打土豪分田地吗?现在搞减租，将来分不分地，很难说，从眼下局势看，蒋、汪、共谁得天下，还捉摸不定，你们姐妹三人不妨出去走走，各人找一条出路，将来无论谁得天下，你们姐妹都要设法相互照顾，保存家产，延续香火。” 于是，这三个女儿按照父亲的吩咐商量了几天，决定老大投奔国民党去了，当了官太太;老二到汪伪那边去做事;老三参加了我们新四军服务团。这老地主如此弹精竭虑还不是在想方设法保住他地主阶级的财产、利益! 因此，我们对这个阶级不能存任何幻想。拉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权，等于抱着老虎亲嘴，自讨苦吃。大部分同志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对待地主阶级的看法，不能停留在过去内战时期的观念上，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在我们头上，民族矛盾是压倒一切的。日军打来的时候，并没有说地主的房屋不烧，地主本人不杀，事实上地主的房屋被毁，人被杀的也很多。不少地主对日军有切肤之痛。 尽管有些地主对我们也不大满意，但还不敢公开反对我们。我们仍有必要争取他们抗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大的敌人，需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团结蒋介石干什么?有什么意义?蒋介石是不怀好意的，他表面上也说团结抗日，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盘算我们，农村里这种小蒋介石也很多，这是事实。但大敌当前，从抗战大局出发，我们还是要团结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争取到抗日一边来。这就必须承认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照顾到他们的一些实际利益。 我们要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经过努力做工作，大部分地主分子是可以团结抗日的，不会倒向敌人。今天即使和我们同走几天路程也是好的，将来国共再分家，他们可能大部要走到他们的阶级队伍中去的，那是将来的事v。而现在必须争取他们。区党委的这番谆谆诱导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持片面意见的同志。 经过热烈的讨论，由陈丕显作总结。陈在总结报告前先传达了刘少奇的电报内容，绝大多数的同志思想取得了基本一致。然后，陈王显强调了在农村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必须团结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共同抗日;既要实行减租减息，又要实行交租交息，二者不可偏废。群众真正充分发动起来后，才能巩固对地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不发动群众，光做上层工作，统战工作是做不好的。关于减租的比例标准，从苏中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原则上不超过中央提出的二五减租的原则，不多减。但决定在灾荒欠收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形，采取半收半缴或不收不缴的办法，通过和地主谈判，协商解决，按成数减租，而不作呆板的规定;边缘地区、同情区，则视实际情况可以少减或暂缓减租。总结以后，会上的争论大体取得了统一。 两次扩大会议以后，区党委由陈丕显负责具体领导全区的二五减租和发动群众工作。全区的群众运动大刀阔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从这两次扩大会议后，各地、县都召开会议，讨论区党委的决议，并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区党委和各地委都组织了民运工作队，到各县去帮助工作。他们都吃住在贫雇农家里，与农民一起劳动，一同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这对大批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是一项极大的锻炼。他们从中取得了不少阶级斗争的知识。 行署根据区党委决议的精神，又颁布了一些发动群众的有关法令，用法令条例的形式，把二五减租肯定下来，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给广大农民以极大的支持。 那时，因基层政权尚未改造，许多乡、保长仍由国民党统治时的旧人员担任着。这些人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或者就是地主本人。群众有一定的顾虑，给减租带来一些阻力。不少地方虽然开过减租大会，宣布了政府关于二五减租的条例，他们表面上拥护，实际上是采取明减暗不减的办法应付我们。 刘少奇非常重视如何在减租减息中发动群众的问题。他在盐阜区亲自抓点，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当他发现问题时，就找曹荻秋等同志谈话，要求领导干部亲自下去作调查。他说:“二五减租是群众自己的事，就要靠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外面的人去包办代替不行，单靠行政命令也不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团结起来，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他强调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但并不否定行政命令的作用。他说:“行政命令要不要?要。政府有法令，群众可以要求地主必须执行。 但是，只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行政命令才会起作用。”刘少奇针对二五减租运动初期出现的实际问题，还作了不少具体的指示。这些重要意见很快传达到了各根据地。 为了真正搞好二五减租，我们认真学习了华中局的指示和盐城的经验，相对集中力量抓紧中心地区的群众工作，纠正了一些地方以军办官办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启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搞减租减息、赎田，自己组织农抗会领导与进行群众工作，并纠正一些“左”的思想，正确指导群众的斗争。采取了首先建立农村群众工作据点，救济春荒，肃清土匪，整理与发展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组织等步骤。同时切实加强了对民运工作干部的培养和训练。我们招收了一批热心抗战的知识青年，培训为农村工作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去。区党委和行署办了农村工作干部学校，各地、县委也办了训练班，时间长的一个月左右，短的两个星期。主要讲清为什么要实行二五减租;怎样实行二五减租和做群众工作;工作中有哪些政策界限和须注意的事项等等。整个内容贯串了群众路线和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培训结束后，即由老同志带领分赴各方工作。每个乡派去一二人，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们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规定民运工作干部下去一概不准住在地主家里，而要住在贫农家里，吃在贫农家里，帮助群众劳动，反“扫荡”时与群众一起行动，并强调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农民家里搭伙吃饭一定要付钱，不准让农民贴钱、贴粮。方法是扎根串连，把当地的土地情况、阶级情况、生产情况弄清楚;然后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力量，由他们自己根据政府颁布的法令，建立农抗会等抗日群众组织，除地主分子外，所有农民均可以参加，由贫农为主进行领导。由他们自己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民运工作干部不包办代替。这样，逐步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这批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一方面自身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实际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逐步成长起来，以后成为土改中的领导骨干;同时，也从贫雇农中培养了一大批可靠的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敢于站出来与地主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各县召开参议会(或参政会)和开明士绅座谈会，由县长出面，请开明士绅带头减租。群众看到政府在撑自己的腰，胆气就更壮了。这样，减租条件和时机逐渐成熟了，就由工作队和农抗会召开群众大会，政府负责人到会讲话，宣布政府法令，进行减租减息。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 各地的农抗会建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农抗会来领导群众斗争.农抗会派出代表和地主谈判，要求按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减租减息。由于我们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注意农民的生活问题，抓住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群众的情绪很高。据当年四月二十一日统计，全区群众组织人数为九万五千人，地方武装脱离生产者有六千二百人，不脱离生产者为一千四百人。到夏收高潮时，参加保卫夏收和卷入二五减租浪潮的群众已达一百万人，中心地区已有四千六百0五个乡建立了农抗会，有组织的农民已有六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万人民自卫队(其中一万多人脱产)。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充分注意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与提高了人民抗战热情，当然这和广大干部的奋发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二五减租中的斗争也十分尖锐和复杂。当时.敌伪经常下乡烧杀抢掠和“捧财神”，包括一些地主在内，受迫害甚深，威胁甚大。 大部分地主认为侵占他们利益、危及他们生存的并非减租减息，因为我们实施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到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一般地主愿意接受减租。然而，敌伪的特工大肆散布谣言，说“东洋人厉害”，“参加农抗会者都要杀头”，“减的租要加倍追索”等等。有些顽固的地主也有一套对抗的办法，他们一般不敢公开反对，但也秘密串连，寻求对策，或为自己“诉苦”，要求不减或少减;或跑到敌伪据点去逃避减租;或唆使他们的一些狗腿子加入农抗会，假积极以窃取领导权;或威胁利诱收买农抗会骨干，以削弱其战斗力，甚至瓦解其斗志;或明减暗不减，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等，使农民白天减租，晚上又悄悄送还地主;或暗杀农抗会的积极分子(这样的情况在苏中曾发现多起);还有采用美人计，拉拢和腐蚀我民运干部，以达到其破坏减租之目的。 斗争相当复杂。我们则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法令，另一方面提高警惕，发生问题随时处理，并以此教育全体同志。区党委和行署先后发了《对若干土地问题的处理》、《关于改善雇工问题》、《关于假减租二十八种类型的调查及其防止方法》等指示;大量吸收在斗争中、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农村中党的队伍，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农抗会提出了“农抗会员拿起枪来保卫减租果实”、“武装保卫家乡打鬼子”的口号，号召青年踊跃参军和参加人民自卫队;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对地主主要是进行说服教育，要他们遵守减租减息的法令，对敌伪特工人员和暗杀农抗会积极分子或破坏减租运动的不法分子则严厉打击。 如皋有个叫丁紫庭的家伙，杀害农抗干部，破坏减租，我抗日民主政府查实后，予以逮捕，并在丰利镇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会，宣布其罪行，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我们的民运工作千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个别不坚定分子，立场不稳，被地主拉下水了。我们都及时作了处理。农民的说理斗争一般都很成功。说理说不下去，就开大会，还是坚持说理，但声势大，有群众的压力，带有一定的斗争会性质。地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往往会答应群众减租减息的合理要求;如仍坚持不减，则由乡或区的调解委员会调解处理。调解委员会一般以公正的士绅代表二人、农抗会代表二人、政府代表一人组成，并不是事先成立的固定组织。如某处发生业佃纠纷，可由纠纷的一方或双方向区、乡公所申请派员前往，按规定临时组织调解委员会调解。如经调解仍不肯减租者，则最后由政府裁定。 二五减租的群众运动真正搞起来后，少数极顽固的地主由暗抗转为明抗，个别地方还发生了由反动地主策划组织的武装暴动。 我二分区泰东县，董希白任县长时，有一次，安丰、一仓河的少数地主利用大刀会的封建性群众组织，胁迫了相当一部分群众，搞起了反革命暴乱，如中的大刀会也由地主策动和驱使而蠢蠢欲动，其总数有二万来人。他们反对减租减息，杀了我们派去的民运干部，并公开宣称要赶走新四军。暴乱起来之后，首恶分子即驱使一大群乌合之众，赤了膊，挥舞着大刀和梭镖，念着符咒，向我方政府机关所在地进攻。 我们决定坚决给反动地主以武装镇压，但对受蒙蔽的群众仍采取争取和教育的做法。不镇压极少数反动的首恶分子，不仅不能教育和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而且会使反革命暴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蔓延。周林当时担任行署社会部长。他接受任务后，亲自带了部队赶去，先以政治攻势，告诫大刀会的人自动放下武器，不要受坏人愚弄。他们不听，继续气势汹汹地向我部队进攻。我方即予以镇压，暴乱就此平息下去。周林等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多数人明白了是非，主动检举揭发躲在他们背后的少数坏人。周林等对群众交出的暴乱骨干分子深入调查甄别，找出其罪证确凿的幕后操纵者，依法严惩，首恶分子处以极刑，教育了广大群众。 苏中地区原有的封建迷信组织不少，如三分区的大刀会、东乡的忠义社等等，有的受地主阶级操纵或影响，受蒙蔽的群众为数不少，如处理不好，会带来麻烦。 大刀会暴乱事件各根据地先后发生不少，这是一种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抗的表现，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不付是不可能的。 在二五减租运动中，有些地方也出现过一些过“左”的偏差。 如:有的地方超过二五减租的原则，对鳏寡孤独的中小地主也与大地主一样地减，使他们生活上的压力过大;个别地方对地主谩骂或戴高帽子游街，污辱了地主的人格，引起不满和对立。有的地方追求数字，滥开徒具形式的大会，华而不实，做表面文章，等等。这些偏差在区党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均及时作了纠正。 二五减租在夏收中取得显著的成绩，百万多群众投入了这一热潮，全区减租(主要是中心区，其余同情区、边缘区暂缓实施)共八十六万五千多亩，四十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减租利益。雇工工资也部分改为实物工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拥护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成了他们的自觉要求。党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又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干部。在农民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灶民、渔民、市镇工人、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都进一步组织起来，召开了苏中各阶层的代表会议，还成立了苏中教抗会、文教研究会、民间艺术协会等。 入秋，随着敌伪三次大“扫荡”，敌伪据点增多，水陆交通受敌控制，我根据地空隙缩小，地区阻隔，被分割为若干块。客观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群众工作，因此，区党委和行署及时改变方针，从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转变为精细深入的实干作风，否则，就有被敌赶走的危险。主要加强审查和教育干部，纯洁组织，加强党对自卫队的领导，加强支部及新党员的教育。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内奸。 减租斗争的开展，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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