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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儿时的三位老师

 玲珑君 2022-12-10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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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儿时的三位老师

 作者:贺贝

老来怀旧,对时下流行的“教育集团”、“省X级(学校)”之类的“显学”不以为然。而当每年教师节来临的日子,心底潜藏的那份缠绵温婉的思绪,就如深土下的种子一般陡然萌出。反复地回首寻觅,满腔的怀恋与怅惘。

五六十年代,父母一直为生计奔波,小学六年光景,我竟辗转于两地三校。那时小学语数两门主科,通常都由班主任担任,学生与班主任的关系,一般都会比其他老师更为密切。也许是应了“瘦弱的孩子多奶吃”这句俗语,家贫的我,似乎也得到班主任更多的关爱和教诲!

父母读过私塾,算是有点文化的人,让我六岁(那时一般七岁入学)便挽上“书袋”。不,一般的叫法是“挽袋”,是当时流行的带有弓形挽手的长方形布袋,出门时做杂物袋使用。穷人家没钱给孩子买书包,便把它作为书包使用。当时是在广西梧州,学校叫文化路小学,是当地较有名的学校。

班主任吴老师二十来岁,个子不高,脸胖胖的,爱打乒乓球。打到热烈时,不管她动作如何,围观的同学都会齐声呼喊“唔(不)敢抽,唔敢抽”!她也跟着嘻笑。我有点纳闷,她打得很勇猛,抽球时也很起劲,为什么说她“唔敢抽”?那时好像在搞下乡运动,墙上贴满教师们用大红纸写的“下乡申请书”,偶然在一张申请书上,我看到“吴锦秋”的署名,才知“唔敢抽”(这三字在粤语中同音)的来由。但心里不解:为什么吴老师不生气,任由这些同学如此嘲弄?

那年冬天特别冷,早上起来,阳台上的水都结了冰。出门时,母亲把一块旧女布(花布的俗称)叠成长条,缠在我脖子上作围巾。我很尴尬,这是女孩的衣物,但又不敢抗拒母亲。走到半路,我把围巾扯下来,没想到吴老师正走在我后面,看着我害羞的表情,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把围巾有花的那面折到里面,给我重新围上,又从头上取下一枚别针,把围巾扣牢,轻轻地说:“能上学读书是多么幸福,冻着了就上不了学——这围巾不错,现在好看多了。”

下午放学时,她叫我跟她一起去看看同学陈阿娣。路上,她问我妈妈身体怎么样,问我能否吃得饱?对我家也了解得很清楚,连妈妈为了多赚点钱,天天利用中午时间给人家挑水,饿到下午小休时才吃午饭,全都知道。又问我陈阿娣为什么老是早退,我想,阿娣早退不会是回家吃饭吧,是她贪玩。

家访后才知道,阿娣一家五口以织篾为生,穷得很,作为长女,她也要做帮手破篾。为了能上学,她答应每天早点回家,完成她的破篾工作。她在满地狼藉的竹子篾片间,弯着身子一言不发。我们一直站着,吴老师对她父亲说,阿娣很聪明,也很懂事,让她读书学点知识,将来对家里帮助更大。“希望不要让她早退,我会跟学校反映你们家的情况,看看能否给她申请个助学金。”

接着,吴老师安排我和她同桌,叮嘱我在学习上多帮助她。她这份信任,让我心头暖暖的,觉得自己也要“帮帮吴老师”,阿娣比我更困难啊!可惜没过几天,阿娣让河滩上日军的哑弹炸死了——她要砸掉上面的泥团作废铁卖,哑弹发生爆炸!我万分震惊,都是因为穷啊,一下子领悟到吴老师的话:能上学读书是多么幸福!

一年后我加入了少先队,“六一”节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全市庆祝“六一”的集会。不巧遇上感冒发热,母亲要我请假,我死活不肯答应,反复唠叨活动的重要性。其实,我更多的是惦挂着那袋作为礼品的点心,在饥馑流行的年代,那是多大的诱惑。站在烈日的操场听领导的长篇讲话,我不久便晕倒了。醒来时正趴在吴老师背上往家里赶,脖子下挂着一袋艳丽香溢的糕点和糖果。她汗水津津,却不让我下来,我感到她的肩膀很宽很壮,充满力量,像个大姐姐!

突然,我想起她那张《下乡申请书》上所说的话:“为着孩子和祖国美好的未来,我将无惧困难,不畏艰苦,坚决要求到最困难的乡村教学”,心里有点难过,生怕她突然离我而去。然而就在那年暑假,我随父母迁居广州,吴老师给我写“转学证明”,鼓励我在广州要继续努力学习……这短短的两年,她言传身教,开启了我发蒙的第一课,让我懂得了友爱、互助和人生的苦难!               

到广州后已是十月,学校生源已满,次年,仍找不到接收学校,为了不荒废时光,家里让我上街道的民办小学。学校残破不堪,也不设班主任,担任我们班语文数学教学的沈老师,却是衣着光鲜,终日散发着好闻的香气,活像荒土中的鲜花。听说她来自上海,家境殷实。那时她正在热恋,不知怎样看上了我,每隔几天就差我给她男友送字条。走路需要二三十分钟,我忍不住好奇,常常把字条打开偷看。写的是“眼皮困得像吊了颗石子,下午还有课,中午就不来了”,或者“作业特别多,晚上得改上好几个钟,周末再约“之类。我知道这是老师的秘密,自然守口如瓶,但想不明白,她就不怕我偷偷看了说出去?

我是想错了。那年班里组织旅行(那时不叫“旅游”),定好早上五点半到沈老师家集合。我家没钟,半夜醒了不敢再睡,估摸着时间到了她家,她说才四点呢,今天可没地方午睡! 不由分说把她的床让给我,要我补上一觉,她到母亲房里“搭铺“。她的床很软,很香,很暖,枕边堆着花绿绿的书本和笔记。我感到她对我的信任和爱护,来自一种纯朴的情愫,怎会担心被我偷窥、泄露私密?

旅行目的地是白云山脚,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般人都没早餐吃。那天我可能起得太早,肚子特别饿,忍不住把用作午餐的芋头糕早早吃光,午餐时一个人躲到远处。沈老师发现了,问我为什么不带饭,我不敢实说,低头无语。她掏出手绢,把她的炒粉扒出一半给我,折了竹子权当筷子,催促几句就走了。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想让我为难,更怕让同学看到,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约莫过了半年,她没再要我为她送字条,却看到她不时红了双眼,有同学说她在偷偷哭泣。后来有老师透露,是男友跟她分了手。我甚为不解,她是那么年轻美丽、温婉善良!文革时才知道,沈老师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是受祖国感召,从香港回来参加工作,但因出身资本家家庭,备受冷眼、排斥,也入不了公办学校。那位男友知道后放弃了她,她一直没有结婚,最后被遣返原籍。

沈老师留给我一本叫《苦难》的小人书,那天夜里她床边这本书吸引了我,但我匆匆翻了几页便放下,觉得偷看她的私物不道德。这“行藏”显然被她察觉到了,她把这书送给我,说《苦难》记述的是德国大作曲家贝多芬的生活,贝多芬的童年很艰苦,但他很勤奋,对我们很有启示。十年后我被分配下乡工作,把《苦难》里的一段话压在书案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通过苦难,走向欢乐。”我知道唯有读书,才能走出生活的窘境,于是四处寻找文学书籍,把借到的书都看了又看,最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是后话。

这所民办小学只设一至四年级,两年后我转入公办学校,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沈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曹,部队转业干部,广东人,不到三十岁。他对学生很严厉,上课时绝不许开小差、打瞌睡,谁违反了就要挨批罚站。有一天,他儿子病了上不了幼儿园,恰巧他妻子余老师要到教育局开会,他把儿子带回学校,让他坐在教室的角落。突然,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嚎啕大哭,他哄了几次无效,竟然不顾正下大雨,大步流星地把儿子抱出教室,放在湿漉漉的瓦檐下!课堂里顿时一片惊愕,鸦雀无声。调皮的同学更是被老师的不讲情面所震慑,不敢再搞小动作。

他的严厉也许来自他的本事。他要求我们课堂上讲普通话,广东人讲普通话很难准确,但他在全市小学教师普通话比赛中荣获冠军。他布置作文时,会先行自写一篇并在课堂上朗读,让同学们评议。班里各小组每周轮流出黑板报,他先作示范,现场爆肚(粤语,急就之意),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书写,赞扬的批评的,在标题下全出来了。“三八”节到了,他让同学们在“周记”(记述一周的学习心得,是当时流行的作业)上写一两句有意义的话。他先自拟一条歌颂女性的横幅:”母亲是伟大的,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高尔基”,并把它贴在墙上,让同学们思维洞开。此外,打篮球、拉风琴、唱流行歌,他也样样在行,同学们对他十分敬佩。

那时我国的经济困难达到顶峰,一股逃课风蓦然刮来,上午到了第三堂,逃课的同学占了近半,能坚持坐到第四堂的,不超过三分一。都是饿啊!他们不是到马路乱逛,就是结伴到附近的河涌摸鱼虾,有的甚至徘徊于商场偷窃糖果饼干。曹老师紧绷着脸,但似乎没了脾气,只是反复要求不能逃学。稍后,他发动同学们大搞“副业”,利用课室外空余地方和课外时间(那时已暂停早读课和课间操),养鸡养鸭养葵鼠,捞浮萍的、捡蔬菜的、制饲料的、搞卫生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同学们来了兴致,干得热火朝天。那时学校管理上比较开放,没有如今这不准那不准的框框,宰鸡杀鸭那天,课室变成餐馆,热闹非凡,连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来道贺!不仅改善了生活,体验了劳动乐趣,增进了团结,逃课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也许是师生关系的融洽,他那带有小园子的家,到了节假日,就成了好些同学玩乐、温习的好去处。余老师常常带上两三个同学出门买菜,女生们也不时帮老师洗衣服。那时的中学数量比现在少得多,但也分重点、一般、二部制和夜校四大类,毕业后,除了三名“差生”,全部都考入一二类中学。

改革开放不久,我带着五岁的女儿从农村调回广州,为女儿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想让她上学前班,于是怀着忐忑和尴尬,直闯曹老师家门。门一打开,所有的不安顿时被欢快的女高音冲走:“爸爸,何叔叔来了!”

我吃了一惊,这暌违二十年的砖木平房,仍是丝毫不变的熟稔,而当年的髫发丫头,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来?她女儿说:“爸爸常拿你们的毕业照给我看,指着这是谁谁谁。”还翻出当年的毕业照给我看。照片早已残旧发黄,老师却完好地留存至今,还时时跟他的孩子叨念,这令我我无比的惊讶、歉疚。

曹老师早已当上校长,了解我的现状后,一口应允接收我的女儿,还要给她开午饭、安排在校里午睡,以便我放心工作。几年后他退休了,应儿子的安排移居美国。

儿时的三位老师,我与他们每位的相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如果说人是一本书,他们各自都是一部小说,充满鲜活的细节和感人的力量。尽管此后我读书的时间更长,接受的知识和所遇的老师更多,但当中的荒诞、谬误、迷惘与禁錮也由此连绵不断。如今年过六十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中叶的校园是什么样子,如今孕育了无数巨婴的校园,又变成了什么!

作者简介:贺贝,原名何沛锦,广东省作协会员、《信息时报》副刊编辑(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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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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