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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师”之名，以今日所存之文献论，见于《庄子·徐无鬼》，不可不知是庄子及其学派所编辑之寓言。这一寓言，对形成秦汉以来之道教教义，有决定性作用。而寓言本身，确具极精深之哲理，先录原文于下：
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谓朋前马，昆阁、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日：“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日：“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陳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日：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故知天师者，黄帝尊称牧马之小童。此小童之所以能受尊于黄帝，因知具茨之山之所在地·及居此山中之德道者大隗。当黄帝坐于马车中，正副御马车者二人·及马前车后各二人，共凡七人，马车行至“襄城之野，七圣皆迷”。襄城当时属韩国，今在河南，仍名襄城。其地亦可包括于黄老学说之诞生地区。黄帝等七人由迷涂而问及牧马小童，小童非但知其地，知其人，且知为天下。自言治愈瞀病法，在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由是复游于六合之外。此“乘日之车”之意义，是指乘时间之车。
《山海经》之《海外北经》与《大荒北经》，皆载有夸父追日之寓言。而庄子之寓言，明此牧马小童，可不必徒步追日，能乘日之车而附日以行，则可免道渴力尽而死。此附日以行与七圣马车之速度，何可并论，日车犹乘时，乃能复游于六合之外。并见六合内外，所以治目有所蔽未得正观之瞀病，其唯永远合时，庶能不迷而知为天下。德道者名大隗，犹大地，以今日观之犹地球，庄子所用之专门名字，即六合。小童少时，仅“自游于六合之内”，内指宇，知宇而未知宙，安得无瞀病。幸得长者之教而知乘日之车，则既知宇宙，自然能“复游于六合之外”而“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宇宙之义，宜参阅《庄子·庚桑楚》)。且在战国时，人类所掌握之速度，莫速于乘马。牧马者贵能得千里马。去其害马者，所以去其损毁马行之速度者。以牧马之理喻为天下，即在得时而不迷，此唯黄帝心知小童，安得不“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然则天师之象，所以能乘日之车以畅游于六合内外。
在庄子成此寓言前，略早数十年已有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孔子之弟子在编成《论语时，末章特选“尧日：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是即孔子知时以划时代于尧舜之象。孟子尊孔而不知变，故仍“言必称尧舜”。可见孟子理解孔子为时圣者，要在孔子能知以天之历数示其时，且尧舜已知之，宜尧舜孔了，是当孔了所掌握之时。然白孔子所严事之老子起，对时之认识，已能深人思考时空之本身。唯老子创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哲学命题。这一哲学命题，自然可通于宗教命题，况此哲学命题，本由原始宗教的思想发展而成。凡由尧舜而黄帝，以产生黄老自然之道，是战国初中期所发展之学说。故继黄老之说之庄子，实可兼及尧舜孔子之理；而仅继尧舜孔子之说之孟子，实难理解黄老崇尚自然之至道。此所以庄子及其学派之说，不妨视儒能知六合之内之天，而乘日之车以畅游六合内外之天师，则决非尧舜所知。 《庄子·逍遥游》所谓“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之人之德既可陶铸尧舜，安得不以天师称名之。 自庄子创此寓言后之黄老道，莫不知天师为贵。秦汉以来之黄老道，当早已重视牧马小童之识见。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其师郑隐所收之道经中有《天师神器（器一作）经》、《小僮经》、《日精经》、《小童符》等，原文虽皆失传，以名观之，可肯定与“天师”有关。
故黄老道中之天师，指牧马小童，贵能乘日之车，与汉后所谓天师道之天师，早已名同实异。且称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汉天师者，更属后起之名。自张陵根据老子之哲理创教起，至张鲁于建安二十年(215)降汉止，自称、被称皆用西南地区早已存在之“五斗米道”，而无天师道及天师之名，故在史实上，并无汉天师。今由天师之名，尚可考核黄老道的内容及其发展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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