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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辟雍碑书法研究

 梦想童年594 2022-12-11 发布于江西

金弘大/文

摘要:辟雍碑是西晋初年,太学师生为纪念晋武帝司马炎父子亲临学校视察而建立的颂德碑。该碑是由从政策层面推行禁碑令的西晋政府主导建立的,因此在教育性、公共性、传播性等方面,与现存的大部分和个人葬礼相关的西晋碑不可同日而语。该碑的重要意义和艺术成就在其发现初期已有学者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从1931年辟雍碑出土至今,专门针对其书法特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极少。本文运用书法造型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观察分析辟雍碑书法的特殊运笔方式和写法的历史渊源,解释其独特写法背后隐藏的文化范式,希望能为学界提供理解西晋时代书法的另一种思路。

关键词:西晋;辟雍碑;天发神谶碑;笔法

辟雍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西晋太学遗址,现保存于偃师东大郊村,是研究西晋文化艺术的一手宝贵资料。关于辟雍碑(278年)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童岭等学者已进行过详细论述[1],本文不再赘言,而是重点论述辟雍碑在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辟雍碑书法艺术方面价值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

第一,具有稀缺性。东汉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禁止立碑,之后西晋政府在政策层面沿袭了三国时代的禁(私)碑令,因此现存的晋碑数量较少,辟雍碑是这个时期书法作品中,极其罕见的规格高、体积大、状态完整的作品,能名实相符地代表西晋最高书法成就[2]

第二,具有权威性。辟雍碑是在禁(私)碑令的时代环境下,由西晋政府最高教育机关——太学刻制建立的公共纪念碑性质的作品,与同时代私人墓志铭等丧葬礼器,在立碑组织、立碑意图、立碑影响等各方面均不可相提并论。

第三,具有艺术完整性。辟雍碑保存状态完好,全面保留了西晋时代全部书写特征,因此国学大师罗振玉曾在《石交录》说该碑是“传世晋碑之冠”,是西晋书法代表作品[3]

虽然辟雍碑在书法界具有重要的历史及艺术意义,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单独说明辟雍碑书法特征、特殊写法等的系统研究极少[4]。因此,本文运用书法造型学的方法细致考察辟雍碑字形态、笔法、书写特点的来源及意义,通过对辟雍碑书法的分析,为学界研究西晋时期书法的客观状态及书写方法提供参考。辟雍碑的拓本中,马衡旧藏洗石精拓本两册最有名,该拓本字迹清晰,损坏字少,是现有的较完整的西晋最高水平的书法研究资料,本文中的分析均以此拓本为基础展开。

一、辟雍碑字形态的时代信息

汉隶在东汉达到最高峰,此后六朝书法开始在混沌中探索行书、楷书等新方向,从辟雍碑书法的字结构我们能大致看出西晋初期旧体和新体的共存共荣。辟雍碑文字形态可归纳为矮扁形、正方形、瘦长形和特殊形四种,这4种字形混杂存在于碑文中。

(1)据笔者统计,碑身正面状态较完整的1 518个字中像图1中“六”字这样的矮扁形文字共210个,占整体文字数目的14%。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书写者的运笔习惯或者说当时的书法潮流,还未摆脱东汉隶书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在同时代其他石刻或墓志铭中也能见到,如公元282年的《冯恭石椁题记》保留着浓郁的汉隶余韵,公元291年《杨骏墓志》(图2)的字形态也接近矮扁形的汉隶。

图1 《辟雍碑》四种字形

图2 《杨骏墓志》部分

(2)需要注意的是,《冯恭石椁题记》《杨骏墓志》是私人丧葬礼器中的文字,表示的是当时个人的书法倾向,而辟雍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树立的宣传作用更强的公共性纪念碑,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辟雍碑较自然地保留了一定的汉代隶书特征,但出现比例不大,说明当时贵族并未拘泥于汉代传统字形。辟雍碑中与图1中的“遇”一样的正方形字共有741个,占整体文字数目的49%。接近一半的字都是正方形,这说明,当时官方与贵族书法中的正方形字形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其中出现的楷书式运笔效果更能反映出西晋时期对新书体的努力探索。

(3)辟雍碑中如图1中的“览”字一样的长方形字也不少,这种字在碑文中共有521个,占整体文字数目的34%。与矮形的汉隶比较,这些瘦长形字也是当时对汉字结构和笔法探索的结果,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探索方向。

(4)图1中的“然”字接近圆形,不属于前三类的特殊字形,这种特殊字形的字共有46个,占整体文字数目的3%。

汇总四种字形数目占比,可绘制出饼状结构图3,由此可大致梳理出辟雍碑书法的基本特点和西晋初期官方推崇的书写形态。首先,辟雍碑未能完全脱离汉隶传统。14%的字保留了汉隶的矮扁字形,这是西晋初期书写环境和潮流对前朝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政治文化统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其次,辟雍碑书法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占86%(49%正方形、34%的瘦长形和3%的特殊形)的新字形说明了朝代更迭政权更新中文字的改革创新。最后,从立碑的目的、立碑的组织、碑文的内容、传达的意义等角度看,辟雍碑的确代表西晋官方最高的书法水平。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西晋知识分子和贵族公认的文字书写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脉络,通过一些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内容,展示中国书法历史的丰富性。

图3 《辟雍碑》字形分析图

二、辟雍碑的笔画形态分析

在说明文物的词典和几篇介绍辟雍碑的论文中,已大致论述过辟雍碑书法的特征。不少研究者阐释辟雍碑书法特点时只有概括说明而缺具体分析,比如王玉池认为 “其字沉着飘逸,气势宽博雄伟,虽也带有一般魏晋碑刻整严的特点,但比那些碑刻结体更加活泼,用笔也更富于变化。罗振玉称此碑为晋碑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5]。葛鸿桢认为:“此碑字体结构方正,比汉隶在结构上更向楷书走近。但用笔大体上保留了汉隶的特点;尤其是左波右挑,长横仍作波磔,'八’脚仍作分势等等。起笔方法渐改隶书的'逆入’法,而变成横划直落笔,竖笔斜落。这一改革较汉隶写法更为便利,并将经此导向楷书。这种糅杂楷法的正方形隶书,成为'唐隶’的先导。”[6]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辟雍碑书法,但他们没有进一步具体指出辟雍碑书法的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为了更进一步客观分析发现辟雍碑书法的特征,就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与归纳。

辟雍碑建立目的是满足皇帝崇尚儒学的颂德需要。在这种纪念碑碑石上书写的文字一般需要具备三方面的要求,即易读性、权威性和示范性。首先,易读性是为了宣传的方便,要用识字的人都能轻松看懂的字体;其次,需要具备政府机构的权威性;最后,文字形态可以为当时人们的书写起示范作用。

易读性强的字体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字体风格统一、字形端庄平稳、字面大小一致、布局重心一致、笔画粗细均匀、线条饱满流畅,但是辟雍碑文字很多不符合这些特点,它的笔画处理方法复杂多变,字体散乱不统一,字形变化无规律。在权威性方面,辟雍碑的表现也让我们十分困惑,它并没有遵循正统书写方法,而是在字结构里容入很多与一般字结构不同的写法。最后,由于与一般的笔法和字结构不同,辟雍碑的示范性自然也让我们不好理解。 为了解决这些疑惑,要客观地分析和认识辟雍碑书法的具体面貌。

(一)各种起收笔形态

为把握辟雍碑书法的整体特征,需要分别对碑文中横竖画的起收笔形态、撇捺的写法以及转折部分的处理进行细致观察,这几部分对碑文的字造型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分析这些笔画形态,可以直观感受辟雍碑碑文新颖的外观。

图4是辟雍碑里六种常见的代表性起笔形态。图4.1A笔画的起笔部分是典型的露锋起笔;图4.2B是圆形的藏锋起笔;图4.2C是在一般作品里不常见的接近垂直线条的起笔(折刀头);图4.2D笔画起笔形态也较特殊,是向右倾斜的直线状,与图4.4F这类常见的起笔角度相反;图4.3E起笔形态更为别致,是向左下方延伸的弧线;图4.4F的起笔部分在隋唐以后的楷书书法中较为常见。这六种起笔形态没有规律地在辟雍碑中散乱出现,但与图4.2D和图4.3E类似的以往书法作品中不常见的起笔形态出现频繁,甚至像图4.2中C垂直起笔、D斜线起笔的不同起笔方式在一个字内自由组合的形式在碑文中也高频出现,使辟雍碑整体上散发出陌生奇特的色彩。因此,著名书法研究家启功先生认为,辟雍碑的这些独特笔画“虽然笔划比较灵活, 但似用一种扁笔所写, 这大概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改制了书写工具”。类似观点在汤叔君论文中也可见到,“碑文用晋隶书写, 其特点是比较灵活, 似用一种扁笔书写”[7]

图4 起笔的各种形态

同丰富的起笔形态一样,辟雍碑的收笔形态也较多。图5.1A笔画是将毛笔慢慢提起形成的露锋收笔形态;图5.2两个A笔画也是不同形态的露锋收笔;图5.2B笔画是典型的藏锋收笔,图5.2C是东汉隶书的代表性波浪形收笔;图5.3D笔画收笔部分形态独特,与图4.2C直角形的起笔类似,垂直收笔,像现代黑体的方尾一样;图5.4E笔画是楷书式的收笔。多样的起笔与收笔形态使辟雍碑的整体书法效果新颖丰富。

图5 收笔的各种形态

(二)撇捺形态及转折的特殊处理方法

辟雍碑的一些笔画处理也极富吸引力,如碑文中的撇画和转折部分。图6.1A笔画是一个短直撇,与普通的撇画不同,该笔画上边是初月形,下边是一个向左下方延伸的线条,辟雍碑中相当多数量的短直撇都是如此形状,这种写法的历史渊源稍后我们通过具体例子探讨;图6.2撇画B的收笔部分是直线,收笔部分体积大角度尖,因此比较醒目;图6.3C笔画的收笔形态和图6.2B笔画类似,但是图6.3C笔画的收笔处有明显的弧度,这种变化可为观者提供微妙的差异化视觉感受。与撇画不同,辟雍碑中捺画的外形相对统一,例如图6.4D笔画一样,大部分捺画的形态工整规范。

图6 撇捺的各种形态

众所周知,六朝之后楷书的用笔方法影响到整个书法领域,而六朝时期的书写方法还较自由,在辟雍碑中能见到几种十分有趣的转折部分的处理方法。第一种,图7.1A部分。这种处理有三个特点:一是转折部分一次完成;二是笔画粗细变化不大;三是转折部分的角度圆润,但辟雍碑中这样的转折出现次数并不多。第二种,图7.2宣字A部分的横竖分开处理法。与一般书写方法不同,此处B、C笔画完全分开写成,B露锋收笔和C露锋起笔形态完整,B、C收起笔的位置也不同,这是在辟雍碑中出现较多的转折部分处理方式。第三种,图7.3内字A部分。与图7.2宣字A部分一样横竖画分开完成,但写法不同,此处B露锋收笔,C方头起笔,并且起笔位置与B的收笔处略重合,转折部分的角度既直且尖,给人直挺强硬的感觉。第四种,图7.4治字A部分。B的收笔和C的起笔间存在间隔,中间存在另外一个笔画D,一个简单的转折拆分成三个不同的笔画处理,为观者提供了想象之外的惊奇新鲜,与此类似的处理方法在辟雍碑和其同时代的其他字帖中也能见到[8]。总之,辟雍碑转折部分既有柔和的弧线,又有尖锐的棱角,写法较多,给观者提供了更多的欣赏点。

图7 转折部分的形态

通过对起笔、收笔、撇捺、转折部分的观察,可以看出辟雍碑中使用的书写方法十分复杂,字形也是既有矮扁形的汉隶,又有正方形、瘦长形、特殊形,这些特点确实地反映出辟雍碑所处的字形过渡时期虽不统一,但极其自由活泼的书写形态。

三、辟雍碑特殊书写方法的历史渊源考察

研究唐以前书法作品时我们会遇到两种困惑,首先,与书法艺术直接有关的文献记载极少。其次,虽然有当时的文献传世,但内容及作品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太容易开展正常方式的研究,很容易陷入扑朔迷离中。为了突破这样的难处,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以考古出土的同一时代的石刻及墨迹作品为第一手资料,分析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找出同时代作品的共同点以确认当时的时代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前后时期作品的比较,进一步分析出该时期书法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脉络,这种书法造型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客观而精准地梳理造型语言的发展历史。下面我们就运用这一方法,以与一般笔顺不同的书写形态为例分析研究辟雍碑中的特殊书写方法。

(一)多次用笔的例子

辟雍碑中能见到不少与现当代书写方法不同的字,这些写法在秦汉六朝时期是较常用的。以往学者可能不太关注这一部分,因此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辟雍碑的特征,下面我们将通过“多笔”“华结”效果分析当时存在的独特的书写方法,并以横画和短撇为例具体分析这些书写方法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辟雍碑中,一个笔画多次分开写成的“多笔”效果较常见[9]。如图8.1撇画B、C以A为中心分开写成;图8.2“心”字的卧钩分成了A、B两笔,A的露锋收笔形态完整,B的起笔位置清楚;图8.3“代”字的戈钩B、C以A为中心分开写成;图8.4“命”字的撇画A、B和捺画A、C也是分开写成的;图9.1“风”字转折部分A、B两次写成,A收笔的形态完成位置清楚,B藏锋起笔的形态也非常清晰;图9.2“乃”字里A、B的中断明显,图9.3“为”字A、B中断与图7.2、图9.2如出一辙;图9.4“乐”字下方的横画以竖画A为中心左右两次分开写成为B和C。通过以上八个字,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辟雍碑中存在多次运笔完成一个笔画的情况。

图8 各种多笔例子1

图9 各种多笔例子2

辟雍碑中的“多笔”效果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简单笔画分多次完成。如图8.2卧钩两笔写成。二是转折部分的多笔处理。如图9.1“风”字、图9.2“乃”字、图9.3“为”字的转折部分。三是利用不同笔画的交叉结构,将一个笔画分开写成。如图8.1在字、图9.4乐字笔画交叉处的中断。

(二)华结效果的吸引力及时代性

与“多笔”效果比较,“华结”效果视觉观赏性更好,趣味性更强。图10.1是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劾状木简中的“主”字,该字第二横画以笔画E为中心分开写成,左边笔画D像一个倒置的英文字母C,这种与一般书写笔顺不同的书写方法称为“华结”效果。类似的效果在辟雍碑中也较常见,如图10.2“文”字的A笔画是点和左边横画连在一起写成的,B则在A的右侧重新完成。图10.3“陈”字A、B笔画的结构也与此类似,使得“东”部分的竖画以AB为分界,上下有较明显的错位,AB上边的竖画位置偏左,而下方的竖画位置偏右。图10.4“博”字AB部分同样是“华结”效果,两个A连在一起,笔画B在A的右上方藏锋起笔。图10.5“溥”字AB部分的写法与图10.4“博”字相同。

图10 华结效果例子

这些形态独特的书写效果在辟雍碑之前的汉代及六朝时期的书法作品中也较常见,因此需要从书法历史角度做出考察,如图11.1是楼兰出土的六朝时期的文物《孔纸9.1b》中的一个“不”,上边横画A、B的粗细变化明显,A的收笔和B的起笔有笔画中断的留白,A、B形态和位置差异显著,可以看出书写者是有意为之的[10] 。辟雍碑碑身正文中共出现了14个“不”,其中10次是常规写法,“不”字上边横画一笔写成,但还有4次与《孔纸9.1b》的“不”字类似,上边的横画是分开写成的(图11.2、图11.3、图11.4、图11.5),辟雍碑四个“不”字的横画写法有三个共同点:第一,A笔画的起笔形态类似,图11.2和11.3是略带弧线地向左下方倾斜的起笔,图11.4和11.5是接近垂直线的起笔;第二,B笔画的收笔形态类似;第三,横画A、B中断部分的写法类似,都是A笔画露锋收笔,B笔画露锋起笔,虽然中断部分的粗细、距离、位置稍有不同,但基本结构相同。

(三)分析辟雍碑书写方法的历史脉络

我们以短撇为例观察一下辟雍碑中特异形态的来龙去脉,图12.1是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张京造土牛碑》中的“伍”字,A部分单人旁的短撇明显是分开两次写成的,并以中断点为分界,单人旁顶部形成了对勾符号“ⅴ”的形态,下方形成了类似于 “┐”的形态。 图12.2是刻于曹魏黄初二年(221年)的《孔羡碑》中“代”字,A部分短撇画同样不是一笔完成的,笔画形态写法与图12.1 “伍”字A部分基本相同,影响关系明显。图12.3是刻于曹魏景元二年(公元261年)《东武侯王基断碑》中的“位”字,A部分短撇的写法与图12.1和图12.2略有不同,形成了笔画交叉的符号“╳”的形态。图12.4是1953年10月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发掘出土的《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中的“伏”字,刻于西晋元康九年(299年)二月,A部分短撇的写法与图11中其他短撇如出一辙。

图11 《辟雍碑》多笔例子

图12 短撇的例子

通过以上实例可知,辟雍碑中存在的奇特笔法形态大部分在之前的汉代或辟雍碑同时代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符合当时普遍的书写特点,属于西晋初期官方公认的书写状态,但是辟雍碑书法的这些表面特征可以引出深入的思考。

(四)辟雍碑书法的启示及历史意义

辟雍碑中存在不少难以理解的形态,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奇特。但毫无疑问,该碑是展示中国书法史多种面貌的宝贵资料之一,因此有必要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理解辟雍碑书法中的书法现象。

(1)在官方刻制的重要石碑上大量出现因多笔写法形成的独特字形,是因为多笔写法在当时较普遍,太学的学者和官方人士都认可这种写法,否则在政治性、公共性极强的碑文中不会出现这种写法。 颂德碑本身是以传达信息为第一目标的,公用性极强的石碑,这种石碑需要的字体首先要满足传达信息能力强、公众认可程度高、内容接受范围广的要求,因此辟雍碑中出现的写法或者笔画造型是在当时受到公认的,刻于同时的《天发神谶碑》《晋墓志铭》及其他石碑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相同写法,也能证明多笔写法在当时运用的普遍性。

(2)一个笔画分开多次写成的目的何在?其一,继承传统写法,多笔在秦汉书法作品中常见,因此在西晋仍被广泛使用。其二,西晋的书写环境与汉代类似,没有大的变化,既使用简牍,又使用纸张,是各种材料混用的时期,因此汉代使用的书写方法此时也同样适用。当然书写者的意图、当时书法鉴赏的标准也不可忽视,楼兰L.AⅡ.ⅱ出土的《孔纸30.2》中14个“别”字,通过不同中断探索不同的效果,客观地说明了当时书写者的书写理想,也间接展示出六朝时期书法评价标准的一面[11]

(3)这样的写法追求的审美价值何在?在保证识别的基础上,发挥各式想象增添文字趣味表现是秦汉六朝书法的一个特征,它们已不仅是传达意义和事实的文字符号,还是传达书法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审美符号,能增加观者的审美享受。

四、结 论

辟雍碑是公认的“晋代之冠”书法代表作。作为当时官方最高水平的碑文,它的意义深远。本文从三方面考察了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辟雍碑书写的特点,并分析了辟雍碑书法特点的历史传承性。首先,辟雍碑字形有矮扁形、正方形、瘦长形和特殊形四种形态,其中较保守的汉隶矮扁形占14%,实验性较强的其他三种字形占86%。由此可见,辟雍碑碑文是字形过渡时期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实验性。其次,辟雍碑的实验性通过文中的实例分析,表现为六种形状各异的起笔、五种形状不同的收笔、四种奇特的转折,这些效果往往综合应用于一个字中,使辟雍碑有不统一的散乱感,但更给人以自由、活泼、努力探索开拓的感觉。最后,梳理了辟雍碑中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文字造型细节,分析了各种效果的历史演变脉络,可得出西晋官方对书法的理解,以及对书法的要求和探索新方向的态度。辟雍碑中出现的特殊造型是在汉代传统基础上,在对新书体的追求过程中,不断实验出的新形态。可以说,以辟雍碑为代表的晋代书法或者所谓的晋隶是极富创造力的书法,以往学者把晋隶看成汉隶走向衰落的结果[12],但笔者认为,辟雍碑的字法和笔法中,蕴含着勃勃生机和创新意识,是能代表当时书法最高境界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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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人德.六朝书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17.

[3] 罗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外九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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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郎绍君,星仪,王玉池,等.中国书画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1322.

[6] 王玉池.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214.

[7] 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J].文物,1973(7):54-62.

[8] 金弘大.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31.

[9] 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2 : 192.

[10] 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D].北京 :清华大学, 2010 .

[11] 金弘大.楼兰L.AⅡ.ⅱ出土的《孔纸30.2》书法文书研究[J].艺术百家, 2009,25(6): 65-69.

[12]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 101.

(孟云飞转自《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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