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虽居乡僻，未尝一日废学

以下摘自《论钱穆与中国文化》

作者：罗义俊（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

原载：《史林》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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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