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香港的1900亿资产，归了中英哪一方？

麦理浩打探到的消息结果自然让英国政府大失所望——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异常坚定，没有丝毫让步的余地。此时，帝国的余晖已经从英国身上缓缓落下，虽然英国依旧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随着大批殖民地陆续独立以及激烈的北爱尔兰危机，实力大幅衰退的英国，面对着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早就没有当初鸦片战争那种不可一世的底气了。不得已之下，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启了中英双方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进程。

香港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毕竟，在过去的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收回被列强占有的土地，并且还要确保当地经济社会稳定，社会体制不变。而且，贼心不死的英国人，在确定实在无法拥有香港的主权、治权后，就开始发挥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地头蛇优势，给中国政府埋下各种各样的坑。

幸运的是，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有着极为丰富的执政经验，特别是直接关心解决香港问题工作进展的邓小平，是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老一辈政治家，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对于地区政府治理的那一套更是了若指掌。在开始中英谈判后，邓小平直接向着谈判小组成员下达过几条指示，其中之一就是确保香港政府不要滥用卖地收入，确保港府不把土地给提前卖光。

邓小平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香港的土地财政问题呢？这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的考虑是，此时的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贸易港，能从企业上面拿得的税收相对较少，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出卖地价较高的土地，以此来获取到足够的财政资金，卖地收入由此成为港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因此，关注港府卖地问题，就是在关注香港的财政问题。

而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则是出于对英国人的防范了。在中英谈判过程中，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绞尽脑汁耍出各种小手段，有幻想着用“主权换治权”，也尝试过像大陆打“经济牌”、“民意牌”，渲染香港离开英国管治后的各种严重后果的。面对着英国人的各种小手段，中国政府必然需要一再警惕，特别是在关键的财政问题上，一旦英国政府事先把香港的土地都卖光，把卖地得来的钱都转移到伦敦去，那未来回归后特区政府的财政就难以维继了。

此外，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面积极为狭隘的地区来说，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一个城市如果想发展，那么常常需要大规模地开发土地。可是对于香港来说，自身土地面积很是狭小，人口特别密集，算得上是寸土寸金。如果政府手里所掌握的公有土地被英国人提前卖完，那么等到后面，特区政府想要再进一步发展香港经济，开发香港城市时，就会陷入到一时间无地可用的窘迫处境里。因此，土地问题对于香港来说是极为关键的。

照着邓小平的指示，中方小组在第八轮香港问题谈判中正式向英国人提出了土地问题，要求限制港英政府卖地面积与次数，并且将卖地所得的收入封存起来，转入到一个专用的土地基金中，待到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将这个基金转归特区政府使用，当然，考虑到当前港英政府和香港的发展需要，其中一半资金可以归香港政府所有，用于投资和政府运转。

面对中方的这个要求，一向将利益视为自命的英国人自然不肯，他们还幻想着能从香港这块肥肉上面多捞一些好处，对于中方条条框框的规矩必然是极不情愿接受的。为此，英国人提出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认为如果限制卖地面积，那么会大大限制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此外，既然土地出让是港英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如果在这项重要资产上限制过多，那也会限制政府的运行，不利于未来香港和平回归到中国。

在经过艰难复杂的谈判后，百般无奈的英国人终于对中方妥协了，双方最终在香港土地财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方允许港英政府在回归之前自主出售土地换取资金，但每年土地出让不能超过50公顷，如果超过50公顷，就需要双方达成协议方可进行。其次，考虑到港英政府和香港经济的发展需要，土地出售的资金一半归香港政府财政所有，另一半归于一家土地基金信托之中，基金信托由中英双方人员共同监管，其中的一半资产以金融形式进行运作，以此保值增值。此外，对于土地问题专门成立中英双方土地小组，协调解决出现的香港土地问题。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土地财政问题也从这一刻起按照谈判协定内容进行处理。联合声明生效后的第二年，也即是198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正式成立，而截至到香港回归时的1997年，土地基金信托的资产总值已经高达1956亿港元，按照97年100港币兑换107元人民币计算，土地基金信托的资产总值为2096.92人民币，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巨额资产。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同时，这家土地基金信托和这2000亿巨额资产也随之转交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手中，成为特区政府发展香港的有力财源之一。

看着这切切实实的2000亿资产，我们不能不感叹邓小平的高瞻远瞩，钦佩于他在十几年前就已作出的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