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劳动往事记

插队劳动往事记

长征农场16连 杨勉文

左边为作者老照片

       场联谊会布置《图说上海市属农场知青故事》征文事宜，我打开了自己老照片文件夹。这张50年多前我与港西公社十三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合影，让我长久地凝视着当年的自己，在农场工作时那段特殊的经历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68年我到农场工作时，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激情依然四射。新生的政治弄潮儿，总感觉到不过瘾，最好每天都能折腾出点新生事物，以保持旺盛的斗志。1969年春末，九大刚刚结束。当时具体的宣传口号到底是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随着贫宣队进驻农场，小部分农场知青也被组织起来到人民公社插队，去真正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是报名去公社插队的知青之一，被安排在港西公社十三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劳动。

在农民家里

       第五生产队在小竖河镇的边上，紧靠国防公路，有点什么事到镇上去，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生产队由三个自然村落组成，按照相对位置，被分别称为东宅、西宅和北宅。北宅最大，生产队的一大半社员住在那里，西宅最小，只有几户社员。我被安排在西宅一户社员家里，房东是一位体态发福、面善和蔼的六十多岁的大娘，我叫她“老妈妈”。

       老妈妈年轻时在上海纱厂做过工，能讲带乡音的上海话，很懂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所以她安排我住的房间、睡的床铺、起居用具等都让我感到舒心、自然（以后我看见其他知青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时，才知道老妈妈对我的安排有多么地道），除了用油灯，我甚至感觉比农场里住的草房好多了。

       老妈妈的丈夫，是一个高瘦、木讷的老头，看上去显得比老妈妈更苍老。很少听见他说话，每天看见他房前屋后不停地忙碌，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他姓黄，虽然是崇明人，但不是小竖河当地人。以前靠打短工度日，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抗战胜利以后，在小竖河镇遇到了丧偶的老妈妈，结合以后才算稳定下来。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三年前参军入伍，在驻崇明岛最东面的边防部队当卫生员。由于我的入住，给这个缺少年轻人的家，注入了一丝青春的气息。看得出，老两口都非常高兴，出来进去都是喜滋滋的。

       农场知青到公社插队，必须参加劳动，但不用记工分，依然拿农场工资，享受国营农场的劳保和福利待遇。当时公社规定，凡是接纳知青居住的社员，在分柴草的时候，可以得到社、队补偿（足以令人眼馋），但是不能向知青收取房租。知青吃饭的问题，既可以利用生产队的冷灶，由知青自己结伴开伙解决，也可以向社员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搭伙的方式解决。规定搭伙费每月8元到10元，由知青与社员自行协商。我按照最高标准每月10元，在老妈妈家里搭伙吃饭。没想到，就是这10元，在日后给老人家带来了烦恼。

       那时候农村都很困难，而崇明的农民更穷。听见社员说，上年分红，一工（一工10个工分）工值只有7分钱，壮劳力（一天可以记14个工分）一天的工值不到一毛钱。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分红时扣除分配以后，很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家庭，不但拿不到现金，甚至会倒欠生产队钱。所以，那时候钱是很金贵的，而10元钱，绝对是一笔可以令人眼红的巨款。

       社员们可不管有没有规定，也不问老妈妈每天给我吃什么，尤其是那些长舌妇，只盯着那10元钱，传出了各种流言蜚语，好像老妈妈得了多大的好处。人言可畏，老妈妈终于顶不住了，不敢再让我搭伙了。队长为难地与我商量，10元钱对社员们的诱惑太大了，从下月开始，让我在西宅和东宅的社员家里轮流搭伙，有点类似在小说上看见的吃“派饭”，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老妈妈在一边尴尬地想解释什么，又不知怎么开口。

       毕竟是因为我的事，才让老妈妈受了委屈，总要想点办法弥补一下。我依然住在她家，以每天晚上都要看书为理由，从此负责购买全部灯油。老妈妈见我不怪她，激动不已，老两口对我更好了。

用心学农技

       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房东黄大爷原来是赤贫，那么请他给我忆苦思甜，就是最好的受教育方式。所以我好几次准备好笔记本，很正式地请他给我讲讲过去的苦日子，随时准备记录。大爷看见我一本正经的架势，不免有点紧张，酝酿了很久才开口：“老早，苦来唠，奥去话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每一次都是这样。

       后来与黄大爷拉家常时，他告诉我，过去吃苦的人都笨，聪明人很少有吃苦的。乡下人没机会读书所以都笨、都穷，但是只要学会做农活，每一样都能够做到最好，就能少吃很多苦……没有悲痛欲绝的控诉，没有义愤填膺的声讨，更没有上纲上线的高度。对生活朴实无华的理解，却给我醍醐灌顶的警醒，让我瞬间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到农场参加工作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靠喊口号和耍嘴皮子，那吃什么？在农村，要成为生活的强者，除了好好学习农技劳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事吗？

       别看黄大爷已经老了，因为年轻时靠打短工谋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几乎没有他不会做的事。除了挑担有点力不从心，做任何一种农活，在整个生产队都算数一数二的高手。

       要学就跟高手学，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吃很多苦头。生产队里和我差不多年岁的年轻人虽然已经是全劳力，但还不是壮劳力。我强烈要求队长安排我与壮劳力一起劳动。我有工资不会争抢工分，多一个人做重活（壮劳力主要从事田间农技较高的劳作，其实就体力付出而言，有时候女社员的活比壮劳力更辛苦）有什么不好，队长很快就答应了。

       我很卖力地劳动，更努力地学习田间农技。每学一种新的劳作，每用一样刚到手的农具，我都会在第一时间请黄大爷给我讲解农具的特点和操作技巧。在很短的时间里，我逐一学会了用崇明铁鎝铲地、趟平、起垄沟、筑垄缘；用崇明瓦锹开沟、开渠、做斜坡、挖土方；学会用担绳捆扎、学会重担起步和换肩、学会打牛桩节、学会搓草绳、学会用草绳或岗草绳编织泥箬担等等农技，就连最简单的拔秧、插秧、收割等一般性农技，也很快找到窍门成为快手。

参加吃缸聚

       五十多年前，我就能用崇明话流利地讲“吃缸聚”这个词。可直到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才刚刚知道“缸聚”这两个字怎么写，怎么解释。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将食物放在一个大缸里，然后一群人聚在缸边一起吃，多么过瘾，多么豪爽！比我们农场里讲的“唰一顿”在字面上更加粗狂，在意境上更具诱惑力。

       我插队的时候，社员除了过年和红白喜事，吃缸聚大概是以吃喝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比较喜闻乐见的老百姓自发的聚会。虽然吃缸聚很普遍，但绝不是天天可以吃的。大概要满足几个条件，吃缸聚才可以办得起来。首先参与者全部都是男性，一定会喝酒；其次参与者在家里都是掌握经济权的，用钱有一定的自由度；再有就是大家想吃的东西一定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凑齐。在那一切都讲政治的年代，很少有人敢和带着各种“帽子”的人凑在一起吃吃喝喝，那可是要命的忌讳。也不可以在农忙的时候吃缸聚，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最后就是因为大家都穷，所以精打细算是每一次吃缸聚的基本原则。

       秋收以后，天气渐渐转凉，今年收成不错（我插队那年，第五生产队一工工值为1角4分，是全大队最高的）大家心里很高兴。突然有人提出今天晚上吃缸聚，马上得到好几人响应。有人提出，谁家那头自留畜胡山羊可以吃了，一下子田里的壮劳力都兴奋起来，都要参加。我还没听懂什意思，队长就喊：小杨，夜里吃缸聚你也参加，不要你钞票，只要你出两斤粮票，买老白酒。我一面忙不迭地答应，一面急急忙忙地打听怎么回事。

       等大家商定，马上有三个壮劳力先后匆匆地离开了大田，他们都是去做准备的。一个自留地里蔬菜品种比较多，今晚吃缸聚就在他家里，我出的粮票就交给他，顺路买酒。一个去买羊，他杀猪宰羊、开膛破肚是远近闻名一把好手，晚上要吃那只羊就是他提议的。最后离开的那个，是要去河里摸鱼，秋天的虾、蟹、老板鲫鱼也已肥壮，大家都要吃。这三个人离开是要扣工分的，到时候大家会以每人1角钱的标准补偿他们工分损失，还包括他们为大家做准备的酬劳。吃缸聚以后再结算，大家一起分摊。

       羊肉，我不是很喜欢但也不拒绝。买一只羊来吃，什么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期待。

       收工以后，我来到吃缸聚的社员家。只见灶屋间里蒸汽弥漫，人影攒动，灶屋门口晾杆上，挂着一整只被宰的山羊，白玉色的肥壮躯体在微暗的天色下特别显眼。羊肉还没烧，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突然传来队长的声音：小杨快点，就等你一个人了。我急急忙忙走进灶屋间，只见一张大方桌边上围坐着11个人加我正好12个，有点挤但不影响吃喝。灶上还在烧菜，灶面上挤满了还要烧的鱼虾，桌子上的菜已经堆满，令人垂涎欲滴。每人面前放一个大碗，盛满了米色的老白酒。我说看见羊肉还没烧，以为还早，就在外面等着，他们哄堂大笑。这时候我才弄明白，原来所谓吃羊的缸聚，其实只吃羊头、羊脚、羊血、羊内脏。而羊肉和羊毛，明天要拿到镇上的早市去卖，卖完了大家才能结账。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喝那么多酒，有点高。

       第二天结账，卖掉羊肉、羊毛（供销社收购羊毛），算下来大家不但不出钱，反而每人得到1角2分钱。像这样吃缸聚吃出钞票来的事经常有，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