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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思想的智识来源 1.洛克伍德《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 功能论、冲突论并不是互斥的，规范—共识—秩序与权力—异化—冲突并不是对立的。洛克伍德认为，一个系统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与系统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系统整合）必须区分开来。也许在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的矛盾，即很多系统问题，但在行动层次上却不必反映或表现出这种矛盾，亦即不必有可见的抗争、公开的冲突、阶级斗争等等。也有可能社会有抗争或冲突，但却不影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2.权力社会学：移居到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冲突社会学 历史取向的权力社会学或冲突社会在当时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爆红，离不开一部分历史学家与知识分子，如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安德森；也离不开埃利亚斯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任职，其《文明的进程》主要核心命题是国家的建立过程会产生规训作用，这种宏观过程，会将自我控制逐渐内化到人的内心当中，以此对一个最私人的感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对于福利国家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在英国相当盛行。此外迈克尔·曼的权力理论也对吉登斯有着较大影响。 吉登斯学术脉络 吉登斯最初是心理学专业，后来在攻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时转向社会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那时英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1961年吉登斯成为莱斯特大学的讲师，并与埃利亚斯成为同事，继承了埃利亚斯对帕森斯功能主义帝国的理论攻击。一般来说，早期吉登斯看来不太专注于宏大的社会理论问题，尽管他研究自杀的论文和他编辑的论著《自杀社会学》（1971）少不了概念的思考。早期阶段的另一个方向是吉登斯的《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该书讨论与现代社会中阶级和阶级形成问题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吉登斯在该书中引进了现在已经很著名的“结构化”概念，与之相关的论述是，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实践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第二阶段开端或多或少跟他从莱斯特大学转到剑桥大学有关，1969年起，他在剑桥大学担任讲师，15年后成为社会学教授，同时任国王学院院士。20世纪70年代起，吉登斯的作品逐渐显示出他对宏大理论的兴趣。比如，他撰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批判性分析的著作以及介绍性著作，这一时期主要为解释社会学经典。 随着《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的问世，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本书是吉登斯第三阶段的标志。虽然他仍然冷峻地讨论其他作者，但解释现在已成为次要的事情，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他自己对社会理论贡献的特征。通过他对范围广泛的不同思想传统的讨论，吉登斯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社会的构成》（1984）。 第四阶段吉登斯主要论述点在文化社会学，尤其是探讨与现代性和去传统化有关的问题。这一阶段始于80年代晚期，那时他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校区讲学。90年代《现代性的后果》（1990）出版，吉登斯阐发了高度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及其与后现代状态的联系。这一时期他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疆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及最高级的现代政治制度。他继续开发的相关主题是专注于在人格结构层面上同时发生的变化（《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超越左与右》预示着第五阶段，这本著作作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讨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议程的可能性。后期的《该轮到你了，布朗先生——工党如何能再赢》、《气候变化的政治学》等书，表示吉登斯的兴趣已经超出了纯学术活动的范围，面对较多的实际问题。 吉登斯理论思想 1.行动理论的六个特点 2.秩序理论的三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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